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将慈善信托纳入法律规范，已在法律层面确认了慈善组织资金自我生长能力的重要性。翟会长表示，尽管慈善信托已跨出历史性的一步，但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新时期，后续如何更好落地，还得看政策制度建设的推动力。目前配套税收政策尚未明确，导致大额捐赠资金设立慈善信托的意愿不高；另外，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信托受托人的落地难度大。目前《民政部、银监会关于做好慈善信托备案有关工作的通知》对慈善信托备案出台相关细则，要求设立备案时，慈善信托受托人需提供开立慈善信托专用资金账户证明，但实际操作中慈善组织往往因无法在银行开设专用资金账户而受阻，无法成为受托人（目前国内仅有一例成功案例）。
为尽快优化慈善信托发展的相关政策，进一步优化慈善信托积极作用，反哺慈善事业，推动慈善信托焕发盎然生机，翟会长提出了以下四点建议：
一是加快对慈善信托的税收鼓励制度建设。要培育慈善信托顺利发展的土壤，税收鼓励制度不可缺位，建议尽快启动慈善信托的税收政策制订，由中央统一制定、地方负责执行。慈善信托票据涉及政府多部门之间的业务协调，建议财政、税务和民政部门充分协作，尽快组织制定并发布慈善信托票据具体制度文件，加大税收优惠在慈善信托实践中的执行力度。
二是扫除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信托受托人的落地障碍。建议央行积极参与到慈善信托的制度统筹上来，建立促进《慈善法》落地的银行专用账户开立规则，同时银监会给予专门的业务指引，允许慈善组织开设专用于慈善信托的银行账户。
三是鼓励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间的多样化合作。例如，除现有的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慈善组织作为执行方的模式以外，还可以鼓励构成“双受托人”模式。在这一业务模式中，信托公司作为主要经营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开展公益信托具有公益财产破产隔离、公益财产多样化、公益资金归集渠道多样化、公益财产保值增值、规范管理透明运作等优势；而慈善组织具有税收优惠的制度优势，同时在公益项目运营方面更具经验。因此，通过设立双受托人，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实现专业化分工、相互促进。
四是鼓励慈善信托在法律体系内的大胆创新。如鼓励受托人（信托公司、基金会）以集合信托的形式由更多小额捐赠人发起慈善信托；鼓励慈善信托与家族信托的结合，开展综合的家族财富管理业务，使高净值人群财富得到合理的保护并应用于公益慈善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