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晚上10点多的时候，一边陪孩子写语文作业，一边刷手机看网上两会提减负、减轻书包之类的报道。”新学期刚刚开学，广州海珠区一小学家长梁敏仪告诉澎湃新闻。
在刚刚过去的寒假，寒假作业成为了微信“妈妈群”抱怨的新话题，“本来想带孩子出去旅游，但寒假作业老师是按照每天几个小时来布置的，两天不写就堆成山。”梁敏仪说。
如今正值两会期间，“作业”和“减负”再次成为了教育话题里的热门词。
3月2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曾就“减负”表示：“孩子们有时做作业到晚上九点、十点甚至十一点，做完作业他们上哪儿欢乐，到哪儿荡起双桨呢？”
在今年的两会上，有代表委员提出“小学试行半天文化课半天实践课制度来推动素质教育”、“正视‘减负’误区”等建议。如何真正将“减负”落到实处，成为了家长们关心的焦点问题。
寒假作业多且内容重复
“看到杭州市教育局发布举措说‘晚上超过九、十点的作业可以选择不做’，我们都觉得很好。”梁敏仪的女儿正在上小学五年级，在她看来，女儿语文、英语好，而数学较差，作业应该可以让学生自行选择，而不是所有科目必须完成。
她告诉澎湃新闻，女儿从5岁开始学钢琴，这次寒假也不例外，同时，她还针对孩子“弱项”报了一个数学培训班。“我们报的不算多，而且都是比较有针对性的，但寒假作业又多又缺乏针对性，感觉既浪费孩子精力，也浪费家人一起出游、玩耍的时间。”
自从女儿上幼儿园开始，梁敏仪就关注教育相关的政策和方向。在她看来，减负最主要问题就是课外作业，“有些代表说减少作业量，但孩子在这个年龄确实是需要学习的，有些代表说减少上课时间，但这对家长来说又变成了负担。”她说，可以让孩子或家长根据学习情况自由选择作业，是最为人性化的。
今年寒假期间，山西大学生李亚（化名）在网上贴出了上小学三年级妹妹小昕的寒假作业，在一张小小的便签纸条上，小昕用歪歪扭扭的字记录下了语文作业的清单：五篇日记、一本书、一套卷子、一本小练习册、两本书的读书笔记。
李亚告诉澎湃新闻，妹妹每天要花近5个小时的时间来完成寒假作业，自从上小学后就没有再出门旅游过。最让李亚不能理解的是：“两本作业书里的题型都差不多，内容都是一样，但必须都做完。”
谈到“减负”，她苦笑了一下，表示自己所在的小县城不顾及这些，她对于“减负”也没有太大的要求，只是希望“老师能布置一些有质量的作业，让学生花了时间能取得成效，而要防止追求数量”。
不仅是小学生，高中生也难逃寒假作业的困扰。今年正在读高一的胡青（化名）寒假过得很紧张，不仅要在寒假25天内完成7门科目的作业，还有6篇字数要求在3000字以上的命题作文，题目也让人哭笑不得：“我是一名高中生”、“我是一名xx高中生（学校名）”、“我的高中老师”、“我如何度过高中”、“人”、“中华文明”。
这六篇主题大多一样的命题作文，让胡青感到很无奈，“题目太相似了，写了意义不大。像‘人’、‘中华文明’这种都比较偏议论，我们还没开始学写议论文。”
胡青表示，自己和几个同学一直把作业拖到了开学前的最后一周，抄了部分《高中生守则》内容，凑了四篇几乎一样命题的作文。
代表委员谈“减负”
自1955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减轻中、小学校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以来，60多年里，国家已经颁布了九道“减负令”，并明确提出了《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在今年两会上，“减负”再次成为了教育的热点话题，并将“着力解决中小学课外负担重”的问题写进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谈及“减负”，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在今年两会上曾表示，“一刀切”的量化规定忽视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地区、校际间的现实差。而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各类“辅导班”、“培优班”也让家长“爱恨交加”，教师、家长特别是学生的“减负”获得感还不强。
对此，她建议要有针对性地做好“减负四则运算”：“加法”就是把孩子的睡眠和运动时间加上去，把亲近自然和兴趣爱好加上去；“减法”就是严控课内外作业的数量、种类、形式、难度，把不必要的负担减下来；“乘法”就是把多元评价的激励机制成倍拓展；“除法”就是将违规的校外补课、办班，以及各种违反学生成长规律的比赛坚决去除。
此外，还有代表提出应该在小学试行“半天文化课半天实践课制度”。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钱学明认为，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下，许多往音乐、美术等方向发展的学生，不是天赋和兴趣使然，而是文化课不行而另觅他路。他建议在小学试行半天文化课半天实践课制度，给学生们更多的选择。
个性教育，也是素质教育的关键轴。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教育厅巡视员张志勇认为学校应该因材施教，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差异化教育，减少学生同质化统一强制性的负担，增加学生自主性的多样性学习。
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戴立益也有同样看法，他表明要正视“减负”的误区，减负不是没作业，而是要把学习主动权还给学生。他建议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高教师水平和教学质量。在他看来，孩子的课业负担来自学校简单而低水平的重复强化，过分强调重复书写、记忆的知识，缺乏有针对性的强化与自由想象。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徐冬青提出一个新的思路，从责任主体抓“减负”过程。他提议建立政府、市场、家庭、学校、教师的问责机制，同时政府不但要履行自己的责任，还需要履行对各类办学机构和教育教学行为进行“规则设计，规范治理，规律引导”的公共责任。
针对上述两会代表们的“减负”建议，作为学生家长的梁敏仪谈了自己的看法：“有些代表的建议真的是说到了我们心里，但有的观点还比较虚，只是提供一个想法，没有结合实际。”
专家：落实“减负”必须要做细
“教育要不要有负担？需要什么样的负担？什么负担是过重的？我觉得这些应该作为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提出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看来，落实“减负”必须要做细。他认为， 谈“减负”首先就要弄清楚“减什么负”。
对于“一刀切”减负建议，程方平也持保留意见。“减负不代表降低教学质量，更不要把减负绝对化。”他表示，一味的片面倡导“减负”，反而会导致家长恐慌、学生恐慌、老师恐慌，甚至因“减负”引起许多现实问题，例如学生提前放学带来的安全问题、学生课后学习、课外补习等等。
程方平认为，减负工作需要细化，更需要因人而异，不应该全国所有学生都实施同一个标准，提高学生学习质量的途径是在因材施教的基础上给适当的负担，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状态发展。
“例如大学数学分等级，中小学分层教学。”程方平说：“有的教学是服务于10% 、20%的尖子，剩下80%都是陪跑的，因为那80%同学的负担承受力和基础没有被关注。”他指出，在大众化时代，更要落实因材施教，尊重每一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和基础。
对于以上观点，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也表示，“教育上的很多问题，看起来是教育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的缩影，所以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从教育的角度考虑，还要联系社会的方方面面因素来综合考虑。”
他认为，减负应该标本兼治，“简单地说，早上晚起一会儿，多睡一会儿，这些都不是治本之策，而是治标。”从教育内部来看，还是要提高单位时间效率，“要让我们的老师、学生掌握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在有效的、有限的时间单位里达到最好的效果，不要低效劳动，甚至无效劳动，让学生带着作业回家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