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个人征信边界
最近，国家卫健委联合11个部委下发的一份鼓励无偿献血的文件中，将无偿献血与社会征信挂钩，消息公布后即刻引起舆论的质疑。
其中，争议较大的是无偿献血与征信系统是否存在必然联系。献血本应遵循自愿，而征信系统更是社会信任的基石，不能什么都往里面装。
对此，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燕红回应称，将无偿献血纳入个人征信系统是个人信用的加分项目，目的是让更多无偿献血者的善举得到更广范围的支持和肯定，让他们的奉献精神得到更多赞誉。
她强调，不献血不会影响个人信用，更不会有惩戒，因为人们不献血有健康、年龄等各种客观原因。
不过，这种解释并未完全打消公众的疑虑。对于征信系统泛化的问题，很多人的担忧并非毫无根据。
最近几年，时常听闻高铁霸座、马路上闯红灯、员工频繁跳槽等行为都可能被纳入到个人征信系统里。公众对此的反应从拍手叫好到逐渐质疑，担心征信系统过多介入到道德领域，个人隐私更加得不到保护。
中国并购公会信用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新海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出台鼓励无偿献血的政策初衷可能是好的，但在具体做法上需要慢慢调整和完善。征信系统主要应用在经济商用交易上，跟社会道德评价有联系，但并不是完全一回事。
征信泛化
“征信是个筐，什么都往里装”，这是很多人对于最近征信相关新闻的深切体会。
11月18日，央行、银保监会公布的《关于金融服务支持收费公路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指出，ETC超过30天拖欠未付款的用户将纳入央行个人征信系统，建立黑名单机制，合力防范恶意拖欠。
两天后，11月20日，北京市住建委同央行征信管理部门签订《关于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采集公租房违规信息的合作备忘录》(下称“备忘录”)，首次将北京存在转租转借、空置、擅自装修等违规使用的公租房违规家庭信息纳入到央行个人征信系统。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认为，关键是违规行为和征信的相关性。ETC属于消费信贷领域，欠债还钱是应该的；公租房价格比商品房低廉，提供给社会弱势家庭。两者都与个人信用存在较大相关性，理当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然而，一些城市和部门出台法规或草案，将越来越多的日常生活行为纳入征信系统。例如，常见的有高铁霸座、地铁推销和吃喝，甚至垃圾分类不规范、公共场合光膀子都可能被纳入到个人征信，这在推行过程中很可能造成舆论反弹。
对于征信泛化现象，董希淼认为要分两方面看待：一方面，适当扩大征信系统信息收集的维度、范围是必要的，信用能够反映一个人方方面面的信息，金融机构就可以更全面了解一个人；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征信系统过于泛化，这对于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没有帮助，同时也不利于个人隐私的保护。比如是否参与无偿献血、闯红灯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真实的信用情况，这也和有没有能力偿还贷款无关。
最近，引起较大争议的就是无偿献血与征信系统挂钩。11月14日，卫健委联合11个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促进无偿献血工作健康发展的通知》。在这份通知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各地应当探索将无偿献血纳入社会征信系统，建立个人、单位、社会有效衔接的无偿献血激励机制，对献血者使用公共设施、参观游览政府办公园等提供优惠待遇，定期开展无偿献血表彰活动。
郭燕红认为，公众对于这条政策存在三大误解：第一，献血是不是强制的？她强调，献血是公民的自愿行为，国家法律提倡18周岁至55周岁的公民自愿献血；第二，献血与信用有何关系？她认为是有关系的，一个乐于捐出自己血液、组织，甚至器官的人，一定是利他、热于奉献、社会责任感极强的人，更是值得信任及信赖的人；第三，因为各种原因不能献血的人是否会有惩戒措施？她称其实是不会的，社会征信系统既要惩戒失信行为，更要褒扬诚信行为，也就是要加大对守信的人的激励机制，而无偿献血纳入社会征信就是褒扬这一行为，激励守信。
中诚信征信董事长岳志岗兼CEO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当前国内对于征信和诚信的概念并不够清晰。在国外，跟商业和借贷相关、按照最低有效性原则的行为才能称之为征信，解决的是一个人的还款能力和还款意愿的判断。是否无偿献血、有没有闯红灯等等，对于银行来说并不重要。无偿献血跟诚信没有太大关系，更重要是构建一个全社会有效的良性互动机制。很多问题，归根到底其实是社会问题。
各地试点
事实上，在卫健委鼓励无偿献血入征信之前，很多地方早已实施类似做法，这次只不过是将过去地方试点经验上升到全国探索推行。
2017年，江苏省开始针对无偿献血者提供“三免政策”，其中获得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铜奖以上可以享受免费乘公共交通、免费游公园、看病免普通门诊诊查费。
在《江苏省献血条例》“三免政策”的基础上，南京出台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惠及献血者的政策，对无偿献血满4000毫升的市民开通“市民诚信卡”，在公共出行和借用公共图书等方面享受优惠；无偿献血纳入积分落户加分项目；获国家奉献奖享受免费体检等。
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副主任傅强介绍，2018年南京市献血共计95314人次，同比增长7.22%，献血量29.30吨，同比增长8.48%。2019年截至5月31日，献血共计38583人次，献血量12.11吨，同比分别增长9.80%、9.44%。南京连续三次被评为“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城市”。
“在献血报销方面，2018年至2019年5月31日，无偿献血者总报销人数共1450人，总金额177.13万元；在献血积分落户方面，南京通过无偿献血进行积分落户的已有43人。”南京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除了江苏南京之外，山东威海也在探索无偿献血激励制度。2018年，山东威海市先后印发《关于在全市开展“海贝分”个人信用积分的试行意见》(威信用办〔2018〕9号)，出台《威海市信用积分惠民政策清单》《威海市个人信用积分计算标准》，为参与无偿献血的志愿者进行信用加分。
据悉，山东威海市无偿献血信用加分时间自2017年1月1日开始计算，凡在威海献血并建立献血档案的市民，献血一次可加10分，五年一个评价期内累计加分最多为10次。信用评价采用千分制，分AAA、AA、A、B、C、D六个级别。个人信用积分等级达到AAA、AA后，对应诚信模范级别、诚信优秀级别，将享受奖励激励政策。
具体的激励政策包括：在公立医院免收住院押金、出院手续容缺办理；在金融活动中给予一定授信额度贷款；在办理各类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和相关业务过程中，享受“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等便利服务；在评先选优活动中，优先考虑信用等级高的个人。
目前，已经有超过近8万名获得信用加分的献血者将有机会在公立医院、金融活动、行政许可、评先选优等活动中享特殊待遇。
不仅仅是无偿献血，全国各地将很多政策纳入个人征信都引发过热议。4月份，西安市推出《西安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中提到，将违反垃圾分类行为纳入个人征信。西安市城管局面对公众质疑回复称，“此系统与央行征信不是同一个系统”。
其实早在2014年，国务院就印发《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明确提出要重点建设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诚信。简言之，由地方政府以及相关部门或单位，一起构建起一个全国性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其实包括了央行征信体系在内。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还编制了一套加减分数的行为清单，得分高得到奖励，分数低就可能会被罚款，或者个人生活工作受到一定影响。目前，除苏州、宿迁、威海、荣成等城市之外，湖北省也推出了考评打分系统。
央行征信体系则更为人所熟知，是因为起步早，2006年正式上线，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具体负责建设、运行和维护，记录着个人借债还钱、合同履行、遵纪守法等信息，已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社会信用体系尚处于2014~2020年这一阶段性建设期内。
缺乏法律规范
回溯中国征信机构的历史，最早是民国经济学家章乃器于1932年在上海办的中国征信所，解放战争后迁到台湾。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征信机构的，一直到改革开放。
1988年，外经贸部为了方便外资在华投资，匆忙成立上海远东资信评估公司，业务集中于企业征信。直到1999年，中国才出现第一家个人征信机构，即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同一年，央行开始建设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曾在央行金融所和征信中心工作过的刘新海表示，一是当时为了加入WTO，需要市场配套机制；二是国内金融开始发展起来，信用卡、房贷、消费贷款慢慢兴起。由此，国家提出要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由央行和发改委作为双领头。
“当时建征信系统时候，想让央行、发改委和商务部一起做，后来发现跟金融更紧密，就让央行来办。不过，发改委发现信用管理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可以应用到社会管理上，用于提高营商环境，就建设了信用中国网站，各地试点，并有一些部委加入。”刘新海透露。
其中，央行主办的“个人征信系统和企业征信系统”，重点针对金融领域和部分市场经济活动领域，既有个人征信又有企业征信，监管的法律依据是《征信业管理条例》。
此外，国家发改委利用信用中国平台主办的“社会诚信体系”和“社会文明体系”，重点针对社会、政务、司法等领域的信用行为。这个领域暂时没有法律监管，社会信用法正在草案阶段。
实际上，无论是个人征信还是企业征信，中国和美国差距仍旧十分大。
美国征信体系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以《公平信息报告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在个人征信体系上，形成了益博睿等三大全国性征信机构、400多家专业征信机构，还有信用数据服务商、征信服务商以及数据挖掘公司形成的产业链框架。
在刘新海看来，央行的征信系统跟国际接轨，比较成熟和完善。国家发改委的信用系统则更像是中国特有信用共享和激励机制。
然而，中国征信行业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整套完整的机制架构。首要困难来自于数据，岳志岗表示，绝大多数信息都掌握在政府手中，包括工商、司法、税务、社保、公积金等等。当前缺乏一整套机制，如何合法获取数据，如何合法利用数据，以及合法交易数据？
其次困难来自于牌照，与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不同，中国央行针对个人征信只发了一张牌照，就是百行征信。央行旗下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占据大股东，原来8家民营征信机构占据剩下股份。
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认为，当前市场环境不够完善，监管更加相信央行主导的个人征信机构，尤其是拉卡拉征信出事后，私营征信机构更加难以获得监管层信任。
如果站在征信如何促进金融体系效率角度，可能会支持效率优先。但如何站在消费者隐私保护角度，在当前一整套机制不够完善的情况下，社会还不能够接受将数据完全交给私营机构去运营。
记者/杨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