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伊娜

《法律深处是人心》这本著作由西南政法大学教授龙大轩带领团队撰写。全书选取43则古代案例,以案例释法、以法观文化,最终落向情理法。其中对荆轲刺秦一案的解读,读来令人回味无穷。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句千古绝唱久久回荡在易水河畔。荆轲刺秦曾在无数影视剧中被演绎:燕太子丹苦心延揽荆轲,派他与秦舞阳入秦,在咸阳宫上演惊心动魄的行刺,最终功败垂成。千百年来,世人多感念荆轲的英雄气概,为他的失败扼腕,也不断探寻他失败的缘由。书中抛出两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荆轲刺秦失败,是因为武功不高吗?是准备仓促吗?经过层层辨析,作者认为荆轲刺秦的失败,根源在于太子丹对“必得约契”的法律意识错位。
刺秦的谋划出自太子丹。他与嬴政年少时同在赵国为质,曾有旧交。太子丹的方案本有先后次序:最优目标并非刺杀,而是劫持秦王,逼迫嬴政订立约契,停战退地,恢复战前格局;劫持不成,再行刺杀。荆轲忠实执行这套方案。“图穷匕见”那一刻,他没有立刻用匕首刺向秦王,而是伸手抓住秦王衣袖,动作意在劫持。奈何秦王反应迅捷,立马割断衣袖逃脱。大殿上追逐之际,荆轲依旧寄望于逼立盟约,错失直接刺杀的良机。御医夏无且掷药箱阻拦荆轲后,秦王才得以拔出长剑,重伤荆轲。
依托盟誓、约契达成停战、归还土地的约定,在春秋时代不乏先例。齐鲁交战,鲁国连败,汶阳田被齐国占有。公元前681年,曹沫在盟会之上劫持齐桓公,逼迫其许诺归还汶阳田。齐桓公被迫订立盟约,后来在管仲的劝说下信守约定,归还土地。太子丹正是参考了这一先例,笃信胁迫之下订立的约契具备约束力,期待以同样的方式换取和平。
若历史给了荆轲劫持秦王的机会,太子丹想象中的和平真的会到来吗?书中给出了答案:用错位的法律意识指导制定的刺杀计划,从一开始就是走不通的。其一,时代语境错位。春秋时齐国虽为霸主,但周天子与列国诸侯仍有制衡之力;到战国末年,秦国实力已经碾压六国。就算嬴政在胁迫之下许下盟约,天下一统的大势面前,这样的盟约也很难被遵守。借用现代法理来看,这类似受胁迫订立的约定,本身就不具备稳定的约束力。其二,对胁迫对象的判断错位。事发时嬴政三十二岁,《史记》记载其“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这样的君主,不会因受胁迫而订立自己无法接受的盟约。
再看太子丹与荆轲。二人形成了乱世里一份特殊的口头契约,也就是世人常说的“士为知己者死”。这份契约的达成,始于太子丹以厚恩相托。据古小说《燕丹子》记载:荆轲赞叹千里马的肝鲜美,太子丹便杀马取肝奉之;荆轲称赞美人的双手,太子丹竟砍下美人之手盛盘相送。这些极端的馈赠,营造出倾囊相付的姿态,让荆轲难以推辞。田光为保守刺秦秘密而自刎、樊於期献首以成全计划,一桩桩牺牲不断捆束荆轲,将他置于道义的绝境,进退两难。荆轲等候的同伴未至,仍在太子丹催促之下仓促启程。可见,太子丹与荆轲之间,并非平等合意的契约,而是乱世之中,以生命为筹码、裹挟道义的悲壮交易。
历史大势浩浩汤汤,秦国灭六国、统一天下顺应了历史趋势。荆轲刺秦,终究只是历史长河里的一朵浪花。英雄的抉择,盟约的幻想,是非成败,留给后人不断品读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