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寨中国”还是“创新中国”的争议，如同最近几十年里关于科技创新是“大繁荣”还是“大停滞”的全球讨论一样，在不同的人眼中，迥然不同。
几年前，中国市场研究集团董事总经理、美国人雷小山经过观察和思考，下定决心，要写一本关于中国创新的书。那时，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和创新是不沾边的。但是几年后，当快要完成手稿时，中国似乎每天都有新的创新案例出现，雷小山只好不断地延后截稿日期，直到不得不打定主意停笔。
在中国定居的十多年里，他分别与这片土地上的亿万富翁、政府官员、白领、民工进行交谈，种种记录与调查数据让他坚信：中国已经从山寨阶段过渡到了“为中国创新”的第二阶段，并将迈向“为全球创新”的第三阶段。
雷小山坐在舞台中间，台上的灯光太亮，他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擦掉眉间渗出的汗珠，他看了看坐在身旁的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迪伦·雷迪根。
雷迪根在电视上看起来像个身形魁梧的巨人，毫不顾忌用尖锐的问题拷问嘉宾。他转过头，雷小山感觉像是一头狮子在追捕猎物。此时，他向雷小山发问：“中国，是否已经全面迎来创新，摆脱了山寨？”
雷小山试图掩盖他的紧张，脑子里回想的是在中国感受到的点点滴滴，是5万份的消费者调查问卷和多位商界人物的访谈。
他想起了写作《山寨中国的终结》一书的初衷：最初，他告诉身边的人想写这样一本书，大部分人都觉得他疯了，在他们看来，中国企业和创新是不沾边的。但是几年后，当快要完成手稿时，中国似乎每天都有新的创新案例出现，比如百度投资人工智能，腾讯发布新的移动服务……他只好不断地延后截稿日期，直到不得不打定主意停笔，不然可能永远也写不完。
他想起了去参观的多家中国公司，比如生物科技公司华大基因，这家公司解码的基因组比世界上任何机构都多。他还想起了经常去的地方——上海国金中心，这里的苹果公司是全球单店平效最高的一家门店；这里的无数中国金融、科技公司，每日都在进行创新。而这就发生在十多年前，一位意大利投资者和他说的鬼城浦东。
雷小山将目光收回，肯定地说：“中国已经从山寨阶段走出，目前处于为中国创造阶段，紧接着将会进入为全球创新阶段。”
在《解放周一》与雷小山的对话中，这段话他强调了两遍，“中国消费者想要最好的，而且是由雄心勃勃、财力雄厚的中国公司直接开发的产品和服务。这些公司会成为全球品牌，并迎来山寨中国的终结”。
曾经都想摘“低垂的果实”
在进入“创新阶段”之前，中国经历的是一段漫长的山寨时期。
雷小山一直记得十几年前的那次碰面，在上海一座老别墅里，当时，别墅夹在两个巨大的建筑工地之间。曾经安静的“上只角”社区，尘土飞扬、电钻乱响。
那是他第一次见到企业家江南春，后者已经是纳斯达克上市的分众传媒公司创始人了。
“我要当老大。”江南春直言，当时分众传媒是以广告收入计的中国第二大传媒公司，仅次于中央电视台。接着，江南春陈述了他想让分众传媒称霸广告业的计划。
江南春建立了一种简单明了的商业模式，西方的投资者一看就懂——用数码电视在写字楼里播放广告。然而，广告硬件方面，更换广告内容的时候需要工人一块屏一块屏地手动更换，插上新的USB——这如今已经是老掉牙的技术了。那会儿人力成本还很低，用人工手动操作比开发一个自动更新的程序更便宜。
在雷小山看来，江南春走的是很多美国广告公司50年前的老路，丝毫没有创新。
“在尚未成熟又迅速发展的市场中，坐享其成的机会太多了。如果有足够多汁水丰盈的苹果挂在你面前，你何必为难自己爬上更高的枝头呢？”雷小山说道。
对政府而言，“低垂的果实”意味着大量可供支配的资源、简单易行的操作方式和高速的经济发展速度。简而言之，就是“山寨都能赚钱，要那么辛苦创新干嘛”？这也是雷小山眼中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山寨。
至今，在创业的圈子里还有这么个段子，上世纪90年代末，只要硅谷的一个科技初创企业获得了投资，几百个山寨它的中国企业就会在几个小时内成立。
雷小山介绍，那时，中国也有一些初创公司，比如搜狐和新浪，但没有一家是以特别有创新力而著称的。接着，他举了一家知名门户网站的例子，这家公司的创始人通过模仿美国的网站，包装一下后落地中国，就成为了标杆。2000年这家公司IPO之后，创始人赚到了几亿美元，而那时候在中国，一个月薪水有600美元就已经很不错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创新有时还会带来麻烦，或者说，有的相对保守的机构会形成阻力。那时，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对雷小山这样说：“为什么要冒险呢？既然已经有这么多机会，从现有的模式里拿一个不就好了吗？”
美国纽约长岛大学经济学教授帕诺斯·穆都库塔斯曾在《福布斯》杂志上撰文称，中国缺乏创新是由于中国文化先天缺乏创新能力，中国人“儒家的顺从性”阻碍了创新，妨碍了自由的思想，似乎永远都不能成为创新的温床。
雷小山很不同意。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山寨的代名词，在过去的30年中缺乏创新，是外部环境造成的，而现在，这种环境正在剧烈地改变着。
转变已悄然发生
2004年，雷小山和几位朋友在上海衡山路吃饭，其中有一个瘦瘦的中国男人，叫做王微。一开始，王微是朋友中看起来最不起眼的一位：他穿着一身黑，含含糊糊地说他从事和纸媒有关的工作。
席间，人们都在讨论生活在海外与生活在中国有哪些不同，王微相当沉默；当话题转入创办公司或投资公司后，王微立马挺直了腰板，两眼放光。
那时，王微正在考虑开一家在线视频网站。网络视频播放技术刚刚开始走向主流，而他正在琢磨如何利用这项新技术创造一种盈利的商业模式。2004年，还没有YouTube(世界最大的视频网站)，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抑或是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还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几年后，这个在线视频分享网站正式成立了，叫做“土豆”。土豆视频的成功对于创业者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他们意识到不再需要靠模仿并采用现成的商业模式，而是去做一件从未做过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愿意支持初创公司，更愿意支持拥有开拓性概念的公司。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山寨的消失。
伴随着制造业的蓬勃发展，十年前正是中国山寨的顶峰。2010年，仅仅在深圳注册和能查到的有关设计和广告的公司就有1万多家，其中绝大部分以模仿、山寨为主。
但如今，在深圳，那1万多家做山寨的公司已经土崩瓦解，只剩下四百多家。这四百多家公司的年产值大概比原来增长了100倍。创新所带来的市场激活和产业价值正在逐渐显现出来。
美国华平投资总经理程章伦曾说：那时，转变已慢慢发生。这种转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一个行业先成熟再谈创新，而一个行业的成型需要十年。
“中国公司不再简单地山寨美国和欧洲的商业模式。虽然他们仍然在摘取唾手可得的果实，但更注重创新。”雷小山说，同时，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实实在在地推动了中国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创新。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其著作《大繁荣》中写道，人生的兴盛来自新体验：新环境、新问题、新观察以及从中激发出来并分享给他人的新创意。与之类似，国家层面的繁荣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它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和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
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担任经理的陈久看来，那时国内的创新性企业还远远满足不了需求。“拿我们公司来说，每年能接到客户订单和需求大约有1万个，但我们每年最多能完成不到1200个，大约只是需求的十分之一。中国创新发展拥有巨大的空间，再加上，创新企业的不断发展、创新人才的连续储备，势能是非常大的，未来可能会排山倒海似的到来。”
外国人也开始玩微信
生产能提供健身建议的体重秤；制造在美国职棒大联盟中追踪和分析球棒挥动数据的设备；开发能够追踪失踪儿童的手环……
在中国各地的实验室和创业公司里，怀揣梦想的工匠们正在共同推动一股全新的趋势，很多人认为中国创新有望就此迎来一股新的高潮、中国设计的产品将创造吸引全球用户的机会。
“这是个了不起的市场。”创业者瓦伦·莫西波说。他选择在北京开发自己的项目，那是一款可穿戴屏幕，只需要触摸一下智能手机应用，便可改变服装和鞋履的颜色。
为了写书作调研，雷小山问了许多优秀的商界人士应该采访谁，不断有人提起一个名字——卫哲，阿里巴巴B2B平台公司的前任CEO，目前在运营私募股权投资公司。
卫哲给雷小山讲了个故事，他去伦敦与一些作为首相顾问的高级官员会面。“你的微信号是多少？”一见面，一位英国官员就这样问卫哲，并告诉他，有一位中国朋友让他们对微信着了迷，后来他们天天使用微信。雷小山在印度尼西亚甚至南非都听过类似的故事——中国人把微信介绍给外国朋友，然后外国人自己的圈子里都开始用微信了。
“未来五年中国企业会走出下一步，为全世界的需求而创新。”卫哲说。
今年3月，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一份《“十二五”全国企业发展分析报告》，报告显示，从2010年底到2015年底，中国的私营企业由845.52万户增长到1908.23万户。5年中，新注册的创业企业超过1000万家。
“而在这些企业中，创新最活跃的公司就集中在新技术创新和移动互联网领域。”雷小山说。同样，当问到卫哲，中国企业进入为全球需求而创新的阶段时，哪些领域可能会有最好的机会？卫哲认为机会来自移动互联网领域，在这里成本会更低，创新的节奏会更快。在移动互联网领域，只需要四五位程序员就能建构出一些创新的东西。
为什么中国企业在这个领域比美国企业更有优势？大多数美国互联网用户最早是通过个人电脑开始接触互联网的，而在中国，许多互联网用户第一次上网使用的是移动设备。这与上世纪90年代末许多中国人跳过了座机而直接用上手机的情况类似。
在雷小山看来，全世界最好为中国公司的世界性创新做好准备，因为这个阶段很快就会来临。
山寨终结还需跨越障碍
中国创新的前景看好，但也不是没有障碍。比如，为何中国消费者还是乐于去邻国日本抢购电饭煲和马桶盖？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高旭东解释，除了部分中国企业的产品确实存在质量问题外，这还与“后来者劣势”有关。“对有些领域的产品，中国老百姓还是不太相信国产品牌。其实，很多中国企业具有创新性，也能生产高质量产品，比如很多人从日本买到的马桶盖就是中国生产的。这种‘后来者劣势’确实也是中国创新的一个阻碍。”
“此外，还是有部分创新产品会遭到山寨仿造，这是个难解的课题。”雷小山说，“相关部门应该出台更有力度的政策，来保护创新。”
高旭东担忧的则是另一个问题，创新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一哄而上。
是否需要创新、在多大程度上创新，需要每个企业根据自身情况去做实事求是的判断，而不是一定要为了创新而创新。创新有其自身规律，有些领域需要快速创新，有些重大核心技术领域则往往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过于看重短期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对于创新，不能一概而论。
但另一个突显的问题是人才——创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人才，特别是对技术岗位而言，需要思辨力。因为创新就是一个思辨的过程，质疑进而寻找更好的解决方案，而不是非要有标准答案，这恰恰是国内教育比较缺乏的。
在一次活动上，雷小山向《大繁荣》作者埃德蒙·费尔普斯提问：“为什么乔布斯诞生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或其他国家？”费尔普斯这样回答：“的确，从传统上讲，美国一直以来很欢迎有新点子的人来到他的国度，美国允许创新者在不受太多干预的情况下去开发新的产品、尝试新的办法等。而在其他地方，干预就包括来自政府机关、机构社区等方面。”
雷小山有些不以为然，他觉得不需要、也不必把这一问题归结于抽象飘渺的制度问题，个人的作用、创业公司的改变，也许比期待制度的改变更有价值。
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光荣与梦想，在雷小山眼中，山寨中国的时代一定会终结，而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这种终结正在扑面而来。
对话
创新最薄弱的环节在教育
记者：
许多人对中国的印象是缺乏创新、擅于制造山寨货。是什么契机让您开始发现“山寨中国的终结”？
雷小山：
不只是我，我觉得全世界都开始注意到中国的进展，中国的创新也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几年里，中国企业一直致力于复制、模仿来自欧美的技术与商业模式。山寨经济在当时是有效益的。而且，创新耗资耗时，要想创新成功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在过去的五至十年，尤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劳动力与房地产成本的飙升导致山寨经济难以产生利润。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意识到，投资于创新是保有利润唯一且长久的办法。从长远来看，中国企业将不得不关注创新，事实上，它们也确实在这么做。
记者：
调研了这么多中国企业，您的最大感受是什么？
雷小山：
中国的很多公司已经世界领先了，比如阿里巴巴、腾讯和华为，就像当我到美国去了解一些制造手机的企业时，我发现它们还停留在三四年前中国的水平。
山寨中国的终结意味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看待中国的方式必然有了改变，它不再是运动鞋和服饰的世界工厂。在未来几十年，它将成为许多领域的创新强国领导者。
记者：
很多人认为山寨企业越成功，中国制造就越悲哀，想快速地撕掉曾经贴在中国身上的“山寨”标签。
雷小山：
我们看看其他国家走过的路，会改变一些人的看法。19世纪末，美国依靠模仿英国的先进经验晋升为全球第一经济体。日本在“二战”之后经历了一段经济高歌猛进的发展，其主要方式就是快速学习欧美发达国家的成就和经验创造了经济奇迹。三星和索尼在起步阶段同样制作廉价的山寨产品，在解决了企业生存问题并基本满足国内消费者的商品需求后，再投资于创新以提高利润空间，最终成为行业技术和创新的尖端，以至于乔布斯也将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视作自己的偶像。
所以，山寨可能只是一段难以绕过的路。
记者：
如何形容中国的创新之路？是渐进式的，还是颠覆式的？
雷小山：
目前，大部分创新还是渐进式的，专注于业务模式创新而非发明创造或颠覆式创新。在以前，打造品牌没有什么意义，更不要提专注于研发了。但随着专注于创新正为公司带来真正的利润，以及法律环境得到改善，情况正在发生改变。
记者：在告别山寨的路上，中国还需做哪些努力？
雷小山：
今后最要注意的便是教育，中国的教育体系仍然极其薄弱。我采访过很多企业家，他们的意见是中国的教育体系太注重死记硬背，而不太注重创造性。也有很多人看到教育系统正在改革，更强调课堂上讨论的氛围，但是从这一步到支持产业发展需要的时间太长，无法在短期内有实质性的帮助。企业的管理层希望中国大学开设一些更能实际应用于现实生活的课程。
然而当我采访创业者和风投公司时，他们的回答让我吃惊。他们说创新由数量有限的一群人引领，因此依靠少数在中国或前往美国顶级大学读书并回国的人就可以获得创造力。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行的，创新是全民的事，我觉得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创新性培养都十分重要，这是中国最应该加强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