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致力于发展以航行自由为基础的外向型经济、并从军事上走向远洋的中国来说，南海仲裁风波算不得多么严峻的挑战。但它构成了一个信号，使我们认识到进一步走向大洋可能需要面对的考验。

我的书架顶端常年放着一本IHS简氏资讯集团出版的《简氏舰艇识别指南》，在识别外军舰艇型号和检索参数时，这是一本相当实用的工具书。不过，不必翻开这本指南我就可以轻松报出菲律宾海军的现役阵容：一艘1943年完工的美制“坎农”级护航驱逐舰——中国国民党海军在1948年也接收过4艘同一型号的军舰，不过远在44年前就已经报废了——3艘700吨的“孔雀”级巡逻舰，舰龄34年，之前是驻港英军的缉私和搜救用船;8艘“二战”时代的“海雀”级和“钦佩”级扫雷舰，解放军海军在20世纪60年代的福建外海遭遇战中曾用小型炮艇和鱼雷艇击沉过国民党海军的同型舰艇。当然，还有两艘3250吨的主力舰——原美国海岸警卫队“汉密尔顿”级巡逻舰，防护和电子设备弱于正规军舰，分别在2011年和2013年移交给菲律宾。尽管到目前为止菲律宾海军依然没有装备一枚反舰导弹，防空仍然要靠高射炮，我的好友、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R. Holmes)还是在邮件里调侃：“经过美国政府的长期努力，菲律宾海军的实力已经由20世纪40年代的水平提升到60年代了。”

仅从这一点，便可推断出南海诸岛当前的控制状况不可能由菲方从军事上改变。实际上，仲裁庭发布的裁决结果除去悖逆了南海诸岛的固有历史归属之外，也构成了一种卸责：因为将该海区所有岛礁一概判定为不适用于专属经济区(EEZ)诉求的岩礁——这当然是一种荒谬的结论——越南等国将在相当程度上丧失继续提出类似的申诉、以伸张经济诉求的动力。菲律宾当局看似达成了吸引舆论关注的目标，但也仅此而已。南海诸岛的实控状况在过去3年中已经大体稳定下来，中国的人工岛屿吹填、对各人工岛航空设施以及防空火力的强化、海军和海监远海巡航的常态化，除去彰显了本身的主权、领土和安全诉求外，也使本地区任何一个国家单方面改变实控状况的企图变得不可能，使不稳定因素得到了控制。

当然，会有人提及此刻正在菲律宾群岛周边游弋的美国海军“里根号”航母编队，渲染形势一触即发、随时会擦枪走火的气氛。他们显然选择性遗忘了，就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的当天，中国海军的“西安号”导弹驱逐舰、“衡水号”导弹护卫舰、“高邮湖号”综合补给舰、“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等5艘舰艇以及1200余名官兵正在夏威夷海域参加由美国太平洋舰队举办的“环太平洋2016”多国联合军演。换言之，当中美舰艇和飞机在南海频繁发生抵近接触、陪伴航行、言语和姿态试探的同时，两国海军正常的交流和外事互动并未中止。与其说双方的分歧已经大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倒不如说我们还不适应解放军海军控制范围和活动能力显著提升带来的新变化——从2001年的“4·1”撞机事件到今天的南海对峙，中国在15年时间里将空中侦测、拦截和海上常态活动的范围往外延伸了200～300海里，这本身就是解放军海军作战能力进步的表现。随着中国海军远海活动能力的增长，与其他国家海军、尤其是在多个海区维持前沿存在的美国海军的接触和互动势必进一步增加，而且未必都是善意的。这类接触在考验中国海军的反应能力的同时，也为了解和总结对方的行为模式、最终形成对我方有利的海洋“新常态”提供了机会。在通过参与“环太平洋”军演等活动积累正面国际合作经验的同时，有节制的海上试探、监视和侦听、跟踪与反跟踪等活动同样可以成为提升战斗力的台阶，并且在和平时期的活动中尤有意义。

但仲裁案宣判前后的一系列国际舆论战，的确构成了一种信号：中国在走向远海、乃至缔造世界级海上力量的过程中，将面临来自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双重压力，且未必能以相同的逻辑一步到位地解决。在全球层面，尽管今天的全球经济已大大不同于17～18世纪“贸易即富源”的模式，但海洋作为经济交往通道的价值依然十分突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利益遍布五大洲，皆由海洋航线加以联通;是故最大限度地确保海路畅通不止是维系外部威望的基础，而且服务于构成美国经济基础的私人资本。美国所担忧的并不是中国在南海的具体军事部署，而是中国可能在第一岛链之内建立封闭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势力范围，挑战美国对西太平洋的介入能力和地区影响力，最终影响到全球开放政治和经济空间的连续性。这也是美方军政要人频繁使用“海上长城”、“海上堡垒”等倾向性比方的直接原因。

换言之，倘若我们对在南海取得一岛、一礁之利过于偏执，甚至忽视了南海只是中国海军进入开阔大洋的铺路石、而非终点，不仅可能授人以柄，而且有落入战略陷阱的风险。“一战”前的德国曾试图以“风险舰队”控制北海，继而以北海为杠杆、要求全球话语权;但一旦英国以远程封锁方式限制了德国海军的活动范围，远离大西洋航路的北海即使为德国所独占，产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苏联海军同样试图完全控制其濒临的边缘海，但在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时，需要兼顾陆海两个方向的莫斯科被证明很难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海洋。这足以彻底否定“要塞战略”，并使我们不致为实际控制权的巩固沾沾自喜。

另一方面，尽管菲律宾、越南等东盟国家明显表现出在权势政治方面倚重美国的倾向，但彼此的战略重点和长期目标仍存在较大差异。以菲律宾为例，尽管各国媒体频繁炒作“美军将重返苏比克湾”的报道，但美国海军在21世纪的“重返”与越战年代的固定驻扎恰恰是存在差异的：为提升战略灵活性，避免遭受集中打击，美国太平洋舰队在第一岛链之内已不倾向于增设新的固定驻扎兵力。未来在菲律宾和越南(可能)部署的只是少量后勤人员和设施，作战部队以每年轮换训练和演习的方式短期进驻，与长期经营自是差异显著。美方也拒绝明确回应菲律宾当局一度提出的在靠近南沙群岛的巴拉望岛修建新基地的倡议，显然不希望背上沉重的经济和安全负担。而菲律宾选择以可执行性偏弱的国际仲裁方式伸张在南海问题上的诉求，反倒可以被看作以舆论向美方施压的举动。而越南作为唯一一个曾与中国在南海地区爆发过武装冲突的当事国，显然对越美关系的可靠程度更有信心，因之并未主动提起仲裁。

相关当事国的利益和行为模式分歧，意味着中国可以更多地打出“政治牌”，在既有的双边谈判模式之外，寻求建立一套良性的区域性国际制度，在灵活而有约束力的机制中形成互动。必要时，甚至需要容忍美国这个区域外国家在亚洲安全秩序乃至未来亚洲政治互动关系中的某种存在：这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威”或“国际声望”问题，无关“尊严”，而是既定的权力结构所决定的，是现实政治：中国周边的诸多国家在现实利益以及历史关系上与美国勾连甚深，在应对地区安全问题时几乎没有脱离美国单独行动的先例，以至于它们既不可能在未经美国首肯的情况下自行其是，也不可能主动脱离美国而投入由中国单方面缔造的体制。如何在全球层面处理与主导性海上强国的关系，同时在地区层面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将两个层次的战略衔接起来，不仅考验战略眼光，也需要精细的执行策略。

整整两年前，在南海局势的变化尚未成为焦点之际，我在北京和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吉原恒淑(Toshi Yoshihara)有过一次长谈，他引用一句俗谚评论说：“在拉斯维加斯发生过的一切，应当让它留在拉斯维加斯。但在亚洲发生的一切，影响的却不止是亚洲。”在中国崛起为全球政治和安全大国所需经受的考验中，南海只是一首序曲;而应对裁决结果带来的连锁反应，将考验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智慧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