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随着各大媒体对案件的挖掘深入以及公安机关公布的信息，案件和凶手本身的一些信息在逐渐露出水面，但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偏差和凶案本身有很多违背社会常模共识的东西，给很多关注此案的朋友造成了一些困惑，比如现在广为流传的白银系列奸杀案凶手专挑红衣女子下手的说法。
大概是8月29日开始，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白银案凶手高某对着红衣的女子有特殊偏好，暗示高某可能把红衣女子作为定向的行凶目标。
媒体争相报道所谓的“白银案凶手专们针对红衣女性行凶”
我们首先看媒体们报道白银案凶手高某“专挑红衣女子下手”的依据是什么：
白银坊间一度传闻，凶手专杀红衣女子，这让白银市区女性对红色衣服开始恐惧。对于红色，高承勇最好的同学张建武始终没有印象。
“小的时候沉默寡言，长大了还是不爱说话，也没留意他对红色有过何种情结。”
不过，邻居高俊伟倒是想起了一件事。
“在高承勇的影集中，夹着一个女性穿红色衣服的照片，我问过他，他说是亲戚。”后来，高俊伟也曾证实过，照片上的红衣女子确实是高承勇的亲戚。“那时候问他，只是说很佩服照片上的这个女子，后来听说这个亲戚婚姻很不顺，这对高承勇打击也很大。”
高俊伟说，“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导致他专杀穿红衣女子，很不好说。”
上面这段话几乎原封不动的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了，也是现在关于“专挑红衣女子下手”的唯一佐证。那么理一下这个佐证的归因链：
首先，“专杀红衣女子”的观点不是高某被捕后交待的作案细节，而是早几十年就存在的坊间传言;
其次，媒体已经把“专杀红衣女子”默认为案件的既定特点;
然后再以此为采访点采访了高某的亲朋;
媒体便从高某一部分亲朋口中得到了一些和这个默认特点相联系的信息(虽然高某的亲朋自己都不确定是不是);
最后再次肯定了“高某专挑红衣女子下手”这一结论。
我们会发现这个归因的过程有一个巨大的漏洞，“专杀红衣女子”的结论不是根据高某的供述或者案情的一系列特征总结出来的，而是首先根据坊间传言来确定了这个结论，然后再去找“近似的”证据去佐证这个结论。这显然是很荒谬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而最最主要的是，根据白银系列奸杀案每一起案发的信息来看，受害者并不都是着红衣的女性，也就是说高某把红衣女性作为定向行凶对象的说法在事实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专杀红衣女子”之说究竟是怎么来的?几十年前提出这个说法的始作俑者又是谁呢?现在怕是不得而知了。
不过这个红衣女子受害者之说，在笔者2014年撰写1996年南大1·19碎尸案系列文章时也曾遇到过，民间对南大案的传言里也同样出现了受害者刁爱青因为着红衣而成为凶手目标、惨遭杀害的说法。不仅如此，在很多国内的凶杀案传闻里，红衣女子都作为一种特有的受害者形象而存在，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
其实“红衣女子”这个形象在中国文化里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长期的男权社会思想作祟，古人在很多事上往往视女子为不祥，故有牝鸡司晨、红颜祸水之说，而着红衣女子更代表着妖艳与蛊惑，同时，红色是鲜血的颜色，代表着恐怖和死亡，所以民间传说里红衣女子常常和妖煞之说挂钩，比如有红衣女死后化厉鬼这种荒谬的故事。
到了现代虽然封建迷信被破除了很久，然而迷信思想作祟千年形成的民间思维意识常模还是存在的，民间对“红衣女子”这个词本身已经形成了一种建构的观念：把红衣女子作为一种和悲剧性事件挂钩的事物。
所以在各类现代凶杀案中，红衣女子已经成了“常客”，出现在千奇百怪的都市传奇和地摊文学里。红衣女子与恐怖事件挂钩，往往成为渲染恐怖气氛的重要工具，甚至红衣本身都成了一种特殊的符号，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重庆红衣男孩事件”。
这起普通的青年男性着其女性亲属的红衣，性窒息自慰导致死亡案件，因为案件本身超出当时当地人的认知范畴，以至于被以讹传讹成为“红衣上身，厉鬼索命”的传说。
当我们理解了“红衣女子”这个特殊符号在中国民间文化中的地位，再回到白银案中，那么就可以以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去分析。
上世纪80、90年代，国内的物质生活还并不是特别丰富，普通人的着装打扮也并没有完全脱离6、70年代以来单调的色系，与男性常用的灰色和蓝色服装色调相对，红色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那个时代女性特别是青年女性的专有色调。加之时尚思维和服装加工手段还没有完全放开，单纯的一袭红色更是成为一种女性着装主流。
在一些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女性着装变迁的文章照片专门提到，整个八十年代，全国的女孩子夏天都流行穿红裙子，冬天都流行穿一身红羽绒服。
既然全国的女性都流行传红衣，那么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概率论的问题，如果在那个年代一个凶杀案里有一名女性受害者，那么她是“红衣女子”的概率是极其高的。
在80年代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全国的女孩子夏天都流行穿红裙子，冬天都流行穿一身红羽绒服
说到这，很多情况就明了了。因为8、90年代国内社会剧烈变动，社会治安出现严重滑坡，发生过很多恶性凶杀案件，很多流传至今的民间凶杀怪谈都源于那个时代;而那个时代里着红衣是相当多女性的首选，那么凶杀案的女性受害者也往往可能是红衣女子;同时民间又对“红衣女子”这个特征有着很浓厚的恐怖及悲剧化事件相关的定义。三者加在一起，便成为了一个本末倒置的结论：很多凶杀案的凶手喜欢把红衣女子作为下手目标。
在1996年的南大碎尸案里，广为流传的受害者刁爱青因着红衣被杀，然而后来的证物证实，刁遇害时所穿的红衣，是当时特别流行的、满大街都是的一种红色棉衣，以至于公安机关人员前往南大向师生做案情汇报时，随手就从遇到的一名女生那借了一件一模一样的红色棉衣做展示。
到了今天，国人的穿着越发个性化，单调的一袭红衣反而成了少见的东西，红衣不再是流行和时尚的代名词，反而愈发地与民间传说里被固化的恐怖意义相连接。
写到这，我们大概可以对白银案里流传了几十年的“凶手专挑红衣女子下手”这个荒谬说法的产生过程有了清晰的理解。事实上这一切谬传都是多种落后思想相结合，而上演的一幕充满荒谬刺激的都市怪诞传奇。然而在21世纪今天，媒体和民众还无法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还依旧深信不疑，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