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4日土耳其军队发起了代号“幼发拉底河盾牌”的军事行动，动用空军、炮兵、坦克、特种部队直接跨境作战，支援亲土耳其的叙利亚反对派打击“伊斯兰国”，攻占了土叙边境小镇杰拉布卢斯。截至目前，军事行动仍在持续。

土耳其官方将此次行动定性为反恐作战，目标是清除叙利亚北部“伊斯兰国”以及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威胁。一些分析认为，此事件与土边界地区近期频遭恐袭、不断受到炮击有关，但原因显然不止如此。要知道“伊斯兰国”2014年就占领了杰拉布卢斯，土耳其为何一直不动，为何现在突然出手?

显然，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为了推翻巴沙尔政权，土耳其向叙利亚各反对派提供了大量援助。但是，面对直接军事干涉这个问题，土耳其的态度一直比较谨慎，究其原因，大概主要受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风险收益的评估和判断，二是战略上的考量和顾虑。

直接出兵叙利亚显然比扶植代理势力风险要大。前苏联、美国军事入侵阿富汗、伊拉克的失败教训令土耳其同样心有余悸。不仅如此，土耳其的北约成员国身份似乎也给它的军事干涉计划带来诸多限制。比如，公约规定，除非土耳其自身受到攻击,否则北约没有义务对其挑衅行动提供保护。

有鉴于此，土耳其叙利亚政策的筹码基本上押在了反对派这边。由于推翻巴沙尔政权是头号目标，所以即使2014年“伊斯兰国”已经做大，土耳其依然纵容其在叙利亚境内不断扩张，甚至默许其控制部分土叙边境。有媒体认为，土耳其对宗教极端势力的绥靖政策使得土叙边境实际上变成了输送圣战分子的“高速公路”。

土耳其私心是希望巴沙尔政权、“伊斯兰国”、叙利亚库尔德人相互搏杀，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但它高估了自己的实力，低估了叙利亚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随着伊朗、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随着土耳其、美国在打击“伊斯兰国”和处理库尔德问题上分道扬镳，土耳其的叙利亚政策已经难以为继。

更为糟糕的是，叙利亚的混乱也向土耳其及其周边不断溢出。面对西方盟友的强烈批评，土耳其被迫收紧边界管控，加大力度打击“伊斯兰国”，这导致双方的“冷战”关系彻底结束，“伊斯兰国”武装对土耳其发动了一系列恐怖袭击，随着安全状况日益恶化，土耳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零问题外交”积攒的“地区红利”逐渐丧失。

2015年11月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后，局势变化对土耳其更加不利。俄罗斯在叙利亚部署防空导弹实际上将叙北部地区变成了土耳其的禁飞区，极大地增加了土耳其军事干预叙利亚的担忧与顾虑。不仅如此，美俄两国共同扶植叙利亚库尔德人打击“伊斯兰国”，使得后者在叙北部的势力范围迅速扩大。

2016年3月，继组建叙利亚民主联军(SDF)后，叙库尔德人又主导成立了北叙利亚罗贾瓦联邦(国际社会未予承认)。随后，叙利亚民主联军(主要由叙库尔德民兵YPG组成)兵锋西进，6月跨过幼发拉底河，开始围攻战略城市曼比季，大有在整个叙利亚北部建立库尔德联邦之势。

在土耳其看来，如果叙库尔德人在叙北部组建联邦，形成一个库尔德走廊，势必对土耳其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对土耳其境内数百万库尔德人产生示范效应。既然推翻巴沙尔政权、管控伊斯兰国威胁、限制库尔德势力扩张三大目标均未实现，大体从6月份开始，安卡拉的外交政策开始急剧转向。

为了摆脱叙利亚困境，土耳其只有得到俄罗斯、伊朗、美国、叙利亚的默许或合作，才能彻底扫清出兵叙利亚的担忧与障碍，确保自己重新回到叙利亚权力游戏的台面。与以色列关系恢复正常化后，土耳其迅速抛出橄榄枝，谋求与俄罗斯改善关系。7月未遂政变发生后，土俄关系迅速走近，8月9日两国元首举行会晤，同意在叙利亚加强合作。随后土耳其、伊朗、叙利亚三国也开始互相接近。土耳其外长、情报官员分别访问了德黑兰和大马士革。

直到8月20日，土总理耶尔德勒姆宣布新的叙利亚政策，要点包括：防止叙利亚族裔分裂;避免单一民族主导叙利亚;任何政治安排都要确保不同种族受到公平对待;与伊朗、沙特、美国、俄罗斯合作解决这场危机;允许巴沙尔在叙利亚政治过渡进程中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加济安泰普遭受恐袭、土边界地区遭受炮击只不过为土耳其以反恐名义用兵叙利亚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借口。

土耳其军事行动可能的目标是什么?短期来看，很可能是在叙利亚北部创建一个安全区，即率先围绕杰拉布卢斯-阿扎兹-马雷亚三个支点先构建一个三角形的安全区域，直接在叙利亚北部、东西两个库尔德人控制区之间打入一个楔子。

中期来看，土耳其人很可能会见机行事，如果叙库尔德人、叙政府、俄罗斯、伊朗的反应不那么强烈，那么它可能会继续向南推进，谋求控制巴卜、曼比季，即围绕阿扎兹、马雷亚、杰拉布卢斯、曼比季四个支点构建一个更大的战略缓冲区。

从军事和战略层面来讲，这将从地缘和空间上彻底阻断库尔德势力在叙利亚北部的汇合，为土耳其下一步介入叙利亚事务，不管是军事行动还是政治谈判，打下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基础，积累必要的政治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