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非营利机构国际教育协会2014年发布的报告，十五年间，在美国的国际学生人数增加了72%，从1999年的514,723 到2013年的886,052。该机构数据还显示，2015年国际生人数比2014年增长了10%，是1978年以来在美国际留学生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 达到974,926人。这其中虽包括了低龄留学生人数的增长，选择本科和研究生项目的在数量上依然占大多数。这些国际留学生在文化融入和适应上面临不少挑战。

几年前《纽约时报》一则关于在美中国本科留学生生活的报道这样写道：大家在学校里自然而然地打造出一个“唐人街”，在宿舍里打麻将，吃泡面，一整天讲的都是中文。还有更糟糕的，不少中国留学生因为学术造假或者成绩不及格，要么被学校开除，要么休学。

这其中有很多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一方面，留学生家庭所塑造和影响成形的性格的方方面面，在出国前有父母的保护也许并不明显，或者也不被当成需要改善的地方，而在国外因为环境的改变，脆弱的一面更容易暴露出来造成问题。有朋友向我表示，最应该教育的不是中国的孩子，而是中国的家长。当然并不是每个中国家长都有攀比心，但正如不少中国人都有的对身份地位名利的比较一样，不少中国家长也对孩子的留学有功利而轻易的态度：功利地以为在国外镀金就可以更被人看得起，轻易地忽视了孩子在国外留学的环境究竟如何。

另外一方面，骄傲可能是很多中国独生子女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的特质，从小时候的小皇帝小公主就培养起来的强烈自尊心，在国外陌生的竞争环境里，很难接受“我不如人”的现实，更难接受的，可能是低头向他人寻求帮助或者承认自己有错误。解决不了问题，但又觉得自己很能解决问题，或者压根没有觉得花太多时间打游戏而不去认识外面世界是个问题，自然而然地给自己竖起了一堵高墙。

一些留学生在缺乏朋友家长帮助的情况下，遇事难以冷静思考，可能会无意识地放大自己处境的困难，采取极端的应对方式而非解决之道，最终导致更严重问题的出现。

尽管关于过去几十年在美国际留学生数量增加的数据数不胜数，然而作为一个高等教育的研究人员，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关于美国高校针对留学生服务的工作人员数量变化(或者持平)的数据。比如说，在数量上，美国大学国际学生事务处、事业辅导处、咨询中心针对国际学生的行政人员，是否有所增加?在服务质量上，这些从业人员是否具备足够的文化感知能力，为越来越多的国际留学生提供学术和行政方面的支持?

去年我所就读的学校有一个印度籍研究生自杀，这位工科学生之前很优秀，参与活动也很多，可是当学业和就业压力多又没有疏导途径的时候，却令人遗憾地自寻短路。伊利诺伊香槟大学前两年专门设立了一个职位是“融合主任”(Director of Integration)，鉴于该大学之前就有中国留学生自杀或者谋杀的消息见诸报端，我一点都不意外这样职位的出现，只是希望这样的融合需要更早地被人察觉。

2015年美国高等教育协会年会的一个讲座题为“学生：作为收入来源”。面对政府财政拨款的下调，很多美国公立大学视国际留学生为“州外学生”， 和“州内学生”相比，学费可以是后者的三倍。而这些国际留学生中的大多数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没有奖学金或者其他学费资助。尽管英语非母语的留学生在学术和其他服务上需要付更多费用，这些钱却并没有完全花费在这些服务上。比如我所就读的北卡州立大学，国际学生事务处过去几年并没有因为国际学生人数增加而增加人员支持。我可以看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尽最大能力帮助国际留学生，但是基于有限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对国际学生的支持还远远不够。

参与年会的一个同事说“这其实挺悖论的，如果你用经济学的理论来看，这些顾客花的是最高的学费，可是他们收到的服务却是最糟糕的。如果你坐飞机，付的是最高的费用，通常可以拿到最好的座位。可是对留学美国的国际生来说，好像情况并非如此。”

好在和留学生打交道的工作人员也越来越体会到国际学生需要更多的支持，在行动层面上表现为一种由下而上的改变———由那些在实践中看到困难的学校员工向领导层申请资金予以更多支持。今年在北卡州立，学校心理辅导中心的职员将一些心理咨询宣传资料有针对性地翻译成六种语言(中文、印地语、法语、波斯语、韩语和阿拉伯语)，并且针对留学生对心理咨询的刻板印象和不愿意寻求心理帮助的消极态度进行宣传，希望他们可以在遇到困难时知道如何求助。可是心理咨询中心清一色的英语辅导员本身又是另一个挑战。文化融入将随着越来越深的国际化步伐表现出更多样的问题，因此需要更有前瞻性的包容态度和努力的决心。

如果文化涵化(或者融入)是一个双方——迁入方和主导方——都参与的过程，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看看问题的两面?在心理咨询中心或国际事务处工作的人员，和国际生打交道的体验如何?在高等教育越来越全球化的年代，人们越来越重视跨文化能力和沟通技巧。去年一个来自中国的博士生，把他的导师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他的导师“缺乏对来自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学生督导的能力。”这又使我不得不思考更深层的问题：

1. 谁应该具备和展现出跨文化的能力?那些二十岁上下、踏上异国之旅时充满无限天真的期待和抱负的高中生或者本科生，还是即将启迪、开导并支持他们的学校人员，还是双方都应该?高校在接受国际学生前应该也有所准备，对可能有的文化融入问题有所预见，并审视自己是否具备足够的人力、财力去解决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预防性而非突发性的应对机制，会将国际学生到美后出现不适应问题的可能性及其伤害降到最低。

2. 面对日益增加的国际学生的流动性和更多元化学校的选择，全球大学排名还应该包括些什么标准?传统的研究和教学能力之外，每个留学生每天能得到怎样的支持和指导不应该被考虑在内吗?教育界可以在大学排名中，对文化融合和多样性包容程度加大比重，这样的排名更有针对性，也可以在行政层面上鼓励对跨文化融合做出更多努力。

3. 留学生应该以怎样的心态融入并在多文化碰撞中坚持自己的信念?留学生不应该是嗷嗷待哺、大声哭闹的小孩，试图博取大人们(即美国教育界或者美国社会)的同情。以这样的心态，那么就算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重视，那也是基于同情，是短暂的、情绪化的和不可靠的。留学生只有转变心态，真正“长大成人”，学会如何为社会贡献价值，才能换取美国教育界和美国社会长久的、理性的和可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