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舞问题与其说是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和文化观念上的隔阂，不如说是公共资源投放不均而导致的特定群体间社会关系的紧张。
23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有记者提问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关于广场舞扰民的情况，刘鹏表示：“关于广场舞的问题，我觉得是个好事”，“在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在发展中去解决它”。
广场舞上升为国家相关部委的议题已非首次。去年9月，文化部、体育总局、民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印发通知称，将合力引导广场舞健康开展。同年3月，在国家体育总局举行的2015年全国广场健身操舞活动发布会上，主办方宣布，将在全国推出由专家创编、适合不同人群、编排科学合理、群众简单易学的12套广场健身操舞优秀作品，并对其进行推广和培训。
广场舞成为一种现象和议题受到公共关注，这背后既与它所代表的新的社会体育需求有关，也与其暴露的问题密不可分。随着社会中产阶层的壮大，全民健身热逐渐兴起，广场舞的流行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有专家就指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时，他们的关注点就从经济发展拓展至生活的其他方面，例如运动。而在另一方面，因为习惯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竞技体育培育模式，政府部门在全民健身和民众体育福利的落实上，仍有着观念和投入上的多重偏差。处理好广场舞的问题，可视为是一个重要的切口。
广场舞所存在的问题或说发展困境，目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扰民问题。广场舞因噪音扰民、文化冲突等原因，在现实中经常诱发跳舞者与非跳舞者、年轻人与老年人的对抗，甚至一度形成对广场舞乃至老年群体的污名化。这次体育总局局长表态广场舞“是个好事”，可堪是一种官方正名。但问题在于，现实中的扰民问题，不会因为这样的表态而自动消失。虽然广场舞完全属于自发性的民间活动，但它与公共场所、不同人群的“相处规则”，必须有赖公共部门协调制定，以平衡好各方的权益。
另一方面则是广场舞空间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当前广场舞所引发的种种冲突，与其说是群体间的利益冲突和文化观念上的隔阂，不如说是公共资源投放不均而导致的特定群体间社会关系的紧张。它的背后是日益增加的全民健身需要，与社会活动空间规划不足和资源供给滞后的矛盾。也因此，去年多个国家部委联合发布的上述通知中就明确要求，各地应为基层群众就近方便地提供广场舞活动场地，将广场舞活动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这种治理，既包括要将公共体育设施的普及和体育锻炼场地的配备，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资源加以落实和规划，也更包括要打破一些观念上的阻碍，比如重申大型体育场所的开放性，比如对于广场等公共场地属性和功能的重新定位等等。
广场舞除了展现全民健身的巨大需求，更突显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对于社会空间和公共资源投放的新需要。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无论是在数量还是老龄人口的占比上，我国都进入了典型的老龄社会。而这种人口结构的变迁，所带来的挑战是方方面面的，仅就是老龄人口对于社会公共空间的特殊需求，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而广场舞，仅仅只是此问题的一个表现而已。老年人群到哪里寻找自己的休闲方式和休闲空间，已成为当前全民体育发展所必须正视的问题。
随着社会全民健身与体育热情的提高，社会人口结构的重构，中国体育的发展也迫切需要一种价值转向，即从单方面的注重竞技体育的发展，转向更注重对国民体育福利和需求的落实。它需要更多的资源下沉和观念的转变，也需要更多公共空间规范与规则的落实，以弥补短板。期待在解决广场舞的问题上，能够为此树立正面示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