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贫穷的表面原因是因为财富的匮乏，但其深层的原因是因为社会机会的不平等。为贫穷的人创造一个更良性的社会经济环境，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扶贫逻辑。
近日，年轻人“变穷”的话题成为许多媒体关注的热点。
在中国，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05年全国城镇在岗职工平均月薪1530元，2015年全国城镇就业人员平均月薪4467元。
据北京大学课题组数据，200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1588元；据第三方调查机构麦可思数据，2015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平均起薪3694元。
数据显示，2005年，大学毕业生月薪是城镇职工的104%；10年后的2015年，大学毕业生只有城镇职工月薪水平的83%。再看10年增幅：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增长232%，城镇职工平均月薪增长338%。这是未考虑通胀的结果，但通胀对所有工薪族的影响应该是相似的。
对国外青年群体的研究发现，青年群体的收入增长也跑不过社会平均水平，“年轻人变得更穷了”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
可见，过去10年，相对社会总体水平，大学毕业生是一个失落的阶层。如果把毕业生当作年轻人的代表，年轻人的确变更穷了。
“青年贫困”蔓延全球
青年贫困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现象。
英国卫报对此展开了一项调查，结果发现，除澳大利亚外，在英、美等几个经济体中，年轻人的收入增速远低于国民收入的增速，并且这些我们称之为“80后”“90后”的年轻人群体，相比他们父辈年轻的时候赚得更少，也就是说，代际之间财富鸿沟显著。《卫报》报道，英国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考虑通胀因素后，英国25～29岁年轻家庭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004～2005年的水平——从当时的3.19万英镑下降为3.1万英镑（约合人民币29.18万元）。
在法国，没有稳定工作、没有住房的“漂一代”有很多。因为找不到全职工作，这些年轻人只能“漂来漂去”地到处打零工，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法国《世界报》报道称，法国的失业率已达到二战之后从未有过的高水平。每4个失业者中就有一个不到25岁。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该国有1/5的年轻人生活在贫困线下。
英法两国年轻人的现状也是整个欧洲年轻人的现状。
30年前，欧洲年轻人的收入高于平均工资水平，但现在许多年轻人的收入比国家平均工资低20%。退休工人的工资却在不断上涨。对此，《卫报》在日前公布的关于年轻人未来前景的调查报告中称，“80后”、“90后”是欧洲社会中“受益最少的群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家债务危机、工作岗位紧缺、经济全球化和房屋价格上涨。
无论是在美国、加拿大还是西班牙、意大利，年轻人的收入，其实是拖了社会平均水平的后腿，其中以意大利为最，年轻人的收入增幅竟然比社会平均水平低了19个百分点。
年轻人需要安家置业，需要娶妻生子，其支出通常要比退休人群高，因此也需要相匹配的更高的收入，但现实就是怎么残酷。
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年轻人也深受收入减少的困扰。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总处的统计，2012年，台湾未满30岁、30至34岁、35至39岁三个组群的平均年所得，都低于15年前的水平；同样，香港《各世代大学生收入比较研究报告》指出，按通胀调整后，不同年代的大学生无论在起薪点或及向上流动的加薪速度，均有明显下降。
作为国家未来的年轻人的状况，如果变得比其父辈更穷，将带来极大的隐患。
中国年轻人变穷因没赶上“资产泡沫”？
先说说中国年轻人的情况。尽管他们用着比过去更好的手机，娱乐方式比过去更多，营养比过去更好，为什么却还有“更穷了”的感觉呢？
这可能是因为财富积聚更难了，年轻人在财富分配中的相对地位也下降了。
先来看看年轻人相对财富地位的下降。经济学家周其仁说，这些年来，房子是拉开居民财富收入差距的最大因素。相信周教授的话符合大多数人的生活感知。网上有个笑话说，1990年代，上海某人辞职卖房创业，经过20年的辛苦打拼，他终于存够了400万，买回了卖掉的房子。可见有房没房，大不一样。当然，房子并不是唯一的拉开财富差距的因素，其他资产也构成了其中缘由。这是因为，在一个世界性的、长期的宽松货币环境中，资产价格会畸形上涨。
财经作家吴晓波最近写了一篇《中国正迎接“食利时代”的到来》。他认为，中国正在形成一个食利阶层，“即那些拥有不动产、股票、有价证券、票据，仅仅靠利息、股息、地租就能获得稳定的甚至不断扩大的现金流的人”，这些食利者的财富大多数是拜宽松货币所赐。换句话说，他们赶上了泡沫的盛宴。吴晓波自己也是食利者中的一员。他说自己早就成了亿万富翁。他成为亿万富翁的“秘诀”很简单，就是多年来不断买房子。
普通人和食利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不要说年轻人，就是那些工作多年的人，如果未能持有资产，也会感觉自己越来越穷。这不是说食利者有多坏，或者剥削了谁之类的。其中有些人的确是靠特权致富，但也有很多人只是把赶上了泡沫的机会。
随着科技更新换代加速，年轻人其实更具竞争优势。即便学校教育滞后于市场需求，他们也可以更快地通过再学习适应市场需求。然而，尽管每一届毕业生都是更优于上一代的前辈，但是，每一届毕业生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房价收入比。也就是说，毕业越晚，离靠工资购房越远。当然，富二代可以不靠工资购房。
年轻人相对财富地位的下降，其实反映的是整体上致富环境的退化。一方面，整体经济增速从过去的10%以上，降低到现在的不到7%；另一方面资本的回报增速远超人力的回报增速，两项相加，更可见资本相对于人力的优势在快速上升。
这说明什么？说明资本相对于人力资源更为稀缺。可能有人会觉得奇怪：现在不是到处都说产能过剩、资本过剩吗，怎么还资本稀缺？其实，所谓的资本过剩，只是某些行业过剩，但更多行业资本是稀缺的。所以，民间借贷利率高，民营企业融资难。某些资本过剩其实是资本配置错误，是畸形地集中到某些行业。
“人赚钱难，钱赚钱易”正成为越来越多没赶上泡沫盛宴者的感慨，这句话也形象地反映了人力资源所得回报的相对下降。这对于在人力资源上占优的年轻人来说，不是好消息。
要提高年轻人致富的机会，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资本充裕起来，而不是畸形地集中在某些行业。由资本来争夺人才，造成资本的回报相对下降，人力的回报相对上升，年轻人才会有竞争优势和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
资本和全球化“该当何罪”？
就国际而言,年轻人变穷有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背景。
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穷了？现在大家提及最多的说法，是引用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其著作《21世纪资本论》中的观点：劳动回报永远跑不过资本的回报。即：社会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除了世界大战等非常规影响因素缩小不平等差距外，财富分配一直以来都是向少数富人阶层聚集，50%的国民收入都来自于前10%的收入者。年轻人作为不拥有资本、或者拥有极少资本的社会阶层，靠劳动赚取回报永远比不上那些坐拥资本的富人阶层。
在中国，“资本为王”影响年轻人收入的现象也存在，并且金融市场不完善产生的一系列“财富门槛”放大了这种影响。提到年轻人的生活水平，离不开谈购买力，如今通货膨胀，物价水平上涨，以及高涨的房价让年轻人的购买力跟不上“拍”。只要手里的资产回报率够高，就能跑得过通货膨胀，然而，现实中，高收入群体有更多的方式和手段抵御通货膨胀，而低收入群体的年轻人则相对劣势。研究发现，由于我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形成了规避通货膨胀的财富门槛，富人才有资本谈保值增值，而通货膨胀又在事实上提高了这种财富门槛，进一步加大了收入差距。在这一过程中，年轻人首当其冲。
其次是全球化。在收入、财富分配以及被动性结构变革的成本和收益方面，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增长模式在过去20年间都存在问题。全球化和某些数字化技术导致了工作和收入的两极分化，对各个国家的中产阶级都造成了持续的压力。而中产阶级的重要基础是年轻人，包括联合国定义的55岁以下的年轻人。
最近的一个案例就是英国“脱欧”派的胜利，虽然民众的不满是合情合理的，精英的错误也是不能回避的，但民粹主义开出的药方却是错误的。贸易保护、劫富济贫、孤立主义实行起来很痛快，甚至在短期内会有一定效果，但从长期来看一定是不利于国家发展的。
根本出路在于让年轻人向上流动
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贫穷的表面原因是因为财富的匮乏，但其深层的原因是因为社会机会的不平等。而这种机会的不平等会让那些原本有可能凭借自身的智慧和能力改变经济状况的穷人失去重要的脱贫机会。什么叫做机会不公平？作者举例说，当人道组织为非洲贫困地区的农民提供化肥援助时，使用化肥的贫农都获得了较好的收成，但第二年持续使用化肥的贫农数量却远远低于预期。调查人员一询问，才知道很多获丰收的农民第二年依旧难存下足够的钱购买化肥。越是贫穷的人群，意外开支越大。
因此，最重要的不是现在的年轻人是否比以前更贫穷，而是他们有没有机会可以改变这种状态。但正如调查所显示的，多数人对此比较悲观。72.4%的人自认为其收入增长速度既很难跑过通胀速度，也很难跑过其他人群。
在一个社会里，最重要的是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只有保证人人皆有成功的机会，那么即使现在年轻人处于相对贫穷的状态，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真正可怕的是，即使年轻人意识到自身的贫穷，却是无论怎样的努力和勤奋都不足以改变，这才是最为可怕的事。
在这一层意义上，解决青年群体的贫穷现象，重要的是创造公平环境，提供机会，让年轻人自己可以改变命运，而不是等待就业保障或物质补助等。同时，在当下的社会里，还存在不少门槛，拦住了年轻人的“中产之路”，比如收入不平等、通货膨胀、房价上涨等有可能还将持续。因此，给予年轻人实现有限收入保值增值的机会，就显得非常重要。
为贫穷的人创造一个更良性的社会经济环境，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扶贫逻辑。以教育为例。众所周知，富人通常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教育程度低造成穷人就业的困难，因此，不得不谋生的穷人们只好跻身为城市非正规经济大军的一员。地摊、小贩、打零工等等活路成了这些人主要的谋生手段。但这些价格低廉的工作实际上无法让他们积累足够的储蓄和资本，他们的后代实际上也没办法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也没有经济能力独立创业。如此，贫穷的恶性循环依旧世世代代在延续。从这个角度看，为穷人提供充分的机会才是扶贫真正该着手的事情。
英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帮助青年人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性，在2011年发表了《开启大门，冲破障碍》白皮书，其中将人一生的发展分为了“基础”(5岁以下)、“在读”(5-16岁)、“过渡”(16-24岁)及“成年”(24岁以上) 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政府都会制定相应的政策帮助处于弱势的群体，实现向上流动。这一意识和举措或许值得借鉴。
【不同声音】
年轻人只是变得更会哭穷而已
日本学者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一书中提出中产阶级下流化的概念，他认为过去二三十年一向稳定的日本中产阶级正在萎缩，年轻一代从中产跻身“上流”者凤毛麟角，沦入“下流”者却源源不断。——中国也在经历这个过程吗？前几天有媒体设置了这样一个议题：年轻人真的变穷了，变得更穷了。依据是国家统计局的一组数据：2005年，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是城镇职工的104%，10年后的2015年，大学毕业生只有城镇职工月薪水平的71%。还有10年增幅，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增长232%，而城镇职工平均月薪增长338%。
以大学毕业生的起薪高低作为判断穷富的标准，判断他们是一个失落的阶层，又把毕业生作为年轻人的代表。这个逻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大学毕业生起薪本来就偏低，“起薪”的含义就是最低额的工薪，一般都比正常薪水偏低不少，用大学刚毕业的起薪，跟城镇职工的月薪来比较进行贫富衡量，明显不对等。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也不能代表年轻人这个群体。
年轻人是一个庞大且模糊的群体，群体上很难界定，穷富也很难作数理统计，无法笼统地说一个群体变穷还是变富了。
就拿在媒体工作的年轻人来说，就有很多差别。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传统媒体，年轻人收入可能降低了，变穷了，尤其是刚大学毕业的，没法儿跟几年前都市报的黄金时代比；而本就不依赖市场、有财政支撑的媒体，年轻人的收入没有太大变化；新媒体从业者则不一样，收入可能变高了——而新媒体内部收入又有差别，从事内容生产的可能就没有从事技术的年轻人收入高。
说某个地区、某个行业、某个年龄段的人收入降低了，前面加很多限定词，哪里会有“年轻人变穷了”听起来干脆过瘾、引人注目和耸人听闻，能起到让人过目不忘的传播效果。人们在设置议题时迷恋这种简单粗暴的全称判断所带来的刺激效果，厌恶严谨的限定和保守的判断带来的平庸。
很难对年轻人的贫富状态作整体的判断，那种让人觉得穷的感觉——可能不是整体收入降低了，而是比过去更会哭穷而已，传递了“变穷了”的幻觉。
在今天的网络和社交媒体上，哭穷是一种政治正确，而炫富则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网络的基本情绪就是反智和仇富，炫富会在道德上受到集体攻击。
哭穷会被同情，炫富会受敌视，所以，网络呈现出的基本取向就是哭穷，生活比过去好了，他不会公开、高调地说，闷声大发财嘛；而如果日子没过去滋润了，他一定会在社交媒体抱怨。
全媒体让人们更多地看到这个世界那些奢华，以直播的方式看到诸如“一个自媒体广告就拍出数千万天价”的财富神话，更会产生一种相对被剥夺感——收入和财富增加了，却感觉变穷了。跟过去相比，今天的年轻人比较的对象不一样，比较半径也大多了（比如，今天再有钱，可相比一套房，立刻觉得自己很穷了），更会产生穷的感觉。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自媒体赋予了人们更多的表达机会，尤其是年轻人掌握着话语权，他们更习惯以哭穷的方式主张自己的利益。自媒体的话语权，使他们夸张矫情的哭穷声更容易被设置成一个受到关注的议题，而真正的穷人，因为缺乏话语权，穷到无法让自己的贫穷受到普遍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