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闻联播6月29日哈尔滨电（尹景羽 记者朱淑英）2020年端午节刚过，6月28日上班打开电脑，一行醒目的标题刺痛了我的心：“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在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逝世。就在6月3日，于蓝刚刚度过了她的100岁（虚岁）生日。”

于蓝的小儿子，著名导演田壮壮在朋友圈写道：“妈妈走了，现在你的感官不再起作用，你的心独立，赤裸，清明且处于当下，你以前从未经历过，现在经历的一切，这即是佛。”

我不知道什么是佛，但我信奉“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句看似玩笑的话。我敬仰谁，谁就是我心中的佛祖。

刻骨铭心《绣红旗》

我平生最喜欢唱的歌就是《绣红旗》，无论在什么场合，让我唱歌，我首先唱《绣红旗》。尽管唱了无数遍，但每次唱的时候，总是心头一热，眼窝潮湿。因为我上初中时，学的第一首歌就是《绣红旗》。当时教我们的美女老师是刚从哈师大毕业不久的新老师吕淑珍。她在教我们唱这首歌之前，含泪讲述了江姐在歌乐山渣滓洞集中营里，和狱中的姐妹，伴随着解放军解放重庆的隆隆炮声，用坚贞的爱和革命的激情，用一针一线在被面上绣红旗的方式，来庆贺她们追求的理想，终于实现的幸福时刻。几天后，江姐等一批革命者就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她们牺牲在黎明前，永远也看不到新中国的诞生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了。吕淑珍老师流泪教会了我们这首歌，这场景让我刻骨铭心，江姐成了我心中的敬仰的佛。

资深记者尹景羽（右）与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左）合影

意外见“真佛”

大约是6年前，在一个节目录制现场上，我意外地见到了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江姐的扮演者、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于蓝。我喜出望外，但也有一丝遗憾，老人家满头白发，又因为下放劳动中从屋顶摔下，面部神经受损，与女英雄已经很远了。但这不影响我对于蓝老师的崇敬。我先是征得她的同意，与她拍了几张合影，之后坐在她身边，我以记者的敏感，抓住机遇和她聊了起来。

我作为一个老新闻工作者，早就知道于蓝曾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还是很多届全国政协委员。但面对这位著名的老艺术家，让我意外的是于蓝老师非常温婉可亲，对我这个后辈，一点架子也没有，她就像唠家常，回答我的提问。后来我们成了老乡，更多了几分亲切。我父辈生在辽宁宽甸，于蓝老师1921年出生于辽宁省岫岩满族自治县，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于蓝一家逃难到关内，几经辗转到北平。1938年，原名“于佩文”被改为“于蓝”之后，跟十多个革命青年一起步行了几千公里来到延安，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随后进入鲁迅艺术剧团，成为了一名话剧演员。1939年，她在抗日军政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时间，和江竹筠同一年。

我给她哼唱了几句《绣红旗》，他称赞我唱得有味、有情。她说现在不少年轻人嗓子好，但对歌曲的理解不深，没有把感情表达出来，感染力不够。

把江姐搬上银幕“第一人”

从《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到《革命家庭》中的周莲，于蓝塑造了中国电影中一系列革命妇女的典型形象，尤其是对“江姐”的演绎让她达到了表演事业的顶峰，从某种意义上说，于蓝就是江姐的代名词。

于蓝老师告诉我，电影中江姐绣红旗的场景已经作为一个经典。但很少有人知道，江姐这个人物形象是她第一个发现并把她搬上了银幕的。那是1961年，于蓝老师生病住院时，在病床上翻看小说《红岩》，她被里面的人物形象深深打动了。当时他就觉得，她有责任，通过努力，把江姐搬上银幕。因为她和江姐有共同的经历。

在随后的几年中，于蓝老师多次去北戴河、重庆、成都、贵州进行调查，采访了《红岩》的作者和江姐生前的战友，留下了30多万字的笔记。一开始是她和导演欧阳红英决定共同改编拍摄这部戏的，后来张水华导演打来电话也要导这部片子。考虑到张水华经验丰富，于蓝就同意了，三个人组成了核心小组。

周总理盛赞“革命母亲”

《烈火中永生》这部电影是1964年拍摄完成的，由于伤病的原因，于蓝再也没有在银幕上出现过，这部电影成了于蓝的最后一部作品。那场戏带给她的遗憾也成为于蓝心中永远解不开的一个情结。而同样让于蓝难忘的是，当年周总理在审看完样片之后，对这部戏的肯定。

于蓝老师回忆说：周总理很高兴，说这个戏还是不错的，那么叫什么名字呢，叫《江姐》吧！我首先就说，江姐不是惟一的，他说对，然后别的人也说了，还有许云峰。这时，我想到，叶挺诗歌《囚歌》中的一句诗：“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得到永生，”这个片名最后由周恩来总理拍板决定，郭沫若题字。

于蓝老师还提到，电影《革命家庭》中，她扮演的“革命母亲”，也得到了周总理的表扬。那是1961年，在香山举行了一次有关电影方面的会议，周总理来到了现场，一眼就认出了这位《革命家庭》中的妈妈，上前亲切握着于蓝的手，当着众人说道:“你演了个好妈妈！”于蓝老师深情地回忆道:“周总理说的这句话可是一语双关，分量很重。”如果了解《革命家庭》出炉背景的人或许能解其中含义。因为康生认为，这部影片是突出个人，是在为错误路线树碑立传。关键时刻，著名剧作家夏衍也据理力争。影片上映后受到广泛好评，于蓝也一举成名，在1961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女演员奖”。周总理当然知道这段曲折的经历，对这部影片自然也更加珍爱。

百岁艺术家留下的遗憾

话又回到江姐，于蓝老师说，塑造江姐的形象，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演技多么高明，而是因为有深厚的生活积淀。但这部片子最大的遗憾是，受当时社会“极左”思潮的影响，江姐有血有肉的那一面，没有表现出来，该哭的时候没敢哭——在演江姐得知丈夫牺牲的那场戏时，她本应该痛哭出来的，共产党人，也不是铁打的。但是由于当时有人认为“不能带着眼泪去革命”，于蓝当时强忍泪水，没能淋漓尽致地把江姐温情的一面展现给观众。那场戏演完之后，于蓝脑子里一直萦绕着当时的场景。她当时入戏很深，心里老是想着，江姐刚刚失去丈夫，面对如同自己母亲一样的双枪老太婆，“感情一定会发泄的，眼泪怎么能忍住呢？哭出来会更真实更可信一些。”而这个遗憾，在她往后余生接受各种采访的时候，都常有提及，可见在她的艺术生涯中，留下了抹不去的印痕。

老人走了，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但这丝毫不影响她在电影界、在观众心目中的“佛祖”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