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生活在渔村，未到法定年龄“结婚”再正常不过，最小的14岁就当了妈妈，个别30岁就成了奶奶或者外婆……记者在海南临高县等地的渔村调查发现，部分少女未婚早孕早育现象普遍。一些“少女妈妈”婚后面临分娩安全风险，生育后分居现象也越来越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7月13日北京青年报)

十六七岁本该是在父母怀中撒娇的年纪，本该是在校园里挥洒青春的年纪，本该是充盈自我精神世界、规划设计未来人生的年纪，然而在新闻中这些渔村孩子的身上，这一切一切的美好都在未成年期戛然而止。吃饭、喂宝宝、看电视……这就是这些“少女妈妈”每天都在重复上演的“单曲循环”生活模式，消息在令人震惊错愕的同时，也不免唏嘘感叹。结婚生子，本是件值得高兴庆贺的喜事，但现在却如鱼梗在喉，让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在当下充斥弥漫剩男、剩女等社会焦虑的大环境之下，“少女妈妈村”的社会现象显得尤为刺眼。从剩男剩女到少女妈妈，整个社会的生育大计无疑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个社会问题尚未解决，另一个社会问题又沉渣泛起。如此尴尬现实，不仅值得当权者深刻反思，更值得社会大众深究与追问。

实际上，这种“少女妈妈”的社会现象，并非海南一地的个案，这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艰苦偏远山区都呈现出一个高发频发的态势。就拿临高县渔村为例，之所以“少女妈妈”成为当地特有的现象，可能存在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首先，“少女妈妈”是一种规避风险的“保守性策略”。谁都知道，渔民出海风险较大，如果能够提早“传宗接代”，势必能够将对家庭的潜在伤害降到最低，因此，“少女妈妈”自然成了渔民规避出海意外与风险的不二之选。其次，“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据权威统计数据显示，当地渔民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万元，远远高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8833元，稍加对比，就可轻易得出“读书不如打鱼挣钱多”的所谓“脑体倒挂”结论。如此，渔民们自然“重渔轻文”，对孩子的教育不闻不问。加之渔民常年出海造成渔民孩子特有的“半留守状态”，客观上也助推加剧了早恋早育、“少男爸爸”、“少女妈妈”等陈规陋习的高发，家长的轻视与纵容无疑变相起到了催化诱发的作用。

据当地的“生育大数据”显示，短短十个月之内，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产妇就高达20例，换言之，每月就有两至三个未成年产妇，并且其中多人是生育二胎，言下之意，这些“少女妈妈”一胎时的生育年龄可能更小。就国家宏观层面，关爱女性儿童、普及义务教育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现在问题依旧，几成顽疾，低龄婚育的死角依然存在，这足以说明，在控辍保学工作上、在遏制早婚早育甚至童婚童育问题上，依然任重而道远，有关部门依然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依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其实，“少女妈妈”的悲哀不只是这些当事者个体的不幸，更是我们整个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悲哀。虽说结婚、生子都是人生必将步入的既定轨道，但如果过早地挑起养家糊口与结婚生子的重担，过早地承担那些不属于自身年纪应有的家庭责任与社会道义，过早地将人生定格，未来生活的质量实在难以让人乐观，尤其是对那些身体与心智都尚未成熟的“少女妈妈”来说。这不仅是对当事者的不公平，还会催生一系列的社会危害，小则面临分娩风险造成难产、畸形等不良后果，大到损伤教育公平，破坏《教育法》、《婚姻法》等系列法规的制度威严，危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少女妈妈”来说，就连自己都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自然缺乏家庭角色中所必需的责任与担当，又叫他如何能够化解家庭矛盾?如何能够扮演好家庭角色?如何能够维系稳定的生活与幸福的婚姻?

常言道，治贫先治愚，救命先救心，“少女妈妈村”的背后所暴露的，不只是当地人价值观的迷失与错位，更有渔民子女整个群体的发展困境。所以，“少女妈妈村” 的社会疮疤即是再痛我们也要狠心撕揭。但如何揭，当然也是一大社会难题，同时还考验着职能部门的工作智慧。根本之道还需转变观念，作为地方政府，当地方面要加大宣传与引导，强化群众的守法意识，扭转畸形的生育观，如此，才能避免“少女妈妈村”的社会疮疤重蹈覆辙，渔民群体的人生也才有打破瓶颈、实现逆袭的可能。

(文 杨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