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辉煌
1925年4月，清华国学研究院诞生于20世纪初叶中国历史急遽变迀、新旧学术转轨之际。清华国学研究院仅生存4年，共招收4届70余名学生，在完成学业的68人中，除11人出国深造外，其余50多人均为中国各著名大学的扛鼎者，其中如姚明达、吴其昌、王力、王静如、姜亮夫、刘盼遂、徐中舒、高亨、刘节、谢国祯、戴家祥、蔡尚思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成为中国20世纪学界星河灿烂的奇观。
而清华国学院的教师竟不足10人，其中有四大名导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主任吴宓，以及李济、梁漱溟、马衡、林志钧等讲师。如果说，人们要排名世界一流大学的话，那么，清华国学研究院是当之无愧的。令人惊诧不己的是，何以在如此短暂的岁月，一个小小的国学研究院，居然创造了中国学术界的奇迹，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壹
笔者认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功，从社会条件而言，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因素;从清华大学自身的条件而言，具有办学特色、人才标准、民主管理等微观理念。
首先，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使清华国学研究院得以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形成卓然独立的办学风格。
清华国学研究院存在的4年中，前二年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7年)，也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以往，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一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专制、独裁似乎是它的代名词。其实，这只是历史表象的一面，其另一面却是中国近现代探索民主政治的一段试验期。不然，就难以解释这一时期发生的一系列伟大历史事件，诸如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等。
由于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加上军阀割据的“乱世”状态，即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各种力量相互牵制，没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进行严密的专制统治的条件，从而为民主政治提供了试验和发展的空间。于是，北京政府在形式上采取“三权分立”制度、建立司法独立体制的前提下，客观上使人民的权利和自由有一定程度的保障。
北京政府时期相当于宪法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赋予人民前此未有的权利和自由。即使体现袁世凯独裁集权的“新约法”也有保障人权和自由的规定，如“中华民国人民，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上均为平等”。其第五条到第十条详细地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如身体、家宅、财产、著作、集会、结社和信教等。最典型的则是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和没有书报检查制度。
正是在这一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可以使教育、学术研究不至严重依附于政治权势。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在国学研究院第一期学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通篇不谈空头政治，而是吸纳胡适先生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倡议，他说：“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预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中国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方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从研究中寻出中国之国魂。”
清华国学研究院存在的后二年为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时期(1927-1949年)。南京政府建立之初，国民党蒋介石还相对延续了一些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主理念，但随着其独裁统治的强化，终于逐渐建立起严密的书报检查制度，实施特务监督管理，扼杀了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权利。
由此，清华国学研究院不得不随着主流意识形态运转。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短期夭折固然有其规模偏小，不注意发展;特别是民族救亡运动的日益高涨，己不容学人心安理得地“整理国故”的原委，但政治上的禁锢确是加速其夭折的一大客观因素。
一个社会的文化、教育事业是不是发达，关键要看这个社会是否具备包容性。按照英国政治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对现代社会的设计，具有包容性的社会应体现出：作为包容性的平等、有限的精英统治、公共空间(公民自由)的复兴、“超越劳动的社会”、积极的福利政策、社会投资型国家。从清华国学研究院存在的北京政府时期，也即中国进行政治民主的试验期看，是多少符合包容性社会的前三条的，因而当时的社会给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崛起提供了自由的空间。
其次，短暂的经济发展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提供了物质保障。
清华国学研究院存在的4年，正处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期。北京政府时期，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我国许多有识之士大办实业，使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自洋务运动以来的空前发展;南京政府时期(1927—1937年)则在北京政府的基础上，着力发展市场经济，居然在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夹缝中，创出了年均增长8%-9%的奇迹。这些都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创造了优越的办学条件。
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学经费非常宽裕(其中包括美国的援助)，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
① 一是教师的科研经费上不封顶，一年四季随便去何地参加学术会议或考古，只须吴宓大笔一挥。1926年春，李济从山西考古归来，足足带回考古资料49箱，花去的金钱可想而知，而清华大学教务处主任梅贻琦还嫌他带得不多。清华国学研究院充裕的资料经费、各种善本秘籍的方便借阅，也是令人羡慕的。据王国维致蒋汝藻函，研究院每年购书款1万元，“在京校中已算第一有力”，而王国维仍不满意。盖学术的长进是需要不断交流、不断吸收前沿学科的动态的，如果一名大学教师一年仅能参加一二次学术活动，甚至足不出行;或者买不起书，那么他的学术水平怎能提高?
② 二是教师的待遇优厚。据已故华东师范大学史学所教授、著名金文甲骨文专家戴家祥生前告诉笔者，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每人配工作室一间，月薪大洋400元;四大讲师李济、梁漱溟、马衡、林志钧等，也每人配一间工作室，月薪大洋100元，外加美国弗利尔艺术馆给的300元津贴，他们的收入与教授持平。按当时的生活水平，一名清华校工月薪3元，已足够养家;请一个全职保姆，每月仅需1-2元;800元能买北京的一处四合院。因此，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师从不为生活、家务所累，他们可以随便去琉璃厂买古董、字画和珍贵版本等。
③ 三是学生不仅不用缴学费，而且还有充足的奖学金，以致学生不仅可以大量购书、考察，而且每学期由学生轮流作东，请老师们上馆子。
再次，多元文化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提供了自由思想的土壤。
清华国学研究院存在的时期，正是近现代中国思潮相互激荡的时期。当时的中国形成了多元文化的格局，以致各种社团、报刊如雨后春笋，无论是以陈独秀、瞿秋白领军的《新青年》及《前锋》、《先驱》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好人政府主义的对歧，还是新文学运动与唯美主义、颓废主义、伤感主义和复古主义的并存，以及科学与玄学之争等各种思潮交织在一起，没有哪家唯我独尊，这就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的思想自由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中国的知识分子最看重的，甚至高于自己生命的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1953年11月22日，陈寅恪与汪篯的谈话，即“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所阐明的一段话，可以看做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学理念。
陈寅恪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段名言深刻地阐明了具有鲜活创造力的学术真谛所在。
关于这一点，王国维也曾对蔡尚思说：“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都以做官为最大目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是也。而思想家更没有一个不谈政治思想的。其实治学与做官是两途而不是一途。做官要到处活动。治学要专心研究。二者很难兼长。大政治家多，大学问家少;大学问家兼政治家则更少。究竟最可贵的是哪一种人呢?多一份努力就多一份心得，这是做学问的人所必须首先知道的。我希望年少力富的人，能专心一意地治学。”
表面上是开导学生不要从政，实质上则是他仕途失意后对人生的总结。由于学术是一项艰巨的精神创造，因而它的发展需要宁静的环境，需要士子心无旁骛，王国维虽然说明了这个问题，但他忽视了问题的另一面，即一个社会在政治禁锢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下，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难以安心治学。
陈寅恪和王国维从不同的角度，剖析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其背后却间接地启示我们，多元文化与单极文化对清华国学研究院兴衰存亡的影响。
上述证明，一所大学能不能创造辉煌，能不能流芳千古，必须看它在创办时期是否具备宽松的政治环境、宽裕的经济条件、多元文化的支撑，这三套马车缺一不可。
贰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办学理念，充分体现了博大的“和而不同”学贯中西和洋为中用的追求。吴宓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的演讲中，对这一追求作了阐述：
① 一是“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
② 二是“中国固有文化各方面(如政治、经济、管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
③ 三是“为达到上述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己有根基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且所学与国情隔阂。”总之，就是要培养对于中外文化有精深研究的、有社会责任的、有人文关怀的高级人才。
吴宓所阐述的办学理念，是契合中国学术转型期的特点的。当时，中国自洋务运动、戊戌维新以来，西学东渐的激流己冲决了古老的传统的学术大门，因而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学术亦不例外，其实质就是要走开放式的、站在国学基础上瞭望世界文明的办学路径。循着这一路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大纲由王国维起草，采取旧中国的书院制和英国牛津大学的导师制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这些中国一流学者的问题意识、深邃思考和宏大气魄;近代以来，欧美日本的思想、学术与制度的启示;甲骨卜辞、汉代竹简、敦煌文书、大内档案的发现;20世纪初叶中国思想学术界欲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思潮，所引出的与欧美日本竞学术短长的潮流，交汇成清华国学研究院学子得到世界一流教育的平台。从这个平台出发，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子充分地吸收了中外文明的精华，这从王国维致马衡的一封信中可略见一斑，“现在大学是否有满蒙藏文讲座?此在我国不可不设者。其次则东方古国文字学并关紧要。研究生有愿研究者，能资遣法德学之甚善，惟需择史学有根柢者乃可耳。”
在开放式办学理念的基础上，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课程分基础课和专题研究两类，另有临时演讲。按规定，所有学生必须听基础课，教授要安排答疑。这对学生了解各种学问，感受不同的治学风格，开阔学术视野，促进师生交流无疑是有益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多元教学打破了传统的一言堂，形成了双边教学的互动。
如前所述，1926年春，李济从山西考古归来，梁启超、王国维组织了一堂师生交流课。这堂课布置得像个会场，先由李济讲述自己选择山西为工作对象，是因为《史记》上讲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这些行政名城都在山西。接着，他取出发掘的半个新石器时期的被割裂过的蚕茧，学生们都伸长了脖子看，有的说年代那么久，还是这样白：有的说既然是新石器时期的遗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呢?然后由王国维来解释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石片割蚕茧的原理，并巧妙地传授将传世文献与地下发掘材料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使学生受益匪浅。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曾与古代科技一样，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随着近代西方生产力的发展，文化、教育呈多元开放的态势，中国的高等教育难以融入其中，亦难以顺利地演变为近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这也许是“李约瑟难题”中的一个子题。
然而，清华国学研究院走“后发外生型”的发展道路，在教学过程中引入了西方高等教育中的学生本位理念，即以追求个性教育和创造性教育为宗旨：以前者而言，由于自由和个性是密不可分的，所以自由的基础是个性的充分张扬，而且只有人格发展的完全自由化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以后者而言，由于创造是人的最高境界，因而高等教育的教学和评价机制应有利于打破学生的惟命是从、附和重复、疲于应付、没有创意的传统教学局面。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打破了一言堂，充分发扬课堂民主，践行了上述西方高等教育的两大理念，从而脱离了古代高等教育独自封闭发展的状态。
与清华国学研究院办学特色相辅相成的，是它在制度层面的两大特点：
其一，选拔人才不看资历和论文数量而重实际水平。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吴宓推荐陈寅恪任教授。校长曹云祥因陈寅恪一无学位、二无论著，面有难色。梁启超劝荐道：“我梁某也算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曹校长被说服。
清华大学领导的宽容，还表现在聘梁漱溟为讲师上。梁漱溟当时才20多岁，根本没什么学历、论文，但他的佛学知识，对儒学的独到见解，打动了曹云祥和吴宓的心，遂从此登上中国学术前沿阵地。
戴家祥仅是个中学毕业生，且家境贫寒，1926年赴北京参加考试，经过严格的笔试，他力挫群雄，考了第7名;但还有面试一关，当王国维召见他时，发现他已读过自己的《观堂集林》，并有终身钻研古文字的志向，便高兴地录取了他。果然，戴家祥在90高龄时，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金文大字典》，实现了其师王国维的遗愿。
清华国学研究院不拘一格降人才，也即对人才的评估标准，决不呆板划一，讲究灵活务实。中国古代官本位的教育体制，最大的弊害，便是教条化和绝对化。后来的高等院校逐渐发展出量化的标准，对师资的聘用与评价，必须以学历与论著数量为标准。
从表面上看，这种门槛似乎很科学，形成了可以机械操作的“规则”但有个性、有创造性的人才，很可能被这种机械的操作规则拒之门外，或扼杀在摇篮里。因为一个人是否具有真才实学，是不能绝对以有无所谓博士、教授头衔，是否著作等身作为衡量标准的。
一部中国学术史业已证明：好些学者，真正能流传于后世的，往往就是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已足流芳千古。所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大胆起用人才，对高等教育致力于学生独立、自主、求实、怀疑、批判等人格因素的养成不无裨益，因为学生具有了这种人格因素才能激发创造潜能，才能进行知识创新，才能有以坚毅的意志，实现宏远抱负的决心。
1927年编辑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生动地记述了前后两届同学在风华正茂年代，互道珍重，各抒壮怀的情景。戴家样出人意外，他说自己向往的是，要成为一个“勇敢、奋斗、忠实、千古少有的学者”像玄奘那样，令同窗学友大为感动。
其二，行政主管的服务意识和行政人员的精干。
且不说王国维辞谢院长之聘而转任教授，吴宓以哈佛硕士之名望和研究院主任之尊位甘愿为师生服务，单就校方对国学研究院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今人听来好像“天方夜谭”。
例如，国学研究院的教师不仅月薪高于主任(吴宓月薪300元)等行政人员，而且出门用车，只要一个电话，校长办公室立即予以安排。又如，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昆明湖后，戴家祥和刘节因悲伤过度，以致相继发烧，校方马上派车送他们去医院就诊。另外，国学研究院每学期举办师生茶话会。届时，校长、教务长、主任一定到会，毕恭毕敬地向全体师生致敬，感谢他们为清华赢得了荣誉。
再看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行政人员，最典型的是由吴宓这样的大学者兼行政主管，其他的行政人员更少，院里有事直接让校方解决，办事效率很高，真正做到了精兵简政。在此氛围下，导师对同学的关怀，也周到备至。陈寅恪为介绍戴家样、颜虚心去中山大学任教，前后三次致信容庚与傅斯年，言词恳切，现在仍保存在《陈寅恪集》里。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管理经验说明，高等院校的管理除了制度层面的因素外，尚要看管理者的素养。清华大学及国学研究院的校长、主任、教授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们在吸纳西方希腊民主思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人本哲学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人文关怀和民主作风，从而在教授治校的基础上，让科学的民主管理渗透到为教师、学生服务的实践中。管理者尽心为师生服务，是高等教育乃至一切学校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反之，便会异化教育规律，以致严重挫伤教师的积极性。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民主管理，在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学术转型的过程中如同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其意义不仅在于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大改革、一大奇迹，更在于让今人产生广泛的联想。
综上所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功是多种因素相互交融的结果，虽然它在中国教育史上只是昙花一现，但给我们留下的诸多办学、管理经验，特别是如何利用社会条件脱颖而出的发展经验，当给今日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以有益的启示。
注：
①笔者在1996年秋至1997年春，多次采访戴家祥先生，获悉不少清华国学研究院佚事，文中关涉戴家祥及他与导师们的交往内容，均为采访所得，不再另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