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结束次年，1946年2月，一间简陋的木屋里，我在三姑六婆的围观下呱呱坠地，菲律宾该年6月才独立，仍是美国属地。阿嬷自然指望是个长孙，却是个又丑又瘦的女婴，她说：“没关系的，女大十八变!” 把我稀稀的眉毛剃掉，希望再长出浓一些，于是我幼年的照片都没有眉毛。三岁生日拍的一张，骑着小三轮车，后面站一堆堂表哥姐;最初的记忆是这照片拍摄之前，有个表哥唤我：“毓毓，来，有花生给你吃!”
这照片拍后不久，我家搬到离总统府不远的阿勒瑰街一所战前建的二楼公寓，宽敞的楼梯走上去是大厅，天花板有天窗，又朝天井开了窗，采光很好。我后来到西班牙旅行发现马德里有许多这样格式的公寓。大厅正中摆了一套藤沙发，矮几上有木盒子放香烟敬客，一角落是阿嬷的大书桌，有个基座插着两支派克钢笔，放着一瓶蓝墨水。大厅右侧是父母亲和我与妹妹的卧房，左侧是饭厅和厨房。饭厅有个玻璃柜，放比较精致的餐具和舶来罐头;餐桌铺上我姑姐们用棉线手织的桌布，再盖上层厚厚的玻璃。我们小孩喜欢躲到饭桌底下，往上看是一幅画，有个穿低胸露肩上衣的美女，手指夹着香烟挑逗地微笑，因餐桌是以一块大广告板打造的。
这公寓临街的一边隔了三间卧房，一间给大姑姐、姑丈与表弟，中间的给小叔叔与堂叔，最大的一间是“女人房”，归阿嬷与三个未嫁姑姐。这三间卧房向街的那一面墙全开了落地窗，上截的窗板小格子嵌了半透明的卡皮斯贝甲壳;平日敞开，刮台风才关闭;下截有木板盖住，每年正月九日取下，因那天是黑耶稣节，又是我四姑姐的生日，游行会经我家前面，亲友都来观看;木板取下了，小孩便可在大人腿间隔着铁栏杆看游行：夜里到处烛光熠熠，黑色耶稣雕像被数十人抬着，在成万人秉烛齐歌簇拥下，颤颤巍巍地徐徐前进。
我记得阿嬷在饭厅用茶匙把红衫鱼肉和饭辗烂了，一口一口喂我吃;还记得在大厅藤沙发上午睡醒来，袭来一股刺鼻的草药味;外婆按摩我的腿后，搀我扶着藤椅边沿走，因我患了轻度小儿麻痹症，日后行走没问题，但终生手拙脚笨。
阿嬷总是天一亮就起床，冲个冷水澡，喝杯咖啡，吃个脆皮圆面包就出门了。她以族长自居，自诩是“总司令”。亲友中什么人生病，哪一对夫妇不和，她都去探问，再到市场买菜;她约十点挽两个草篮回到家，坐下倒杯酒，吃些可口的点心，才开始做午饭。我稍大了她便带我“出巡”。偶尔到了亲戚家，人家仍未起床，赶忙请我们坐下，梳洗完毕出来见她。她英语、西班牙话、菲律宾话都非常有限，但不妨碍她到处发号施令，要过街时两条手臂往外一伸，车辆只好都停下让她走。遇上不太熟悉的人问安，她总说，“我龙精虎猛!有什么不好?”听者先是错愕，继而莞尔，不由得对她另眼相待。
我们通常乘美军卸役了的吉普车改装的jeepney，车身以鲜艳的颜色漆了各种图案，车窗上注明开往的地区，还挂了念珠、十字架和茉莉花串;后头车厢里可面对面挤十多个人，前头乘客连司机可坐两三个人。我最喜欢跟阿嬷乘马车，也随处可叫，攀上去坐在半露天的车厢里，车夫挥着长鞭控驶那高大雄壮的马，凉风拂面，大摇大摆地前进。有时马突然停下，车夫拿牠也没办法，因马要大便了;回头看，是堆湿漉漉的马粪，在路上发着蒸汽。
父亲战后起初在美空军基地办餐厅，不料卖给他接管这盘生意的朋友没向他透露该餐厅的租约将近满期，期满了投资的钱自然全泡了汤，只能怪自己没查清楚。他把大量餐具运回家，于是我家有用不完的刀叉碗碟。马尼拉当时有三家华人报馆：左倾的《华侨商报》和右倾的《公理报》，以及《新闽晚报》。教过我父母亲的爱国学校校长刘芝田是公理报元老，聘了母亲做广告部主任;父亲赋闲时，刘校长知道他书虽读得不多，但办事能力强，中英文都行——父亲告诉我他的中文是看《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学好的——便指派他做该报发行人。不久他在美国人办的加德(Caltex)石油公司找到薪水较高的事，并且每三年配有一辆新车让他用。
父亲做《公理报》发行人时到外埠出差，发现手里若拿卷华文报纸，便有“乡亲”趋前相认，就是在穷乡僻壤也受礼遇。他后来在石油公司做事，跑遍菲律宾岛屿巡视加德旗下的加油站，手提箱里总预备一份华文报纸。
右起为笔者、大妹、大表弟、二表弟、大弟、二妹，1957年摄于院子里阳台矮墙上，此阳台通往当卧房用的餐厅。
我七岁时，家搬到郊外圣胡安镇，住一所相当有气派的宅院，虽然墙壁的油漆裂了细痕，水晶吊灯都缺了些玻璃，院子里的石雕也风蚀了。房子大概是美国殖民官员准备在菲律宾退休建的;美国南方庄园风格，添了些西班牙地中海特色，庭廊很多。那条街上三所大宅都住着华人，其中一户住了四姑姐的同学，相信是他介绍我们去看的;阿嬷看了说风水特别好，我父亲嫌租金贵，不料业主急于出租，对我们如期缴租有信心，降价租了给我们。
我父母亲与孩子们——住进时是两个，六年后搬出去时是五个——住大院主楼的餐厅，这餐厅通往围着一棵参天大树的阳台。楼上我小叔叔住一间，大姑姐姑丈和两个儿子住一间，另外就是祖母和三个未嫁姑姐的房间。这“女人房”有个半圆形阳台，欧洲皇帝出现向群众招手致意的那种，但望下去不是广场，而是野狗出没的狭窄街道。院子里另有一所小阳台围绕的精致小屋，归我堂叔住。院子另一头的车房楼上有两房一厅，一间房给四个菲律宾女佣人住，她们没有床，在地板上铺了草席睡;另一间房存杂物。
那么大的宅院却只有两间厕所，一间在主楼，一间在车房后主要给仆人用，我们每张床下都备了便盆。
东南亚各地华人喜欢住欧美人建筑的楼房，但人家住了个小家庭，我们却大家庭挤着一起住，就是腰缠万贯也如此。父亲上司请我们到他家，我发现他七八岁的儿子独睡一个房间，非常惊讶。我第一次到美国东岸婆家，丈夫的继母炫耀地指出他们家从每个窗户望出去都见不到邻居，我心想：“看不到邻居有什么好?”华人理想中的住处是人多气旺的村落，而他们理想的是自耕自足的庄园。
我们搬到郊区后有了冰箱(广东人冰雪不分，叫“雪柜”)，阿嬷不天天上市场买菜了，打电话叫超市送来;她把女佣人教会做广东菜后，厨房也不太管了，上午依旧出巡，下午则“远征”打麻将。麻将友都是阔太太，但其中有个众所周知常“偷鸡”的，只不过圈子那么小不便说穿，大家当心点。阿嬷输多赢少，有时候要父亲替她还麻将债。
我家虽然住大宅院，房子是大伙人齐力租来的;父亲出入有汽车，但汽车不是自己的。因我家“穷”，阿嬷替女儿找合适的夫婿便伤脑筋了。要对方人品好，有经济实力，家里情况不太复杂，当然须是广东人。有个闽南人热烈地追求我二姑姐，阿嬷斩钉截铁地说：“哼，一只鸡一只鸭!”一言否决了。
当时男女多半在学校或亲友家认识，男方有意便到女家拜访，经女方父母认可，约她出去吃晚餐看电影。男子有主动权，女方家长有否决权，女子本身怎么想倒居其次了。家长认可了，女子即使不十分满意，也很少抗拒不嫁的，不然父兄会对她说：“你要我们养你一辈子呀?”头脑老旧的家长根本不考虑女儿的福祉。我们认识一个闽南人，为贪图男家富有可扶植自己儿子，逼女儿嫁了个弱智的丈夫。
我开始读英文小说最让我惊讶的是：《小妇人》里四姐妹中的乔竟然不肯嫁给富有英俊而善良的邻居，而《骄傲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一口拒绝了达西。正是夫复何求?
那年代年轻男女一同上街是件大事，头几趟需第三者陪伴，免得当事人害羞说不出话来，也预防出事。我和堂姐常被征召充当“电灯泡”，跟着上馆子，坐在两个当事人中间看电影，倒是件乐事。
我们孩子上下学乘校车，午餐是家里送来的，父母没给零用钱，对钱的观念非常模糊。我堂兄堂姐生日必开派对，又有新衣穿;而我的衣服都是堂姐长高不能穿给我穿的，除校服外没有新衣，又总听阿嬷闹穷，便向一位同学倾诉我家很穷，孩子生日都只有蛋糕没派对。她沉默了半响，说她生日只有个鸡蛋吃，我方明白穷是相对的。
笔者祖母在马尼拉1959年65岁生日摄的全家福
我比家里其他孩子长三岁，不跟他们玩，喜欢混在大人堆里听他们聊天。
那时女人都打扮得花枝招展，阿嬷却喜欢素淡，讲究“归一”——搭配得调和平衡。她思想也很前卫。有个远方亲戚向阿嬷苦诉她在餐馆打工的丈夫和女招待调情，阿嬷叹口气说：“唉，三十易过，四十难挨。”她知道这亲戚穷，和孩子挤在唯一的卧房睡觉，便找到张双人床，帮他们搬到客厅去。
现在回想：阿嬷和阔太太打麻将可能别有用心，这岂不是她搜集情报的渠道?不和她们打交道，怎能打听到追我姑姐的那些男子可不可靠，哪家的财力保得住，哪家婆婆对媳妇凶?
其实阿嬷最亲近的的朋友，是那些替西方人做保姆，被雇主叫amah(葡萄牙话西班牙话ama是保姆的意思)，我们叫什么姐什么姐的;多半是“自梳女”，学已婚妇女把头发盘在脑后成髻，表明终身不嫁，往往是为了终身瞻养父母，也因做媳妇不易。她们把我们家当自己家，节日到我们厨房兴高采烈地蒸糕做饼包粽子。有一位叫妙姐的特别爱我大妹，称她为马蹄(荸荠)：有位刘梅姐皮肤很黑，有印度人血统;有位大娘姐曾有个儿子，战前在我父亲的菜园鱼池里淹死了，父亲觉得很对不起她。她们来了，晚饭吃完大家便一起到庭廊挥着葵扇乘凉;夜里萤火虫一闪一闪，芒果树叶娑娑作响 ，她们就谈什么人睡觉被鬼压，什么人死了在某人床头出现……她们从不谈自己的身世，我们也不问，是一种尊重吧。
祖母朋友中，银仙姐最令人喜爱了。她那时五十岁左右，鹅蛋脸甜美秀气，头发自然卷，笑声如铃;她似乎一个亲人也没有，农历元旦是她生日，一定在酒楼设宴请我们全家。她打工的地方男主人总打她的主意，她只好辞职。最后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看顾一个妈妈因难产死去的西班牙裔婴儿，做父亲的一年到头都不在家，庞大的洋楼和花园子里，除她和孩子外，只有两三个孩子的姑婆，及几个供她们使用的女佣人。银仙姐把这孩子看大，他则把她当自己母亲，可惜三十多岁便病死了。银仙姐和大娘姐后来是在我四姑姐家终老的。
我姑姐们都结婚后，父母派我上楼和阿嬷睡“女人房”。噢，我想，我算“女人”吗?母亲怀我幺弟时，我有一次陪她去看医生，护士出来含笑说：“是哪一位怀孕呢?”我大吃一惊，难道我也可能怀孕?我才五年级呀!
我这时对性别角色很困惑。我周围都是女性：阿嬷、母亲、姑姐、外婆、姨妈，老师也以女性居多。然而我意识到最终权威是男人。我顽皮，大人总说：“等你爸爸回家看他怎么罚你!”我父亲动起火气就叫我们拿拖鞋来，狠狠地在屁股上打两下，然后要我们跪在阿爷照片前认错。连我小叔叔都以大男人自居，他说的话比姑姐们有份量。最致命的是我看的报纸，读的书，几乎全是男人写的，用的是男性观点：“女人”是道具，欲望的标本，与女性有关联的东西都微不足道，而我不知不觉采取了他们的观点。我算是怎么样的“女人”呢?
继而堂叔也成家了。每周末各亲友扶老携幼来拜望阿嬷，不请也留下打麻将，自己人嘛。星期六星期天下午通常有三桌麻将;晚饭轮流吃，小孩先吃，然后打麻将的大人吃，再轮到不打麻将的大人吃，最后女佣人自己吃。本来是九个人分担的房租只剩下五个，再加上每周末的流水席，怎撑得起?
小叔叔也要结婚时，恰巧有个开发商在一所华人学校毗邻的地皮上盖了一百栋两层楼的公寓。我堂伯一家先搬进去，我父母孩子和阿嬷搬进第一百号特大的那一栋 ;大姑姐一家搬进隔壁，新婚的小叔叔就在对面，后来我外婆和大舅父也搬来了，俨然成为马尼拉这大城市里闽南人村里的广东人小村，更热闹;但亲友来访挨家挨户串门，到底分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