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一方面是学校减负后的轻松自如，另一方面是校外培训的热火朝天。体制内的素质教育与体制外的应试教育离奇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今天城市教育最熟悉的图景。

小升初取消了，中考名额分配了，优质教育扩大了，均衡教育推进了，为什么学习压力丝毫不减?为什么校外培训愈加火爆，甚至“一座难求”?

追问一：教育政策的实施为何与现实背道而驰

初冬，入夜，雾霾。

3个小时的补习结束，大厦楼前人们进进出出。

无论天气如何，刘女士都已经习惯了每个周末陪孩子到培训机构学习。细数，已经一年有余。近在眼前的水果摊位灯火通明。课后，她总会到那里买些水果给孩子。她要让孩子知道，生活的滋味是多种多样的，不只是苦，也可以甜。

报道《疯狂的学而思》将偌大的教育培训市场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并持续在网上发酵。在刘女士看来，一次次报道之后，孩子们的负担没有减轻。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孩子就是在培训班里“泡”大的一代，躲也躲不开，减负风暴过后，一切如初。

一边是无法避免的无奈，一边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前段时间，培训机构推出“双十一”寒春联报优惠活动，刘女士果断刷卡，课程学习还要继续下去。

“只顾校园减负，而不管学生整体减负的减负政策是鸵鸟政策。”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直言，发禁令容易，把责任推给培训机构和家长也容易，但这无益于解决问题。

在熊丙奇看来，如果义务教育不均衡，中高考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不变，要想把学生从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是很难做到的——学校严格执行教育部门的减负令，减少考试、减少作业，可是，在激烈的升学竞争压力下，离开校园的学生会一头扎进校外培训班。这不但没有真正减轻学生压力，还会增加家庭的焦虑和负担。

“目前，中国家庭教育在为竞争而学，还不允许失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刘云杉教授如是理解，在这场竞争中，教育被彻底异化了，教育变成了家庭财产、家庭地位的保障。

追问二：学校课程能否满足孩子需要

“学高就低”是刘女士送孩子到培训班后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学过机构里难的内容，学校的就不在话下。”

在刘女士看来，因为减负，在校时间缩减，学习方面基础训练肯定不够。无论是基础还是拓展，学校都无法满足，就只能靠家长，靠课外机构辅导。

上培训班，进入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进而找到好工作——无数个家庭都在这条链条下开心、失落、彷徨、奔波、纠结……在培训机构里，通过比较记者发现，孩子们的童年都一样，没有谁比谁更轻松。面对精神日益紧张的孩子，陪学的王先生不免忧虑：这样的生活会不会在孩子心里烙下一道抹不去的“伤痕”?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在热论培训班是是非非的过程中，被模糊的是义务教育的宗旨、公办学校的功能和政府依法行政的责任，被架空的是儿童权益，被牺牲和被剥夺的是小学生的健康、娱乐、生存和发展权。

追问三：家长为何变成“虎妈”“狼爸”

“这样一路走过来，真不容易。”作家叶开慨叹，“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不报任何补习班，不参加任何辅导班，这样十年下来，身上的压力不可谓不大。看着同班同学都在父母的带领下，没有休止地奔走于各种课外班之间，我们只能佩服，也甘愿孩子在班上成绩中游。”

家长们不心疼孩子吗?不懂拔苗助长的道理吗?接受采访的家长们表示，除非你有与大环境抗衡的勇气，或者你有能力去选择一条与众不同的教育道路，否则只能坦然面对现有的教育体系，去适应，去竞争，去更好地生存。

“减负将学校的主阵地让渡，将教育的关键责任外包。而今，在校园表面的愉快背后，有多少身心疲惫的孩子与负担沉重的家庭?温情的人本主义者此刻已成为急躁的功利主义者，纸上谈兵的‘虫爹’完全败给精明强干的‘虎妈’‘狼爸’。‘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既是培训机构蛊惑人心的广告词，也是家长们彼此绑架、推高投入的心魔。”刘云杉表示。

“只有切实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同时深入推进中高考录取制度改革，打破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才能给所有孩子良好的成长空间，也才能切实减轻家长的焦虑。那时，社会教育培训机构，也会从目前专注于学科培训(包括竞赛培训和考证、考级培训)，走向真正的兴趣培训，服务于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熊丙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