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闻联播北京讯 记者王海珠】近日，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2019）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主题为“中国70年发展历程与大国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张平出席并发表了题目为《中国70年发展历程：从比较优势到要素质量升级》的演讲。（以下为演讲全文）
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张平
张平：非常感谢，我受大会委托，专门做一个主题发言，我想70年确实是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概述的讨论，我希望用五六张图能够简单的把我们的改革和发展进行概述，也讨论讨论未来中国经济如何转型。
我们第一张图就可以看到，其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确实工业从无到有，整个工业化进程从速度看一点也不慢，大家看它的增长速度6.4%，对比改革开放后的9.4%还有差距，但是从全球看也很高。但改革开放前遇到了三个问题，一是大起大落，第二是是有增长无发展，20年的工资冻结使得所有的老百姓无法分享到增长的成果，是大家勒着裤腰带搞的工业化，而靠精神激励的方法到了70年代末，已经无法维持，1976年经济增长接近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改革开放前通过计划经济的方式动员了全部的经济剩余,靠前苏联技术援助和自力更生初步奠定了我国工业化基础。但事实也证明，如果继续封闭的计划体制动员模式，这种忽略人民分享的模式或者无视个人利益激励的方式是完全不可持续发展的。这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根本共识，中国改革开放头一条就是发挥人们的积极性，城市中的“物质激励”，农村承包责任制从激励开始，让人民分享到增长，才能使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以，后面40年的高速发展也是让人们不断分享到中国经济增长中的利益，使得经济发展和个人利益有了激励相容性，这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
从波动来看，我们能看到波动是非常剧烈的，在改革开放以前波动是非常大的，最弱的时候负27%，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增长的速度不但高，而且波动趋于平稳，这是我想给大家展现的一张图。从70年的光景看，我们也不能否认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识之士对整个工业化的探索，使得中国在一个落后土地上从无到有，然后经过演进，改革开放后吸收了前面的错误，批判了前面的错误，吸收了前面的经验，推动了中国的持续发展。这是我想讲的第一张图的概念。
第二张图我想给大家讲讲改革开放以后，也并不是说一马平川，一改革中国就全成功了。大家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看到的红线，大的整个波动，一个是GDP的波动，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之前的大幅度波动是来自于经济增长，由于冻结物价和冻结工资，物价波动只有一次大波动，其他相对不明显。大家看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能看到的通货膨胀，确实急剧发展，1985年通货膨胀超过两位数，1988年通货膨胀再超两位数，到了1994年我们通货膨胀高达24%。所以，我想说的是改革开放以后，改革是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呢？并不是。它必须是三位一体的，改革、开放和宏观稳定三位一体。中国渐进式改革和开放在1994年，加上宏观稳定，在这个关键历史点高度结合了。
大家知道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的改革热情很高，但是热情高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微观激活了，但是宏观混乱了，混乱到1994年通货膨胀高达24%，海南炒地问题，信托高负债问题都来了，走私成灾，中国没有因开放而得到贸易顺差，但是1994年人民币并轨改革，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人民币贬值后，1995年中国就结束了贸易逆差的历史，中国从1995年以后到现在全是贸易顺差，年年贸易顺差，整个我们能看到的中国从1994年的改革，中国就从原来内部的工业化过程转向了一个我们称之为基于开放的工业化过程或者出口导向的工业化，这点非常重要。所以，开放才使经济转向了高速平稳的增长阶段。所以，我要想讲的出口开放非常重要。
同时，开放中我还想讲两个最基准的概念，第一个叫宏观定价，决定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并不是像人们讲的我们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就有比较优势，没有这么强大的宏观定价一次性贬值，中国大家可以看1994年以前全是逆差，1995年以后全是顺差。这一年是一个重要分水岭。所以，宏观定价是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
我想讲的第二个,基于出口导向建立了中国的基于出口导向的宏观管理体制，使得我们看到的物价水平逐步平稳，经济高速发展。我们所有的统计指标都可以把这点看得非常清晰。能够看到，没有一套宏观稳定的策略是不可以的。我们给大家举的东西很简单，第一，我们整个货币供给是基于外汇占款的。我们的央行资产是以外汇占款为基准的。所以，我们的货币发行得到了有效的抑制，没有乱发货币。中国发的这些基础货币都是我们从海外一点一点辛苦挣来的外汇累积下来的。所以，我们的货币从基础货币没有超发问题。第二，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税收是基于工业部门增值税的。所以，我们整个宏观调控体制，产业政策完全是基于出口导向的产业政策。我们也看到非常强力的保护幼稚产业，提高国产化率，这都是非常重要的，现在讨论的很多东西,提高国产化率，各个地区外资的三减两免，减税招商引资，这一套所谓的宏观三驾马车都是指向出口导向发展。所以，中国的开放，宏观稳定和改革可以说缺一不可，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中最重要的成绩，就是从过去的实体的波动，后来又转到了物价波动，后来才转到了高速增长和平稳的发展。这是我想讲的第二个重要的逻辑。
第三，中国现在又处于什么样的阶段。到2012年，中国工业化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全球的市场份额上也是到了非常高的水平。所以，2012年以后，中国工业化的比重开始逐步下降，进入到了我们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讨论的“结构性减速”阶段，就是工业化的比重开始从2013年低于了2012年，工业、制造业比重逐步下降，这一结构比例下降就带动了经济增长的减速，标志着以全球市场为规模的制造业的规模增长逐步结束。这个速度性下降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知道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再也没超过8%，到了2015年我们的经济增长没有超过7%，可以预计到2021年以后，我们的增长不会再高于6%的更多。我们慢慢的就向着结构性的减速方向转变，直到完成了高质量转型，才能进入新的可持续发展阶段。
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是需要一整套我们称之为制度性变革和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改革，与此改革相匹配的是宏观政策的一系列调整，以及我们作为大国崛起以后，放弃小国的出口导向模型。变成大国以后在国际上更广泛的开放，这个开放是国际规则的接轨和参与。所以，我们在这里能看到2012年以后我们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慢慢开始变化了，这就是我们发展阶段的转化。
到2019年，我们的城市化率突破60%。所以，中国已经成为以城市经济为主导的体制，城市化率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它会推动消费与服务的比重持续提高。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现在知道的我们现在整个经济转型的三大要素开始发生变化。什么要素呢？第一，我们的服务业比重高于了制造业，服务业成为了一个主导，第二，我们的消费比重要超过投资对经济的贡献，这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第三，我们必须提高创新贡献，对冲要素积累的贡献下降。这三条都是现阶段经济阶段转换的一个根本。所以，这就是我们给大家描述的这三大动力转换的一个特别特殊的地方。我们通过这三大转换让大家能够深刻的理解这个阶段转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安排这种激励，新的宏观来平衡从工业化向城市化转移的宏观的一套体制和一套基于大国的规则性跟国际接轨的开放体制。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比较需要艰难探索的。
城市化率突破60%。我们现在的挑战是什么？比较优势见顶，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出口导向发展，我们工业品出口占出口工业品品的15%多，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如果加上香港地区转口贸易，我们基本上快达到20%，这已经创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出口份额比。我们靠比较优势，随着我们人均GDP的高速增长，我们汇率的升值，还有我们各类城市化推动的房价上涨，我们的比较优势成本逐步做不到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素质量的升级。
什么叫要素质量升级？我们可以讲所有工业化的一个特征，按照钱纳里的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看，工业化部门其效率远高于传统部门，国家通过干预手段集聚资源推动工业化，从而提高了国家的经济效率，非平衡的资源积累模式是结构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基准。所以，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中国家干预的作用非常大，我们还可以看看钱纳里总结的结构主义发展的五大事实。
中国的工业化在这赶超条件下经过两次大发展都是做的非常好，但是这时候比较优势逐步丧失，你要靠市场激励进行内生发展，则需要提升要素质量和制度激励架构。我们要把要素分成两种要素，一种是我们知道的传统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这两种要素要升级。大家知道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就是讲到劳动要素的升级，是如何发挥金融的效率，使它的配置效率升级。第二种是新要素，包括很多新经济因素，信息、知识、网络、制度规则，他们是一种非占有型的具有外溢功能的新要素，呈现出越使用越有价值，具有规模性递增性特征，很多靠的是所谓的新基建，如中国搭建的5G等。我们在新的创新领域不但要有老的要素升级，还要加入一组新的制度，知识产权保护这种好制度，信息、网络，靠规模递增的一组新要素来使得生产函数能够提升出一个新的档次，内生驱动经济。我们新要素供给是课题组这么多年来重要的讨论。
除了我们要讨论老要素升级以外，更要讨论新要素的组合者企业家在高质量转变中的巨大意义。这里面关键就像熊彼特讲的，说一千道一万，推动创新的核心动力还是企业家，不尊重企业家的制度安排是不可能激励一个创新的。新的创新包括质量转型向高质量转型的创新，不是靠国家干预出来的，而是靠企业家努力进行作为才能行的，企业才能组合出新的要素组合，才能发现未可见之需求，才能发现创新的潜质。只有这样，你的整个创新问题才能从所谓的国家干预的宏观问题变成企业基于微观分布式创新，然后进行内生性增长。我们看发达国家的机制，会发现市场配置是依据效率来的，因此也没有必要再做产业倾向性政策安排了，如加速服务业发展还是加速制造业发展，现在已经不是需要你加速的问题了，是依据需求-效率变化市场自动配置的问题，政府的结构主义干预失去了发展阶段性的支撑，要积极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而不是生产性政府了。谁的效率更好，谁的创新性更强，要素自然按市场就会配给他，企业家就会蜂拥而至到这个行业。所以，我们现在要改变政府作为要素积累者和干预者的角色，让位于企业家进行新要素的投资组合，从而使我们这一套发展进行积极的转型。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想讲的一系列关于中国高质量转型的关键。
钱纳里的结构发展理论做得很好，落后国家里因为有这么多结构机会，政府正好进行资源配置。所以，政府干预有它的历史贡献。但是到创新的阶段，干预变成了很多桎梏。平台经济有企业性的提供平台，有的是百年商会提供的各类组织平台，政府提供平台应该有什么效果，都是值得评估的，也是我们现在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不是讨论别的问题，而是讨论新的中国转型中的发展机制问题。
中国面临的两大挑战，我们所有积累型要素都在持续下降，我们创新不但没有提高，而且贡献仍然在下降。第二，中国效率下降以后，不得不稳经济增长，大幅度的拉高杠杆率维持增长，红线是劳动效率下降。蓝线是M2占GDP比，不断拉高经济杠杆来维持经济增长。所以，中国一方面在累积金融债务，另一方面那边创新不断下降。所以，中国的创新确实要从政府干预的思维模式转向如何积极激励微观，中国这次减税降费是提供了一次比较好的实验，但是中国这次减的是增值税，并没有在所得税上进行减税。所以，中国这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转型是非常不易的。
中国高质量的转型，要素供给变革，这包含了不确定和不连续性。这一点也是非常痛苦的。原来我们政府说我投入了钱，我就马上得到了效率，现在这个新要素升级阶段则不是直接对应的。比如咱举个例子，消费为主，提高了人力资本，，但是提高了人力资本的人能不能创新进行效率补偿呢？不确定。你孩子上了大学，教育投入了，隔了十几年他是不是能够有更高的效率满足补偿投资回报呢？不一定，而且跨期不确定。所以，关于创新的效率补偿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问题。所以，在国际上多使用了一个重要的工具，那就是我们说的金融工具，金融是进行跨期匹配的，通过金融的跨期匹配，然后消除一定的创新跨期的效率补偿不确定性。国际上使用的第二大工具，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等要素市场制度质量，让要素-创新匹配和要素回报激励更有效。金融工具和高质量要素市场建设都必须是在开放和全球化的条件下完成的。
中国当前的宏观政策框架是基于出口导向的工业化的宏观体系，如何向大国模型转型？我们的货币供给是基于外汇占款，随着外汇占款的下降，货币供给如何转型？现在只好靠提高货币乘数来维持货币释放，这显然都与经济发展不合适。第二，我们税收以增值税为基准，城市化最重要的是基于所得税与享受福利相匹配，这都是重要的税收方面的挑战，财政支出挑战更多。第三，我们产业政策过去以干预保护，强制提高国产化率和招商引资减税作为产业战略，现在都需要更强调放松管制，提高竞争中性的这套政策。所以，这三个转型也是我们高质量转型的根本。
注：文中图片取自新浪财经相关报道，文字内容已经演讲者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