一名典型香港师奶的一天是这样开始的：每天早上7点50分，我会准时和我的孩子们道别上班。此后的十小时内，我必须依赖两名菲律宾籍工人姐姐来照顾我三岁大的女儿和八个月大的儿子。在不少香港双职工家庭，这是每天都重复的情景。
我的很多内地朋友都羡慕我这样的生活。在她们眼里，外籍佣工(下文简称外佣)绝对是在香港生活的一大福利。我有一位美国女友短期来香港探访，对香港的外佣赞不绝口。她说，她受够了那些在美国的华人保姆又懒又拽的态度。比如，在她埋头拖地吸尘的时候，她那五十多岁的华人保姆正把腿搁在茶几上，一边看电视，一边津津有味地啃着她从超市买回来给孩子吃的有机苹果。回到美国后，她把我的菲律宾工人的日常工作时间表交给她的华人保姆。第二天，她的保姆就辞职了。
和千千万万的香港“师奶”一样，我对我前后雇佣过的四名工人姐姐无比感激。没有她们，我绝对无法继续自己喜爱的工作。我的一名姐姐负责照顾我的三岁女儿，早上送她去学校并且接放学，下午负责打扫，还有陪孩子玩耍，上兴趣班。在她的带领下，小妞爱上唱歌跳舞，扭腰摆手之间都带着浓浓的菲律宾风情。另一名姐姐负责照顾我八个月大的儿子，半夜会给还没有断奶的弟弟换尿片，然后抱来我的房间喂奶，白天除了短暂午休之外，包揽洗衣煮饭和照顾婴儿，甚至负责带弟弟一周两次去中环的诊所看脊医。当我晚上回到家接手陪娃玩耍的时候，两位姐姐还需要洗碗，整理厨房，打扫客厅，烫衣服，准备第二天的早餐。
在香港，这样的每日工作流程应该还不算最辛苦。一些家庭因为居住条件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只能依赖一名姐姐来负责全家的生活起居，包括一名婴儿，一名幼童，夫妻双方，甚至可能还有共居的老人。即便如此，每天十几个小时重复同样的家务劳动，面对一个奶娃和一个“horrible three”(可怕的三岁幼童)，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有这样那样的磨合。比如，其中一位姐姐总是爱玩手机，甚至有一次在黑暗的房间里喂完奶抱着弟弟一起看(我的内地女友一的评论：“纳尼?居然还可以要求阿姨不玩手机? ”)。又或者之前一位姐姐因为性格好静，不爱带我的女儿去玩她最爱玩的双层滑梯(我的内地女友二评论：“你开玩笑吧，阿姨带孩子，没断手断脚丢了小命，你就知足吧!”)。再比如，带着姐姐回国，和亲戚在饭店吃饭，姐姐主动先给弟弟喂奶，抱着弟弟等我吃完接手。(我的内地女友三：“妈呀，不是应该你抱着娃，让阿姨第一个上桌，先吃鸡腿的吗?”)。但幸运的是，我和工人姐姐们在不断的磨合中，双方都在不断地妥协，不断地成长。或许她们没有因为我成为一个更能干的工人姐姐，但我无疑因为她们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师奶”。
然而，并不是每一位香港师奶，都如此“好彩”。根据香港政府统计，自1970年代输入外佣开始，香港目前大约有三十万外籍佣工，其中菲律宾和印尼佣工大约各占一半，剩下少数来自泰国、孟加拉国、印度等其他东南亚国家。相见好，同住难。关于香港雇主和外佣之间关系的负面报道，层出不穷。例如2014年轰动全球的印尼籍女佣Erwiana Sulistyaningsih被虐案，她的香港女雇主罗允彤被裁定袭击及恐吓等19项罪名成立，判囚六年。一夜间，香港被抬上国际舆论的风头浪尖，背上“剥削外佣，没有人权，人间地狱”等各种罪名。不少香港本地媒体都以“令港蒙羞”等字眼报道这起虐佣案件。外佣组织纷纷要求梁振英特首和香港政府向Erwiana道歉。
但是事隔两年，另外一起雇主和外佣之间的法律纠纷却似乎被国际舆论“选择性”忽略。事件中的雇主杨太，突然被自己的印尼籍佣工告上法庭，被指长期虐打兼扣薪。其中的一项呈堂证供，是这名外佣写的日记，其中写满了被雇主虐打的内容，包括“掌掴，扯我头发”，“打我胸部，推撞墙壁和脚踢”等，读来触目惊心。外佣向警方落口供时，亦有向警方详细口述日记内容。然而，其中记录部分“被虐打”的日期，竟然是在此名外佣已离开雇主杨太家中的时间，令谎言不攻自破。据本地媒体报道，事件扰攘一年，杨太为自证清白，避免成为下一位人人喊打的虐佣雇主，几尽崩溃。外佣竟然有计划地编造伪证，诬蔑雇主，即便诬蔑不成功也无需承担任何法律后果，一时间令全港几十万师奶雇主心寒和自危。
当年Erwiana案的审判过程，也被本地和国际媒体广泛报道，“未审先判”的气氛浓重。香港《壹周刊》杂志在今年年初采访已身陷牢狱的罗太，质疑香港法庭是否有因为国际舆论压力就重判甚至误判雇主罗允彤的可能。不少香港师奶也在网上支持罗太，认为该案疑点重重。例如，东周网报道称，Erwinna称被雇主禁锢在家，“不知时日”，只能依靠冷气机或暖炉来推测季节。然而，罗太却在庭上播放三段她家中门锁运作片断，证明Erwiana应曾看过被告及其家人如何开门，没理由不懂开门。对此，Erwiana称曾试过打开，但未能成功，又形容自己是“乡村女孩”，乡下家中门锁不是这样，故不懂如何打开。尽管存在上述疑问，Erwiana的证词最终仍被法官采纳。
罗允彤入狱之后，一名曾替罗太工作的前外籍印尼佣工Tutik，也走出来声称工作两年竟从来没有收到人工，故此向罗太索赔八万多元欠薪;但后来有媒体指出，这名前外籍佣工只为罗太工作了一年便离去。
外佣和雇工之间出现纠纷，各执一词，法官依法断案，理应中立。但在相关案件中，香港法官有没有因为舆论压力出现倾向外佣、对雇主不利的情况，的确值得思考。
2014年有这样一起案件，一名印度籍外佣擅自将幼童独自留在家中自行外出，两岁半女童因无人照看，爬出窗外坠楼身亡。其间，该名外佣向警方诈称从未离开居所，案发时她只是在洗澡。最后警方翻查附近闭路电视，才发现该名外佣在女童坠楼前离开住宅大楼。最后，外佣只获判一个月监禁。和被判刑六年的罗太相比，这似乎很难说服作为纳税人的香港师奶雇主们，她们的权益也是得到同样公平、公正保护的。
再例如，2011年香港天水围一名三个月大的女婴，在一名印尼外佣的照顾下，离奇丧命。女婴的母亲透过摄像头发现，该外佣给女童洗澡后将女童放置在沙发上，此后女婴在沙发上被发现死亡。验尸报告指女婴右边头顶曾受硬物撞击，导致两处头骨爆裂及脑出血，令女婴短时间内死亡。该名外佣最终因证据不足获无罪释放。
事实上，不少律师在为涉案外佣(偷窃，虐童，性侵等)辩护时，都会辨称外佣离乡背井来香港打工，“理应”得到额外谅解。这种外佣是弱势群体的假定，令不少求情都获得考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佣犯罪的成本。但这种外佣是弱势群体的假定，并不获得香港师奶们的认同。不少香港师奶需要外佣独自在家照顾幼童，完全无法保护自己的幼童才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不少香港师奶对工人有求必应，小心讨好，只怕她们不尽心善待子女，“我有人质在她手上，我怎敢得罪她”，这也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香港师奶的普遍心态。
至于家有女性幼童的雇主，则更会多添一份担心。据本地传媒报道，2007年，一名印尼女佣多次将自己照顾的一对三岁及五岁的小姐妹，交由儿童游乐场的职员带入房内肆意性侵多达20多次，以换取每次200至500港币的报酬。审判过程中，该名女佣辨称，虽然有每次收取金钱报酬、以及事后在女童内裤发现污迹和血迹(医生报告指出处女膜有破损)，甚至女童事后有向外佣诉苦并拒绝入房，但她仍然“声称”并不知道房中发生何事，坚持将这对姊妹带去游乐场供人侵犯。此前更有一名外佣，在雇主上班时，将女少主带去酒店和男友幽会。事后外佣进入厕所淋浴，男友见色心起，将该名女童强奸。
即便是男童雇主，也未能幸免于难。例如今年初爆出的13岁男童，疑于在其8岁至10岁期间，多次遭45岁女菲佣非礼及逼令性交，轰动香港。男童事后情绪崩溃，心理受到永不磨灭的创伤。这些还都只是浮出冰山的一角。香港本地论坛中也时不时见到雇书诉苦家中幼童遭到不同程度的人身伤害和性侵，却因证据不足，只能选择赔偿给外佣一个月代通知金和回乡机票，即时解雇犯事外佣。
这些雇主面临的困境，和香港没有单独为外佣设立劳工法规有关。现今香港外佣和本土佣工适用同一部劳动法 ，即在双方都需要给一个月通知或者一个月代通知金，才可以解除劳动关系。这样的法例造就了香港独有的外佣“博炒”现象——当外佣不想再为雇主继续工作时，部分外佣不主动提出辞职，而是通过故意在家中搞破坏而得到解雇，并获得一个月工资赔偿和回乡机票。
前不久，我的一名女友就惨遭外佣博炒。她的外佣通过故意不服从指令、黑脸、拒做家务等行为，希望被解雇，但没能成功。后来，该名外佣将年仅三岁的雇主女儿抱在洗手台上，致使女童从洗手台跌落，腿部被严重割伤，需缝合十几针，并将留下永久性疤痕。我的女友虽然报警处理，但警方以无法区分是“故意”还是“疏忽”为由，拒绝立案。
我的另一名女友，其外佣关掉自己的手提电话，然后将她的五岁儿子遗弃在商场。男童被街边好心店家收留，并协助他打电话找到母亲。小男孩告诉妈妈：“姐姐说，我不要你了，然后她就自己搭电梯走了。”我的女友报警后，警方称，男童已安全回家，并且无法证明外佣是“故意”遗弃，以及无法证实事后该名外佣有无主动回去找男童，所以不接受立案处理。我的女友惟有赔偿机票和一个月代通知金，和该名外佣解除合同关系。
如同上述案例中一样，当幼童在外佣的照顾不周之下出现受伤或意外，几乎不可能搜集到足够证据去证明外佣是“故意伤害”抑或“疏忽照顾”。以至于在大部分情况下，雇主只能选择赔偿代通知金即时解雇，而无法追究外佣更多的责任。这个漏洞，很难说不会被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外佣利用，通过伤害幼童，来达到即时解约，并且得到赔偿金和和返乡机票的目的。
另一个无法假定外佣是弱势群体的原因，除了前文提到的国际舆论风向，则是三十万外佣背后日益壮大的外佣工会组织、人权组织、法律援助团队、甚至一些香港本地政党。当一名外佣陷入法律纠纷时，她随时可以获得实力雄厚的工会组织及免费律师团队支持。相形之下，“单打独斗”的香港师奶雇主们却似乎更处于弱势。
我的一位女友提起她与外籍男性朋友的辩论：后者认为香港的外佣是modern slave(现代奴隶)，并说支持香港的外佣争取一系列权利，诸如居留权、最低工资、允许外宿等等。我的女友则说：“Modern slave?我才是好不好!上班看老板脸色怕被炒鱿鱼，下班看姐姐脸色怕她炒我的鱿鱼，又有谁来同情我!”
香港师奶们面对不为外界理解的种种艰辛，在公众舆论中也甚少得到同情，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在于香港外佣的低廉工资。她们的最低薪金由政府设定，目前是每月港币4210元，远低于香港法律规定的本地劳工每小时32.5港币的最低工资。这令香港师奶雇主从一开始就背上“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原罪，以至于在不少劳资纠纷中，外佣更容易在“被剥削的廉价劳动力”这样的弱者光环笼罩下，获得脱罪和宽容。
事实上，每月4210港币并不是雇佣外籍工人的真实成本。聘请一名海外佣工，雇主首先要支付高达1.2万港币或更多的中介费。而这中介费，几乎无法保证雇主的任何权益。我的好几名朋友，在全额支付中介费之后，已经签好雇佣合同的外佣因怀孕、生病等原因而无法抵达香港工作。中介费就这样打了水漂。即便工人顺利抵达香港，也有不少外佣只工作几个月便博炒，令雇主需要额外赔偿一个月通知金及返程机票。一位朋友一年间遭遇外佣三次博炒，仅中介费、解除合约通知金以及来回机票，就花费了将近六万元。其中有一位外佣，更对我的女友直言，“我就是想来香港玩玩看看，玩够了我就回去了”，令她哭笑不得。
外佣和本地雇工适用相同的劳工法条款，也增加了不少聘请外佣的隐性费用。我的一位女友就遭遇外佣怀孕。佣工一旦怀孕，根据劳动法，雇主就无法解除雇佣合同。为此，她只得额外聘请另一位外佣来照顾家庭以及这名怀孕的外佣。而这位怀孕的外佣，则大腹便便无所事事的在女友家一路养胎十月，一路照旧领取每月4210元港币的工资，直到产下婴儿，并在女友家休息了法定十个星期的带薪产假之后，我的女友才“可以”解除合同，但还需再额外赔偿外佣一个月代通知金和返乡机票，送她和婴儿回家乡。
部分香港外佣的雇佣合约条款，甚至优于本港的劳工保障，比如“无上限的医疗保障”：当雇主为外佣购买的保险不足以支付医疗费用时，雇主需要负责支付剩余的所有部分。例如我的一名女友就曾为她患乳癌的外佣支付数万元的医疗费用。另一位女友，外佣刚抵达她家两个月，便出现子宫大出血，需要去公立医院进行子宫切除手术。事后外佣坦陈，她早已患有子宫肌瘤，因为菲律宾当地子宫摘除手术费用昂贵，她只得出此“下策”，通过受雇香港家庭达到来港享受免费手术的目的，“巧妙”地将医疗费用转嫁到香港雇主和香港纳税人身上。
自1970年代引入外借佣工起，香港的蓬勃发展的确离不开外佣的贡献。外佣的劳动，解放了不少香港女性投身事业，并让她们在闲暇时享受更高质量的亲子时间。然而，这种一方付出劳动、一方支付金钱的正常雇佣关系，一旦被贴上“剥削廉价劳动力”的标签，就成为香港师奶雇主身上甩不掉的原罪。诚然，离乡背井的外佣权益理应得到应有的保障，但在复杂的劳资纠纷情况中，师奶雇主及其子女的权益又怎样得到合理的保障?尤其是在雇主方处于相对舆论弱势的情况下，如何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多个层面保证外籍佣工与雇佣她们的香港家庭之间得到平等的保护和对待，这是值得香港和国际社会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