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陈昌在自传中提到“贺龙手枪队”在历史一直没有相关的记载，同时关于他参加南昌起义的事迹缺乏旁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对他是否为参加南昌起义的人员一直“存疑”，所以没有列入名录。
近日，记者在寻找读者提供线索的另一名参加起义的四川人“蒋仁风”档案时，发现了几处关于陈昌的独立旁证。
《自传》自述：
南昌起义时负责保卫领导安全
在进行寻找参加南昌起义的川籍人员过程中，有读者提供线索表示，四川仪陇人陈昌曾参加了南昌起义，但名字没有列入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名录中。
随后，封面新闻记者跟陈昌的儿子陈龙狮取得联系。
据陈龙狮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让组织了解其历史，陈昌曾写了一份自传。
根据陈龙狮提供的资料显示：
陈昌(1907.1—1960.1)四川仪陇人，一九二五年冬考入北洋军阀吴佩孚部“军官团军士队”。一九二六年秋，革命军在广东“北伐”，“丁泗桥之役”中陈昌被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所俘。同年十月，革命军攻克武昌，将所俘的青年军官编成补充团，陈昌任该团三营营部中尉副官。
一九二五年年十二月，陈昌被送到革命军十一军“军官教导队”学习。一九二七年年四月，在“军官教导队”毕业后，陈昌被分在十一军20师(应为第24师)72团一营一连任排长。
南昌起义前，陈昌到贺龙部工作，担任贺龙军长的上尉侍从副官，兼“贺龙手枪队”队长。在起义前后，陈昌带领“贺龙手枪队”保卫南昌起义的领导安全。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陈昌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
自传中，陈昌讲述了起义失败后的一些情景：
至一九二七年十月三日，在“落云乡之役”(疑为“云落”)失败后，贺龙、刘伯承、林祖涵、吴玉章、澎湃等同志经惠来县向香港撤退，命令我率领“贺龙手枪队”掩护，并给我伪汉口中国银行券五千元，以作为香港的旅费。并命令我将他们撤退到香港，转赴海陆丰指挥贺龙部一、二两师，接应红十一军叶挺部与周恩来同志所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后，再赴香港复命。
一九二七年十月四日晨，在惠来县的一个无名山上，我带着“贺龙手枪队”警戒着敌人时，适逢周恩来、恽代英等同志也向我们这边撤退。我即将贺龙、刘伯承等同志的指示等情况立即面报周恩来同志，并得到他的答复：“命我将所率领的‘贺龙手枪队’，交给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警卫营营长李明柯(李鸣珂)同志后，即日启程赴香港复命，按照原计划执行。”
参谋团副官康健同志因生病关系，周恩来同志也批准他与我同赴香港休养。于是，我们得到了当地农民群众们的掩护，搭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平山同志所雇的木船漂海到香港。抵岸时，英国帝国主义者命令印度巡捕禁止溃退到香港的数百名红军指战员登陆，又迫使我们出境，不准旅馆留宿我们，而将我们撵上轮船，送往上海。因此，我未完成所担负的联络任务。到上海后，我给康健同志购买了3万元的药品。
我回到武汉即与参加过南昌“八一起义”的贺龙部教导团学生，武昌中山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尹人杰同志取得了联系。
经他介绍，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在武昌三道街中山大学文学院我党支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旁证一：
“重庆局贾佐证明”
由于陈昌在自传中提到“贺龙手枪队”，这在历史一直没有相关的记载，同时关于他参加南昌起义缺乏旁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对他是否为参加南昌起义的人员一直“存疑”。
关于陈昌的经历，封面新闻记者在寻找关于“蒋仁风”的档案时，发现了几处关于陈昌的独立记载。
2017年8月初，在报道新发现的参加南昌起义人员蒋仁风时，中共蓬溪县委党史研究室提供了关于蒋仁风的原始档案。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中共蓬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保存的蒋仁风的原始档案。
一份1982年摘自南充师范学院的“蒋仁风”档案中，其中的一条记载文字为：(一九)二六年一月至(一九)二七年秋在国民革命军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一营一连当兵，当选团党部执行委员。
关于这一段经历，档案里写到“重庆局贾佐证明”。
据党史专家介绍，当时在提交个人履历档案资料时，都要提供“证明人”。而贾佐是陈昌的20多个化名之一。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蒋仁风档案中提到的“重庆局贾佐证明”。
陈昌在自传中，也两次提到证明人为“蒋仁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革命军十一军20师(叶挺部)72团一营一连任排长。当时，蒋仁凤同志系同连队，系我排第九班副班长。”
并注明“这段历史请组织上找蒋仁凤同志证明，他现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任教授，于一九五四年八月调北京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文中“蒋仁凤”为“蒋仁风”之误，“十一军20师”应为“十一军24师”，72团在24师。蒋仁风是1962年从西南政法学院调任南充师范学院的，这与陈昌撰写自传的时间吻合。
当时，陈昌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
另一处是陈昌在自传中记录到贺龙部工作，担任“贺龙手枪队”队长，此后参加南昌起义这一段经历，也注明“请组织上找贺龙、蒋仁凤等同志证明”。
据陈昌的自传显示，上述两个时期使用的名字都是蒋仁风提到的“贾佐”。
旁证二：
百岁老革命的两段记忆
关于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另一个旁证来自百岁老革命林向北。
林向北是“双枪老太婆”陈联诗的女婿，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川东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曾和陈昌和蒋仁风都有过交集。
林老向封面记者提供了两段关于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说法。
林老回忆说，他的岳母陈诗联、他的父亲以及他自己从1936年起就与陈昌相识，一同战斗。
1937年，陈昌与陈联诗、林向北等发起、组织“万县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此后爆发“万县七君子事件”而遭遇被捕。
林向北说，“万县七君子案”的第一人就是陈昌，当时化名叫贾希夷。
因为是老相识，陈昌经常向林向北讲起他参加南昌起义的经历。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100岁的革命老人林向北(陈昌健在的唯一老战友)接受封面新闻记者采访，回忆有关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事迹。
1938年，脱险后的陈昌在中央特科领导下离开四川前往外地进行革命工作。
1943年，陈昌回到重庆，1947年陈昌再次与失去组织关系，只能独自在川东潜伏。
1945年，林向北开始从事华蓥山大起义的准备及策反工作，1948年起义失败后，大批同志被抓捕关押在“渣滓洞”，当时蒋仁风和林向北等人策划展开营救工作。
林向北回忆，1949年8月份，华蓥山游击队队员徐荣恒告诉他，在重庆磁器口见到他在岳池新三中学读书时的老师贾佐。贾佐当时是“重庆交通警备第一旅”的中队长，正在招募新兵，要他去当兵。
“徐荣恒来请示我，看能不能去。”林向北说，“交通一旅实质上是一个特殊的武装特务组织，任务是看守渣滓洞白公馆，当时正好在筹划打入敌人内部，就同意了徐荣恒的请示。”
林向北说，虽然对陈昌的过去有所了解，但是毕竟当时多年没有见面了，再加上敌情复杂。
他将贾佐的情况向蒋仁风汇报。
“一听到是贾佐，蒋仁风当时就说，他知道贾佐，南昌起义的时候他们俩在同一个部队，而且贾佐还是他的领导。”林向北说。
新中国成立后，林向北参加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首个水电样板工程狮子滩水电站的建设工作。
1954年，陈昌被安排在狮子滩水电站的招待所任副所长，在此期间完成了近6万字的《自传》写作工作。
关于贺龙手枪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进行了调查
在陈昌的自传中“贺龙手枪队”是一个独特的组织，此前在相关文献中都没有出现过。
2009年，陈龙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寄去一封信，请求调查和核实有无“贺龙手枪队”。
陈龙狮说，2009年8月底的一天深夜，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的政委在看到信件后，立即派人到他家中了解情况，并将陈昌的《自传》带回复制、保存。
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对“贺龙手枪队”进行了调查。
2009年11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发出了编号为(2009)333号的答复函件：
关于查找您父亲陈昌同志在南昌起义时是否担任“贺龙手枪队”队长问题的函收悉。由于缺乏史料，仅依据现有个别史料论证如下：
1、“贺龙手枪队”在起以前是存在的，由于第二十军是全军参加起义，可以认定“贺龙手枪队”参加了南昌起义。
2、在南昌起义前，陈昌是否是“贺龙手枪队”队长问题，现还没找到有关史料依据，也没有任何回忆史料提及，难以做肯定回答。起义胜利后，在周恩来主持下，李鸣珂调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任警卫营长(即手枪队队长)。但警卫营是不是对“贺龙手枪队”的改造版，李鸣珂是否有前任，现也没有史料佐证。
寻找南昌起义将士3：寻档找到仪陇人陈昌参加南昌起义的旁证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发出的答复函件。
根据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资料显示：
李鸣珂(1899--1930)，四川南部人。1925年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学习。1926年秋毕业，分配到叶挺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任教导大队第一中队队长。南昌起义时任为第七十二团第二营营长。起义胜利后，部队进行整编，调任中共前敌委员会警卫营长，担负领导同志的保卫工作。1928年夏，中共中央为加强四川省的领导力量，派他到四川任省委委员兼省委军委书记。1930年4月18日.同叛徒相遇，不幸被捕。后牺牲于重庆朝天门。
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
对参加起义人员的考证是一个艰难的工作
对于参加南昌起义人员名录的考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陈列部主任肖燕燕说，一方面依据原馆藏的南昌起义参加者采访记录、回忆录进行考证，同时跟全国各地的史志办、革命烈士纪念堂等相关部门的党史人物研究专业人员保持联系。
“之前，几乎每年都会各地这些相关机构发函，”肖燕燕说，有些人只留下了一个名字，知道参加南昌起义，但其余事迹却湮没在历史中。
“这种情况，很多是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其他当事人的回忆材料中，通过几份材料印证，可以确证这个名字参加了起义，但其他事迹就不可考了。”肖燕燕说。
随着10前纪念馆参加起义人员名录墙的展出，有一些起义参加者的后人也开始主动找到纪念馆，并提供相关资料。
肖燕燕说，对于这些民间提供的线索和资料，同样需要进行求证和甄别。
“最常见的就是一人多名的问题，比如黄霖，当年的名字叫罗直方;彭猗兰，当年的名字是安琳;叶涛，又叫戴志青;李何林，当年的名字是李昨非等等。”肖燕燕说，“还有一些后人找到我们说，他们家的某个父辈参加了起义，又拿不出切实的证据，我们也无法通过其他证据旁证，这就存疑。”
“健全和完善起义参加者名录，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肖燕燕说，“寻访工作我们会一直做，南昌起义两万多人，我们才找到一千多人，这个比例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