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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勇: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建设

“数字友好”是以人为本的公理系统和发展倡议,“数字友好技术”是实现数字友好发展目标的工具基础。CWTO数贸会研究表明,数字友好技术支撑下的大数据增值应用可以带来30%~160%的经济增量空间。此经济增量空间隐藏于现有不同的经济单元之间,需要通过数字友好技术打破数据壁垒及“零和游戏”的思想桎梏,以“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的产业实现使地方经济融入全国及全球经济循环之中,从而持续释放数字友好型经济增量的发展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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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是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转型升级过程中,顺应数字文明时代生产力变革要求而重新构建起来的农村、农业和农民新生产生活单元。其核心内涵是以三农为中心,以数字友好理念和数字友好技术相驱动,实现县城-集镇-乡村联动和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也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新型城镇数字化发展和科技化、普惠化、要素化、市场化、智慧化、民主化、法治化,并最终以高度发达的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文化建设及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一、世界城镇乡村、传统城镇乡村和现代城镇乡村的发展路径

农业文明时代,因生产力低下,家庭成为那个时代的基本经济单元,夫妻父母子女均依附于家庭,若干家庭组成的具有一定地理范围的乡村则构成了人类聚居地和初级市场。这个聚集、市场和治理进一步扩大,便形成了集镇和县城。乡村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自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也就是工业革命之后,乡村在各国呈现出多种变革和试点。

美国乡村改进模式。1909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召开“乡村生活会议”,成立乡村生活改进委员会, 统一负责乡村生活的各项工作,美国的乡村生活改进运动由此拉开序幕。美国乡村改进的核心是通过发展乡村教育,为农业生活做预备,使成人与儿童留在农村,使得农民成为公民,使乡村学校成为乡村社会的中心。具体采取的措施包括组织青年团体、设立乡村图书馆、改良乡村礼堂、设立发展农业的专门机关等。在基础设施层面保证乡村“道路通、给水通、排水通、电力通、电讯通、煤气通、热力通和土地平整”的“七通一平”,科学制定乡村功能分区, 明确划分土地使用类别。

德国乡村更新模式。德国1954年颁布《土地整理法》,将公共基础设施的完善法定为乡村建设的重要环节。1976年修改的《土地整理法》强调在乡村发展过程中要保留村庄特色和传统优势。1992年德国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缩小乡村发展的外延,代之扩大乡村发展的内涵,强调环境保护、休闲价值、文化价值等科学发展元素。

日本一村一品模式。1970年代日本因为城市工商业快速发展使得乡村的发展相对滞后,于是日本乡村发起一村一品运动。各县立足于本地资源,瞄准国内和国外市场,发展主导产业,通过农业技术个性,为农产品加工提高附加值,走产品多元化战略。依托政府和农业协会,开展农业人才讲习班培养农村优秀人才。同时,日本乡村居民在团体自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保障下,通过自治会和町内会等居民自治组织实现了乡村的善治。

中国民国时代新乡村运动。20世纪30年代,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界在山东邹平、河北定县、江苏无锡、昆山四地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尤以1931—1937年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主持的新乡村实验最具影响。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士农工商各有前途,贫富贵贱升沉无定。梁漱溟致力于在乡村传播科学技术,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以儒家文化塑造农民性情。后来日本、台湾等地的农村建设也吸取了梁漱溟乡村建设理念,如合作社、乡学村学的建立,工业反哺农业。

新中国乡村改革。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实施了土地改革,将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中国化,先集体化,后机械化,以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的形式,引导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开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挥了农民的积极性。2006年中国废除农业税,提出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再到如今在物质基础、设施条件、政治保证、精神文明、目标实现等层面提质升级,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渡到“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构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图景,使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达到更高水平。

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下的世界城镇乡村可持续发展之路

联合国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提出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前两个目标就与城镇发展和乡村振兴直接相关:1.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该议程的提出涵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需求,并强调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因此,加快乡村振兴不是将其视为城市发展的附属品,而是应该将其推到全球舞台的中心,致力于乡村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问题迫在眉睫,有以下几个关键角色和策略因素需要重新思考。

首先,贫困和低质是乡村地区存在的深层次挑战。世界人口近一半,包括五分之四的贫困人口都在乡村。在乡村获得教育、卫生医疗和其他服务较少。一些国家城乡贫富差距太大导致两极分化严重。其次,当下的乡村发展政策无法保证地球的生态健康。不断退化的森林导致气候的变化,也是诱发动物源患病率上升的原因之一。反之,气候变化对农村及农业有极为不利的影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第三,数字技术及其他前沿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为加速城乡一体化带来新的曙光。最后,经验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农村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农村人口稳步下降,这并不是一个国家转向高生产率国家的方式,相反有可能导致工业化,甚至农村生产总值和人口会保持持续下降。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所占比例因国而异,因此乡村发展也因国家的不同,存在的挑战也不同。在低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农村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67%和60%。即使在高收入国家,农村人口也是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因此,农村发展成为解决贫穷问题的核心。更重要的是,农村对一个国家的生态环境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我国高度重视城镇发展和乡村振兴,要防治新出现的“数字贫困”

城镇乡村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基地,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中国长期把粮食安全放在国家命脉上,主粮基本上实现了自给,人们由吃饱向吃好和讲营养转变。乡村也是中华文明的载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中国五千年文明最长阶段是农耕文明,中华文化具体的传承就是一个个茶乡、花乡、陶乡、绣乡、武术之乡、耕读之乡等各种中华文明遗产,并且造福于后人,构成无限相思乡愁。同时,乡村也是脱贫攻坚的难点,中国8亿多农民在习总书记的带领下摆脱了绝对贫困,但是也要持之以恒地努力,防止返贫,特别要消除新出现的“数字贫困”。乡村也是城乡经济循环的基本单元和潜力地区。村村通公路、5G、互联网、光纤、智能水电表、证照一网通使得乡村成为国家内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经济单元、内需动力和供给侧改革的阵地。

因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点难点在“三农”。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意见指出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四、什么是“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

“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是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中心,以发展乡村生产力为目的,根据数字文明时代的特征趋势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去助力实现城镇化发展和乡村振兴的新生产生活单元。

1.“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不再是自给自足经济、区域经济,而是全国统一大市场、自贸区、WTO中的重要环节。传统的乡村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是较小区域循环的初级市场经济。但是数字技术带来的通信、物流、组织的变革,使得个人和家庭成为了世界产业链中的有机环节,在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和自贸区谈判中,乡村居民除了自我消费和构成中国经济稳定的缓冲地之外,将越来越多地融入到国际化、扁平化的电子商务和数字贸易市场之中,既充分参与国际公共产品的价值创造,也充分享受到国际公共产品和均衡价格的普惠。

2.“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不再是我教你学的单向帮扶,而是产、学、研、用、展、销、运Web3.0式的模块化、伸缩化、生产化、产品与服务相融合的复杂经济组织与价值创造单元。

3.“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不再是依附于城市、服务于城市的层级单元,而是具有丰富的数字公共产品供给如数字教育、数字图书、数字文化娱乐、数字医疗、数字养老、广播、应急服务等公共产品供给的数字生活聚集区。

4.“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不再是事事都做的传统农业,而是发挥比较优势,运用数字基础促进优势产业创新、经济内生增长、低碳生态循环一体化、经济驱动现代重组的创新型经济体。

5.“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不再是需要扶贫的对象,而是真正双循环市场的供给方和需求方,是参与全产业链协同的重要组成成分。例如种子新品种、医药、皮卡下乡、光伏发电、农业生态旅游、订单农业等等。

6.“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不再是大拆大建,而是尊重乡村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文化特色、产业基础和功能定位,率先建设以县城为枢纽带动乡村建设、以点及面、可持续发展的产业与生态发展新团组。

7.“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不再是民主和法治、文化传承与文明建设的洼地,而是以数字技术驱动基层自治,以数字法院和数字普法促进人人守法,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实现增量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社会治理模式;是将延续中华文脉、传承优秀传统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机结合的实践场所与IP创造基地。

8.“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不再是村民与市民的区别,保障新城乡常住人口均等享有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司法诉讼等基本公共服务,推动农民社会保险参保,全面落实企业为新产业工人缴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障责任。以县域经济和县城为核心驱动乡村发展,坚持“一县一策”,以县城为主,兼顾县级市城区和非县级城镇,科学编制和完善建设方案,建设数字友好乡村。

五、建设“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是“农业数字化”和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仓廪实而知礼节。把贫困和发展问题解决好,乡村振兴战略就能够完成好。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一是将乡村经济融入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经济之中,实现市场定价,等价有偿,降低乃至消除城乡剪刀差,让农村居民享受到市场经济来带的均衡服务与均衡价格。方法二是通过应用科学技术,夯实乡村经济的内生发展基础,包括特色农业、生产制造业、休闲服务业、健康养老产业、文化旅游业等等。乡村振兴必须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而不是城乡差别二元化、剪刀差、以农养工之路;必须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必须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必须提升乡村居民的环境自信与能力自信水平,进一步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价值构建。数字友好理念和数字友好型技术,将会在提高乡村生产力、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乡村公共产品供给、乡村组织治理、绿色低碳、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的进程中成为开拓视野、开发经济增量、防治数字贫困、发展数字贸易、开展国际合作和开源节流的重要抓手。

六、共同富裕愿景下的“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建设

共同富裕需要继续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既需要保障物质富裕,也需要保障精神丰裕。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而不是杀富济贫。因此守住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底线,充分运用现代市场经济产权思维,运用数字友好理念和数字友好技术,盘活基础设施投资的沉没资本,多方提升各类农业资产的现金流,吸引社会资本,发挥农业农村的比较优势,成为数字友好市场经济的供给和需求方,是做好一次分配的重要方式。同时在二次分配方面,做好贫困户精准扶助,在产业链协同、基础设施建设、税收、国企社会责任和转移支付方面加大对相应价值环节的倾斜与帮助,以融入数字友好产业生态的活水,形成防止脱贫后返贫的机制模式。在第三次分配层面,鼓励社会贤达、社会资本以帮扶、结对子、产业项目建设等方式,不断提升农村居民的眼界与能力水平,建设宜居乡村,持续降低乃至消除城乡差距。

七、双碳愿景下的“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建设

能源和碳汇方面是双碳背景下“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建设的重要机遇。考虑到农村能源基础设施薄弱,技术开发资金投入不足,现代化、规模化运营水平低,能源服务能力普遍不足等情况,乡村振兴战略核心应为将优势资源转化为产业,以“富碳农业”价值链为基础参与经济循环,从而切实带动乡村经济及整体经济的发展。通过开发“数字友好美丽乡村建设融合发展”的示范项目,可以实现“清洁能源工业+富碳农业+休闲农业”的三产融合,拓展农民增收渠道,打造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采用桑竹一体化理念来发展富碳养殖产业。又如光伏发电可以降低碳排放,农村林场、草原可以构成碳汇交易,农村可以试点石墨烯用作建筑材料的添加剂,助力绿色建筑和减少碳排放。积极开展先进减排固碳技术,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环保、安全高效、减量控害、生态安全的农业模式,加快培育绿色富碳农业,同时搭好大平台,建立碳排放数据监管平台和碳汇减排数据库,提升多领域多维度碳排放检测能力。要打造“智慧的绿色”,以数字友好理念和数字友好技术为支撑,指导乡村产业布局与资产优化方案配置,创建碳汇减排创新技术体系与技术标准体系。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建立“能源+农业”示范基地和“富碳农业”示范区,探索数字友好农业和新能源产业融合发展。

加快制定政策法规,构建协同创新平台。应尽快出台农业农村碳达峰碳中和发展规划,构建监测评估体系和科技创新平台,强化科研、推广、教学、生产、加工、流通及消费等主体间的合作,推动农业农村“双碳”目标真正落地。以价值实现为引领,引导农民积极参与低碳行动。把农业节能减排及碳汇指标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探索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乡村居民共同参与”的农业碳汇交易机制,按政策给予补偿。通过创建“富碳村”“富碳镇”,开展典型示范、先进评选等激励机制,促进村民自觉养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习惯。

八、“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国际合作

在城镇化和乡村发展道路上,中国积累了广泛的多元化发展解决方案,包括知识、经验、良好做法、创新政策等。这些解决方案具有巨大潜力,可以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东盟、金砖、上合、APEC等多边合作机制与其他国家进行分享。实现数字友好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有助于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数字化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等。

另外,全球范围内大量公益慈善组织也在积极投身乡村建设,积累了丰富的乡村发展经验。在今年1月20日CWTO数贸会举办的“数字友好与碳基文明全球科学家大会新春对话会”上,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资深气候专家杨明博士提到去年全球环境基金专门为中国批准了一个900万美元的借款项目,以促进中国农村、社区的电力转型,也就是把电力供应从电网转向基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微型电网。其中数字化帮助120个村庄里面的社区和农村家庭监控自己的发电量和用电情况,联合国开发署和中国农业农村部就是这个项目的执行机构。

中国的社会组织在国内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同时,也要“走出去”参与国际合作。在独立自主、互相尊重、无任何附加条件的友好共识基础之上,平等接纳合作伙伴的文化差异和能力差异,为实现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扶贫、引入国际资本、健康养老等等都需要国际合作。通过建设国际数字友好乡村,将进一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的重要指示精神,拓展多元外交、民间外交思路,拓展国际伙伴参与中国乡村振兴的广度和深度,向世界介绍中国方案,从全球学习优秀智慧。

九、开展“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标准研究的重要性和方向

“数字友好城镇”、“数字友好乡村”与传统城镇乡村的最大不同在于“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是“以人为本”社会生态和以“数据趋动”的数字生态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更加注重保护及提升农民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利益,与农业现代化及降低城乡差异相辅相成,也不是简单的城镇人口比例增加和规模扩张,而是强调在数字发展、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文化意识与思想行为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实现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无差别发展。“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研究方向包括但不限于:

1.规划研究。县城-城镇-乡村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要有全球视野,要在“数字化、全球化、友好型”的原则下使城乡建设规划始终处于城市建设、发展和管理一盘棋中,杜绝城市建设无序、城乡发展步调不统一、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等问题。

2.途径研究。中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发展很不平衡,在基本原则的要求下,中国“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实现的途径、方式、模式及资金渠道应当是多元的。中国东中西部不一样,山区、平原不一样,不同的发展阶段要求不一样,不同地域特色不一样,不能强调甚至只允许单一方式,与工业化、数字化的关系处理也应该有多种方式,有的是同步,有的可能要超前,杜绝一哄而上、照抄照搬、拍脑袋决策等“政策指导”与规划逻辑。

3.功能研究。城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聚集功能和规模效益。但这样的聚集效应必须立足于地方优势与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发展机会之中,“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不是简单抄袭“新经济”、“新农村”、“新农人”等热词。要在增加城镇数量、适度扩大城镇规模的同时,以产业生态的逻辑做大做强做优城镇产业。

4.生态研究。“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的生态研究包括生态资源、生产关系和经营方式的集约化、数字化研究。特别是土地、水、生物资源的集约规划、集约建设和集约管理。要推进适度规模的城镇化及宜居乡村。努力发展生态绿色小城镇经济,培养数字、能源、智能化和碳汇方面的改革。

4.优势研究。利用自身的优势,结合数字友好产业发展模式,向周边地区和广大的乡村地区进行产业生态辐射,进而通过“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发展所带来持续增长的现金流及不断扩大的产业生态带动郊区、农村一起发展。

5.多样性研究。中国的城镇要有自己的个性,“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鼓励突出个性。城、镇、乡和村都是有生命的,都有自己不同的基础、背景、环境和发展条件,由此孕育出来的城镇和乡村也应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必须转化成地方特色产业,融入数字化平台建设和开放经济循环建设之中,促使经济增量的实现,从而获得支持自身持续发展的动力。

6.人本研究。我们发展“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的目的就是为“以人为本”和“为人民服务”。所以,城镇的一切都应当围绕“人”来展开,要牢固树立人本思想,创造良好的人本环境,形成良好的人本气氛,产生良好的“为人民服务”的功能。具体来说,就是要使城镇和乡村具有人情味,能够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进而提升地方经济的活跃度。

7.城镇联动研究。“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要把县城的发展、小城镇和乡村振兴的发展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考虑,通过数字化解决好非此即彼或非彼即此或畸轻畸重的问题。600多个大中小城市和两万多个小城镇本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梯队,不能人为地分割开来。需要以数字友好方式形成城-镇-乡-村的有机管理与联动,优化资产配置与产业布局,提升人力资源水平。

8.城乡互补研究。“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一定要体现一盘棋的思想,要打破二元结构,形成优势互补、产业协同、利益整合、共存共荣、良性互动的局面。市带县体制也好、城乡一体化也好,其真正目标都是要走活城乡数字化协同发展这盘棋,使农村成为城镇发展的有力支撑与坚强后盾,使城镇成为农村融入经济循环的效率通道,从而形成城乡产业链协同、经济与文明水平全面进步的发展环境。

“数字友好”是以人为本的公理系统和发展倡议,“数字友好技术”是实现数字友好发展目标的工具基础。CWTO数贸会研究表明,数字友好技术支撑下的大数据增值应用可以带来30%~160%的经济增量空间。此经济增量空间隐藏于现有不同的经济单元之间,需要通过数字友好技术打破数据壁垒及“零和游戏”的思想桎梏,以“数字友好城镇”和“数字友好乡村”的产业实现使地方经济融入全国及全球经济循环之中,从而持续释放数字友好型经济增量的发展潜能。

【本文于2022年5月9日《光明网》首发,《中国经济网》、《澎湃新闻》等媒体转发。作者杨勇: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专业委员会主任、DFG数字友好全球智库总召集人、“数字友好公理系统”创始人】



【责任编辑:欧阳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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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融资革命:香港稳定币+宁波港跨境数字人民币金融结算枢纽重塑中小企业出海之路

当浙江一家光伏企业通过香港RWA平台,用美元稳定币代币化电站资产,72小时内获得中东主权基金2000万美元注资时,一场跨境金融革命已悄然降临。香港的稳定币政策与RWA沙盒,正联手宁波创新的“3e跨境贸易金融数字结算科技枢纽”,构建起一条贯通全球资本与内地中小企业的“数字金融丝绸之路”。一、香港稳定币沙盒:打开中小企业全球融资新通道香港金管局的RWA沙盒以四大试验田精准对接企业痛点: 绿色

中美数字货币博弈:战略差异与未来竞争格局演绎趋势

在全球数字金融转型的关键期,中美两国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发展路径呈现出明显的战略分化。现通过系统分析两国发展现状、核心竞争维度和特朗普政府政策转向的影响,揭示数字货币博弈背后的深层地缘政治逻辑,并为中国央行层面构建数字金融竞争优势提供战略建议。一、中美数字货币发展路径比较1.中国模式:央行主导的法定数字货币体系制度特征: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央行掌握核心发行权技术优势:e-CNY

探路全球数字贸易新引擎:数字人民币重塑跨境结算新版图

在百年变局与中美贸易关税战交织的当下,全球贸易格局深度重塑,金融科技正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变量。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的战略部署,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值此关键时期,宁波保税区跨境供应链管理与结算科技有限公司以“敢为天下先”的魄力,创新构建跨境数字人民币结算科技综合服务体系,为人民币国际化与贸易高质量发展打造了可

稳定币:效率与安全的“走钢丝”,如何成为数字经济的真基石?

加密世界波涛汹涌,比特币动辄腰斩,投资者晕头转向。这时,稳定币如一座数字孤岛,凭借“1美元=1稳定币”的锚定承诺,成为加密资产中的避风港。但这座孤岛是否真的坚不可摧?稳定币的崛起,既是金融科技浪潮下技术创新的必然产物,也是全球支付体系与资产数字化转型需求的真实映照。作为区块链技术与传统金融稳定属性深度融合的产物,它以智能合约为骨架、锚定机制为核心,在解决加密资产价格波动难题的同时,也为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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