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伊始，国家调低了早稻最低收购价，最近又取消了东北等地区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应当看到，当前政策调整的动力来自国内外粮食市场形势变化。当前国内外粮价倒挂和进口大幅增加，并不能完全归因于粮食托市政策。对粮食托市政策成效应当有客观的评价。在粮食供求形势相对紧张的阶段，粮食托市政策对维持粮食市场稳定、带动农民增收、促进粮食增产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粮食政策发生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内外粮食供求形势发生了变化。第一，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严重。主要粮食品种国内外价格倒挂已经持续4年多。2015年1月至9月玉米临储价格下调前，国内外价差已经超过880元/吨。目前，国内外玉米价差仍然维持在600元/吨的水平。第二，部分粮食品种出现阶段性供求相对失衡。国内部分粮食品种供求呈现出阶段性相对性过剩。例如，玉米连年增产，至2015年，年度产量已达22458万吨，而据国家粮食局估计，2015年消费量约为17500万吨，阶段性相对过剩矛盾突出。第三，粮食进口增加冲击国内市场。由于国内外粮食价格持续倒挂，粮食进口不断增加。2015年，中国玉米、小麦、稻米进口量分别达到 473万吨、301万吨和338万吨。第四，库存和财政压力较大。因国内粮食价格较高，市场主体入市不积极，大多数粮食被国储部门政策性收购，造成了巨大的粮食库存。收储部门不仅要支付大量收购资金和库存成本，政策性金融部门要承担贷款主体信用等风险，国有粮食收储企业承担着粮价下跌带来的潜亏风险，为此，国家财政背上了较重的负担。第五，加工企业负担较重。2010~2014年，谷物磨制和饲料加工企业主营业务成本以年均21.9%、20%的速度攀升。用粮企业成本攀升、难以获得合理利润，严重影响了企业持续经营，不利于粮食市场的健康发展。

必须看到，造成国内外粮食价差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外粮食生产单位成本差距。与世界主要粮食出口国相比，中国粮食的单位生产成本较高。以玉米为例，2014年，中国每吨玉米的生产成本已经达到2128元，美国每吨玉米的生产成本仅为980元。从成本构成上看，中国粮食生产成本主要高在土地和劳动力投入环节。从成本差异成因上看，一是中国部分粮食单产仍然低于主要粮食出口国；二是部分粮食品种生产成本差异源自总体价格水平的不同。东南亚国家大米之所以能够大量出口中国，直接原因仍在于价差优势。东南亚国家总体物价水平大幅低于中国，根据货币购买力计算，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物价大致相当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水平。

实际上，粮食托市政策的重要目标就是防止粮食价格大幅下跌、弥补成本上涨，从而保障农民合理收益。然而，与日本、韩国不同，中国未能设置高关税人为隔绝国内外市场，于是国内外粮价倒挂导致粮食大量进口。

2月初国家调低早稻最低收购价，3月末又在东北等地取消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调整为“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这都可以视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与建立托市政策是一致的，仍然是保护农民合理收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就玉米而言，未来一定时期内，国储粮食部门不再是玉米收购的主力，但仍然会作为多元化的主体参与收购，同时中央财政还会安排一定数量的补贴资金拨付给省区政府，由地方自主制定补贴标准、对象和依据等，同时还会研究相关措施，防止出现较大范围“卖粮难”。

在各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配合下，粮食生产结构将会进一步调整优化。粮食年度产量将会有较大幅度调整，但是必须特别强调的一点是：粮食产能仍将持续强化，从而实现“藏粮于地”。具体到玉米上，未来5年，在“镰刀弯”地区，籽粒玉米的种植面积将调减5000万亩以上，调整的面积将会被青贮玉米、大豆、优质饲草、杂粮杂豆、春小麦、经济林果和生态功能型植物所替代，而且还会配合国家新一轮退耕还林还草政策。

在这一改革的背景下，农民和各类新型经营主体有必要树立更为明确的市场意识，增强主观能动性。根据形势适度调整种植面积，对种植结构调优调精，积极参与国家推动粮经饲统筹、农林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进程。例如，可以减少籽粒玉米种植，短期内甚至可以调整部分籽粒玉米的种植方式，直接进行粮改饲。再如，适当减少早籼稻种植，增加高品质稻谷的种植，以订单农业等模式积极与加工企业对接。对土地、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要素的投入，也应当有更为合理的安排，例如，粮价下的背景下，可以适当调低土地流转费用。在政策方面，应及时了解国家补贴政策实施的对象、方式、额度，应对“卖粮难”的措施等，及时关注市场价格，充分了解各类市场主体收购动态，最大程度地保障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