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国大学体系提供了创纪录的录取名额。这听起来是个好消息——但我们真的需要更多人上大学吗?而且，世界真的需要更多的大学吗?

答案感觉应该是肯定的。教育是好事，不是吗?但凡事都是有成本的。教育需要时间。我们可以坚持让每个人全日制学习到45岁，但那肯定过头了。如果那样过头了，或许一半的人口全日制学习到21岁也过头了。至于大学，大学消耗了金钱和智力资源——把这些资源用到别的地方或许更好。

我个人偏向于强烈支持人们上大学，以及在各处建立大学。因为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主要技能是撰写有关经济学的文章，而且在职业生涯的每一天我都在使用这个技能，所以即使是抽象的教育对我来说似乎都很实用。

而且，现在我居住在牛津。这是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大学城之一。牛津的经验显然表明，大学能够提供很多东西。这座城市的建筑和绿地格局都深受市中心拥有900年历史的牛津大学的影响——总的来说是极大的积极影响。这里的美不仅吸引游客，也让当地人陶醉。这里的音乐、剧院和博物馆很棒;书店更是让人神往。的确，牛津是英国房价最高昂、最让人难以承受的地方，给居住者们带来了无休止的难题——但即使这个难题也是成功的一种表现。

但这些只是一方面的例子。很多人并没有用到他们在大学里积累的技能和知识。牛津大学梦幻的教堂尖顶在全球各地的大学中也并不多见。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是一所优秀的大学，但据TripAdvisor的数据，纽约大学在纽约市内景点吸引力排行榜上排在第263位。(而牛津市内的十大景点中有9个都和牛津大学有关。)如果人们铲平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换成一家酒店和公寓楼，社会科学界会痛心疾首，但我不太确定会有多少伦敦人注意到其中的差别。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是一所一流学府，但并没有给同名城市华威带来多少游客，因为这所大学既没有作为景点的吸引力，也根本就不在华威。

因此建立更多大学的主张需要建立在一些平实的理由上。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安娜•巴莱罗(Anna Valero)和约翰•范里宁(John van Reenen)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从统计学角度纵览了世界各地的大学，他们提出的问题是：这些大学是否看起来提振了本地区的经济。(这些“地区”的例子包括魁北克、伊利诺伊州、威尔士和新西兰的北岛。)

大学或许能够提振本地区经济，有几个原因。大学能够产出优秀的年轻人，其中许多人在完成学业后会继续留在大学所在地。大学还经常产生有用的发明。一些创新是无国界的——青霉素最早在伦敦被发现，在牛津提炼出来，现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买到——但很多研究想法会留在当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硅谷是围绕着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发展起来的，而硅谷现在也没有搬走。此外，大学还会通过教职工工资、学生贷款和其他本地支出源将中央政府的资金传导到本地区。

巴莱罗和范里宁发现，大学似乎的确能够提高本地区的收入。如果一个地区的大学数量翻倍——比如从5所提高到10所——该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会上升4%。如果这个地区的大学数量再翻一倍，从10所提高到20所，那么该地区的人均GDP将再上升4%。邻近地区也会受益。这个影响并非微不足道。

巴莱罗和范里宁很确信因果关系并不是反过来的——这些地区并非预期到未来增长才建立大学。但他们不能确定是否有某种第三方因素起作用：比如，繁荣和大学或许都是强大能干的地方政府促成的。

经济学教授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对大学持更怀疑的态度。讽刺的是，他还即将出版一部名叫《反对教育的理由》(The Case Against Education)的新书。卡普兰不无道理地指出，很多大学生似乎没有学到任何与职场有明显关联的东西，但在毕业后，他们比非大学毕业生获得了好得多的职业前景。为什么?

卡普兰的答案是，教育是一个标志。如果雇主无法判断谁聪明勤奋，一个学生可以通过擅长某项技能，比如拉丁文，来证明她是这种类型的人。拉丁文就像孔雀的尾巴：很贵，本身毫无用处，但却是一种必要的投资。

在这个层面上，卡普兰是对的，本科学位对社会并没有价值：它们让雇主为更聪明的员工支付更高的薪资，却给其他所有人支付更低的薪资——而为了享受这种更高的工资，聪明人必须浪费时间和金钱费事取得一个学位。如果放弃这种做法，每个人可能都会过得更好。

谁是对的?我的内心是向着巴莱罗和范里宁的。但卡普兰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反面意见。我们共同让大学入学考试和考官成为成功职业生涯的守门人。这样做真的明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