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欧洲的政策制定者都错判了全球经济的困境。它并非一个通过教科书般的凯恩斯式经济刺激(以及量化宽松等不寻常举措)就能解决的短期周期性问题，而是一个因长期贸易失衡导致的长期结构性失衡，而长期贸易失衡是汇率操纵、重商主义惯例和谈判糟糕的贸易协议的结果。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站到了舞台中央。
在全球化(真正开始是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代开启之前，美国企业管理者通过在国内工厂用资本取代劳动力提高了效率。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作为一种更有效的利润最大化方式，企业高管们将整个工厂外包到海外。
这种外包趋势在数据统计中得到了体现。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快速收缩。上世纪70年代，美国制造业聘用了全国20%的劳动者。如今，这一数字降至区区8%，仅自2000年以来制造业就损失了500万个以上的就业岗位。
对于那些将这种收缩主要归咎于自动化的人，我们只需让他们看看德国和日本，这两国分别将近20%和17%的劳动者留在了制造业，而这两个国家是机器人领域的全球领袖。
随着美国制造业基础的收缩，生产率一直下滑。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单位劳动成本每年增长6.8%，80年代降至3.6%，90年代降至1.6%，本世纪至今为1.2%。
生产率下滑反映在了对外直接投资(FDI)增长上。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只有1092亿美元。上世纪80年代，在全球化的推动下，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59.2%，至1748亿美元，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10年分别达到1.1万亿美元和3万亿美元。如今，对外直接投资正以4万亿美元的速度向前挺进。
当然，并非所有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因为外包。一系列的糟糕贸易协议和长期汇率失调阻止贸易恢复平衡，加快并放大了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减少以及美国生产率的下滑——还有相关的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和薪资停滞。
这很难说是传统观点。欧美的传统观点都继续倾向凯恩斯式的刺激。然而，新研究越来越让人质疑标准的“贸易利得”说法，这种说法既合理化又推动了全球化。美联储(Fed)的贾斯汀•皮尔斯(Justin Pierce)和耶鲁大学管理学院(Yale School of Management)的彼得•斯科特(Peter Schott)联合开展的研究，将2001年至2007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减少18%的多数原因归为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一项决定：作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部分，美国赋予了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其他一些研究总结称，“中国贸易冲击”更多的是一种零和游戏，美国劳动者和美国经济处于不利地位。
更广泛的教训是尽管出口确实会创造就业，但最终重要的是净出口。如果美国等国和欧洲等大陆长期处于大规模贸易赤字，而中国等国不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以平衡贸易，那么糟糕的结果最终会以外包加快、增长放缓、生产率下滑以及薪资停滞的形式出现。
这是美国现在所处的经济和政治情况，特朗普如此受欢迎也就不足为奇了。与上世纪80年代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一样，这位共和党总统提名人选明白，美国的经济困境只能通过全面结构性改革化解，尤其是在贸易和税收政策领域。
例如，美国35%的企业税税率意味着，企业只能将65%的税前利润计入税后利润。特朗普提议的15%的企业税税率意味着企业利润将比目前提高30%，这将大大提高国内投资的吸引力。
特朗普的更广泛任务是通过消除欺诈和结构性失调，恢复美国经济的活力并重塑人们对全球自由贸易秩序的信任。欧洲可能会希望向他取经。在涉及到中国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在征收反倾销关税方面，欧洲一直落后于美国，而且现在正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