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会越来越雅了，雅到不做准备都不好意思参加。桌上摆着的请帖，有些要小心应付。尤其是那些毛笔小楷竖写，名后是“道席”之类问候，里面装满了各种与茶相关雅事。宣纸上有古琴、尺八之类的曲目，要品的茶来自武夷山“三坑两涧”，或者二十年，三十年乃至更有年份的普洱、白茶，偶尔也会出现些老六堡茶做点缀。当然，在“老”的语境下，老铁(铁观音)，老红(红茶)也颇受青睐。

能不能说话也是关键。茶界好多茶会，都是“止语”的，来的人不可以相互交流，只有在主人的声音中把茶杯端起，放下。主人会引导你怎么发现茶的滋味，主人也会引导你找到茶气，发现茶韵，必须相信茶神就在上空。

我每每看到写着古典音乐字样的就胆怯，生怕掌拍错了时间，也怕听睡着了。但偏偏现在的茶会，不是古琴，就是尺八。有一次我忍不住问身边听得津津有味的朋友，他回答说，我也不懂，在想其他事呢。那一天，古琴的演奏者是李祥霆，那把琴说是苏东坡留下的，喝的是价值百万的宋聘普洱。说到尺八嘛，在许多人眼里，与普通的箫好像也没有什么区别。

茶会上还会遇到一些大仙儿，喝得出海拔，品得出年份，连水的钠有多少、铁有多少都尝得出，也会被告知，喝茶的姿势不同，对身体有利的地方也不一样。遇到这些人，大约也只有倒背唐诗三百诗的气场才能降服。

雅茶会留吃饭的，大部分会选择在素菜馆，而大部分素菜馆是接受教育的好地方。门口摆满可以免费领取的佛学书籍，桌子上，墙上都有饭菜来之不易的告诫，抽烟喝酒是严禁，大声说话也是不许可。服务员非常有礼貌，进门鞠躬，出门鞠躬，点菜鞠躬，上菜鞠躬，你每要求一样都会收获一个鞠躬……参加完一个茶会，吃完一顿素菜，都会觉得自己好没教养，在手背上就能看出一个“小”字。

茶事变雅事倒不是当下特有现象。

东晋名士王濛，因为爱好喝茶，想培养几个与自己相同爱好者，但到他家喝过茶的却不买账，说喝茶是“水厄”，嘲笑声在1000多年后听到，依旧觉得刺耳。

唐之前的饮茶史，出身在寺院的陆羽耗费了很多时间去考证，但那些只言片语只能缝补出一个小章节，他只有腾出手脚，写了本充满汗水味的茶叶考察报告《茶经》。

有一位和尚借李白上位的茶故事，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李白唯一的一首茶诗《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为我们指出了茶变雅的全部机密。产茶的地方很奇妙，寺庙附近的乳窟，不仅有玉泉，还有饮玉泉为生的千年蝙蝠，因为水好，连80多岁的老人居然颜色如桃李。这里生长出来的茶竟然“拳然重叠，其状如手”。李白了解到他是第一个为此茶作传的人，有着唯一命名权与解释权后，兴奋异常。

茶的产地一定就是好山好水(这些地方也绝大部分与寺庙相关)，喝茶的地方自然也是名山大川(幽林小筑亦佳)，即便这些都不具备，有茅屋一间也无妨，只要水灵、具精、茗上乘(水一定有灵性，茶具一定有来头，茶只作佳茗)，佳人(只要是女的一定是佳人，哪怕是凤姐)侍坐，也会怡然自得。

唐代奠定的绝妙好辞体系非常牢固，等到后世有人想说茶“坏话”的时候，便会发现，所有的“坏话词汇”都不支持这样的反驳。这与酒完全形成一个悖论，酒是坏话太多，要绞尽脑汁才能阐释出喝酒的必要性。“酒池肉林”、“酒肉朋友”、“酒囊饭袋”之类，想想就令人心碎不已。

宋人继承了唐代与茶相关的全部绝妙好词。与其说茶是被水激活的，倒不如说是被好词激活的。

宋徽宗号召有钱人多喝点茶，脱脱俗气，专门写了一本喝茶指南《大观茶论》;明皇子朱权，为了喝茶，专门发明了煮茶灶台。江南的士大夫，则在美轮美奂的私家园林里，专门修建了品茶之地。

张岱走出精舍，把茶与人的互动推向了另一个高峰。其品得出茶与水的产地，茶采摘的春秋之别，得到了高人的褒奖。当下斗茶都是从张岱这里获得的启发，不过，张岱是品得出，大部分是“猜得出”，这是很大区别处。

乾隆每每下一次江南，都要去画几个茶室，他在北京模仿修建了20多个供己使用的江南风格茶室，还发明了“三清茶”以表志趣。

乾隆的族人后来把茶室发展成遛鸟看戏的游乐场。晚清时候，“打茶围”已经成为风尘场所的代名词，民国年间胡适不得不在“打茶围”后，做出特别解释。去茶室喝茶不再是雅事，周作人只好把自己喝苦茶的家命名为“苦茶庵”。

有些人不甘心茶就这样俗下去，茶室雅起来后，出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清茶馆”，经营要在门口特别提醒，本店没有棋牌室，不提供餐饮，只可以闻香，品茗，挂画，插花，所谓四般闲事。

茶本来在厨房呆着挺好(柴米油盐酱醋茶)，现在开足马力驶向书房(琴棋书画诗酒茶)，大约后人忘记了张岱晚年的忠告：即便是潦倒老人，也能在破床、破桌、破鼎、破琴、破书之间，与山水、日月、茶壶相伴。

茶与繁华无关，伸手可摘。考究我们的不只是品位，还有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