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承勇在8月27日落网的消息传出后，不大的白银沸腾了，困扰白银人多年的“噩梦”终于烟消云散。被生离死别折磨数年的被害人家属终于得到慰藉，放鞭炮庆祝，而陪伴他们走过多年、参与侦破此案的老刑警们却是感慨良多。28年间，昔日年轻小伙已然满头银发，有人含恨退休，有人无奈调离，更有人带着遗憾早早离开人世，只因为当时白银案未破，不识凶手真面目。记者见到白银市公安分局原刑侦队长张国孝的遗孀王福芬，以及当时参与办案的刑警。在侦破过程中，全队上下，每个人的脸上都难见笑脸，气氛紧张压抑。
王福芬拿出丈夫生前的警官证，抚摸着泛黄的照片说：“老张，这回你再也不用惦记了。”
退休刑警：感觉不是欢快而是羞愧
1988年5月26日的傍晚时分，白银市永丰街，白银公司23岁的女职工白某在家中被杀。
张和平(化名)现在已经退休，他告诉记者，在1988年的第一次凶杀案时，他是第一批到达现场的刑警。回忆起来当时的情况，他记忆犹新。事发房屋是一个套间，他们冲进去看到死者横躺在里屋，身体赤裸，满是伤口。“地上全是血，腥气特别重，我们刚进去，一个小刑警就转身跑出去‘哇哇’吐了。”张和平说，能够干刑警的人，心理素质都不错，但面对这样残暴的凶案现场，大多人还是有些不适应。“我忍着泛酸水，把现场工作做完，不过后来偶尔想起来，心里还是一阵冷。”在侦破期间，张和平和同事先提取拘留人员的指纹比对，比对不上，又逐渐扩大提取范围到白银户籍的全体男性。“那时候哪有现在的高科技，都是人工比对。虽然有指纹识别，但进展非常慢。每天不眠不休，也只能比对几十个。”有时甚至是刑警拿着放大镜看指纹。
时光荏苒，已经退休的张和平那天在家里看电视得知高承勇落网，他说第一时间的感觉不是“欢快”，而是“羞愧”。他始终不能相信，这个疯狂的杀人凶手，竟然在他们的眼皮低下安逸生活了这么久。而当年，他们却将目标都集中在其他人群身上。“感觉当年做了很多无用功。那时候，我们通过作案手法、心理等多方面的分析，将人群设定为高学历的青年男子。但没想到，他只是个没能考上大学的农民。”对于破案细节，张和平表示不想知道太多。“这个案子困扰我和我的同事这么多年，到现在也算是个结果。只能说，人在做天在看。”
调职民警：那段时间没人会开玩笑
现在已经调职的民警李晓光(化名)向记者讲述，他1999年调离刑警队到派出所工作。据他称，案发高峰期的1998年，他和队友们曾经两三个月没有回家吃过一顿饭，全体24小时在岗，不断反复研究已知线索，但没有实质性进展，这也让全队的情绪非常低落。
他回忆，在那段时间里，队里没人会开玩笑，大家的脸上也几乎看不到笑容，每个人的神经都是紧绷的，而且生怕在他们还在侦破的时候，再次发生命案。“每天过得都很压抑。”他说。
本以为换了工作，接触不到这案子就会淡忘，但李晓光想错了。“时不时就会突然想到白银案的种种，明明自己不想再围着这个案子转，却又不自觉地跟着走。”相比以前的“正面”研究，他开始关注网上的帖子。“对于凶手的猜测，有帖子推断他是无业人员，这点我很认同。后来案情曝光，发现他是打散工的，也差不离。”
在过去的28年里，白银公安局换了8任局长，人工比对了至少十万枚指纹，请了上百位刑侦专家到甘肃白银支援调查。记者了解到，自白银案凶手最后一次作案后的第二年2004年，公安部曾经召开过一次专门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刑侦、技侦等方面的专家，从凶手的足迹、血液、DNA、作案手法、解剖结果、疑犯童年经历推测等诸多方面进行过统一汇总。
在此后的十多年里，有关白银案的线索每年都要拿出来重新整理，各地都要配合做指纹协查。可由于当时科学技术所限，白银案的侦破陷入僵局。
刑警遗孀哭祭
“你追了二十年的人终于抓到了”
1954年出生的张国孝，自1979年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先后历任白银公安分局工农路派出所副所长、刑侦大队大队长、白银公安分局副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事侦查支队支队长、市公安局正县级侦查员等职。因为长期的积劳成疾，他于2006年罹患癌症，在与病魔抗争三年后，年仅56岁的张国孝离世。他在职期间，先后20次受到各级组织表彰，连续两年荣立个人三等功，1997年被公安部荣记个人一等功。
记者辗转找到张国孝的家。“这几天不知道接了多少电话，有老张以前在市局的老战友，也有省公安厅的老同事，就连出门遛弯时，碰到熟人都会上来跟我打招呼。”张国孝的遗孀王福芬说，所有人都嘱咐她“一定要把破案的消息告诉老哥一声……”
为破案连轴转 饼子咸菜吃一天
自1979年加入公安系统工作，至张国孝离世的30年间，他一直在白银市工作生活。1988年8月，张国孝被调到刑侦岗位后，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发生在3个月前的“88526”白银女职工白某被害案。案件的恶劣程度令人发指，也开启了白银连环杀人案的“序幕”。在此后的20年时间，白银案的侦破工作，仿佛成了张国孝生活的一部分。
“老张经常说的就是‘你说这个案子怪不怪?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王福芬回忆说，这是丈夫当年最爱念叨的一句话，虽然因为工作原因不能对外泄露案情，但她认为，侦破白银案是丈夫从警多年的第一目标。
“那些年，他不光要在本地调查，还跑过河南、内蒙古很多地方，只要听说哪里有类似案子，他就会过去看看能不能并上案。公安部、省公安厅也一直挺重视这事，年年调研，老张经常接到一个电话就走很多天。”王福芬回忆，2005年年底女儿结婚，张国孝也是婚礼前一天晚上才赶回家，第二天中午参加完婚礼，就又去单位了。
王福芬说，只要接到白银案的相关线索，张国孝就会白天黑夜围着案子连轴转，全靠烟和茶顶着。有一次张国孝连着几天没回家，王福芬不放心到公安局去送换洗衣服，见面后看到的情景却让她难过许久，“他办公室桌上摆了五部电话，这个响完那个响，他不断地接电话，没完没了。可他那一天的饭，就是一块饼子加点咸菜。”
睡不着吃不香 做梦都喊抓住他
王福芬记得，1989年11月的一晚，张国孝满身是土地回到家，眼窝深陷，看起来精神很不好。王福芬见状赶紧给他做了一碗喷香的臊子面。张国孝埋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吃到一半，他突然抬头看了一眼坐在对面的妻子，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我一定要抓到他!”之后又低下头继续吃面，“我觉得那时候他办案子癔症了，也没敢深问”。但当天夜里11点多，张国孝的一声大叫，将熟睡的王福芬惊醒。她坐起来看到张国孝满头是汗，喊着“就是他，凶手就是他!”“吓得我不敢说话，他喊完了，我才摇摇他的胳膊把他喊醒。他醒后就坐起来抹眼泪。”王福芬说，那时候张国孝的压力很大，经常做噩梦。“满脑子都是这个案，做梦都指挥大家找线索。”
在王福芬的眼中，丈夫张国孝对案子不只是认真，甚至可以说是较真。“我后来看过他的工作日记，写的都是案情分析，先推理一次，再推翻，再推。他们几个队友在一起研究案情，一坐就是半天。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可以猜出都是难点，因为他的眉头一直没有舒展过。”王福芬回忆，张国孝在破案初期带着队员挨家挨户走访，一个月内瘦了十来斤，整个人“小”一号。
病床交代后事 遗憾凶手未落网
直到2006年查出肺癌，张国孝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住进医院。住院期间，他成宿成宿地咳嗽，“像是要把肺活活咳出来”，每次有同事来看望，他都要追问白银奸杀案的进展。“他就是个工作狂，‘磕’上这案子了。不让他问，更是一种折磨。”陪护的王福芬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2009年，张国孝的病情加重。他经常靠在病床上向王福芬交代身后事。只要一谈起白银奸杀案，张国孝就不断摇头叹气，最后一次甚至哭出了声。“我知道他心里难受，觉得自己活着的时候是不能破案了。他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看不到凶手被绳之以法。不过他去世后这个案子肯定会被破，凶手肯定能够归案。”
说着，王福芬从床头的抽屉里拿出丈夫生前的警官证，抚摸着证件上泛黄的照片说：“老张，这回你可算踏实了，再也不用惦记了，你苦苦追了二十年的人终于抓到了。”一直偷偷抹泪的她最后掩饰不住失声痛哭。“从1988年到现在，总算是了结他的心愿了。”
从1988年起，张国孝的手机号码就作为线索征集热线向全国公布，总有人不分昼夜打进来。张国孝每次睡觉都把手机放在枕头边，以防遗漏任何一条线索。“电话铃一响，他噌地就坐起来，一边接电话一边拿笔记录，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撂下电话穿上衣服走了。”张国孝在世的时候，王福芬甚至对这部手机都有了“恨意”，但如今，她却小心地保留着这个号码。“就是我的一个念想”，王福芬说，2009年张国孝去世至今，这个号码还会接到不少陌生人的电话，“有人问案子进展，有人提供线索，全国各地的人都有，也是邪门了，这么多年，从来没人提过青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