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012年间高承勇在白银市白银棉纺厂家属楼的租住地。新京报记者 吴江 摄
8月26日，“白银连环杀人案”疑犯高承勇被白银警方抓捕，至今，警方对他的审讯已进行半月有余。
在从警多年的王洋（化名）的职业经验里，嫌疑人被放到“铁凳子”上时，第一反应往往或是抵赖，或是答非所问。
从没有哪个犯罪嫌疑人，像高承勇这样，如此冷静地谈论起如何杀人、逃跑。
审讯室里，王洋等警察看到，高承勇脸上毫无波澜，语气也少有起伏。竹筒倒豆子似的，问什么，他就说什么。
他事无巨细地回忆每一起案件的细节，至今未表露对死者及其家属的歉意。
审讯高承勇的警察们，从震惊、气愤，到逐渐习惯他的说话方式，花了较长时间。“你想象不到他那种冷静，平静得令人害怕。人过分冷静，其实已经是一种机械性的麻木，纯粹是杀人取乐。”
审讯
“白银作案十起，包头作案一起”
王洋曾参与案件侦查与相关审讯工作，警方与高承勇之间有两次问答，令他印象深刻。
第一次，警察问，杀八岁小女孩的时候，你小儿子多大？高承勇不动声色，十岁。
还有一次，警察问，1998年崔某那起案子，你割了多个人体器官，花了多长时间？高承勇想了两秒钟，平静地吐出四个字：五分钟吧。
王洋说，他瞅着高承勇，一肚子火，差点抡起拳头朝他嘴上狠狠地砸一拳，又一下子冷静下来。
多年从警生涯，王洋见的人多了，觉得是人就有情绪波动，“但高承勇，还真没见过不冷静的时候。”
他觉得奇怪的是，20多年了，11起案子的时间，高承勇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能精确到时、分。放在普通人身上，可能都背不下来。警察猜测他可能记了日记，去家里搜，也没找到。
在关押高承勇的白银看守所，干警的反馈是，高承勇心情平稳，饭量大，吃完饭会要求抽烟，还会提别的要求——他是死刑犯，刑具是特制的，脚镣与手铐中间会挂一道链子，他说自己腰间盘突出，睡得不舒服。
王洋心里犯嘀咕：你都到这个程度了，涉嫌杀了那么多人，还要吃得饱，睡得好。“可想而知，这人心理状态是什么样子。”
审讯期间，高承勇还打趣一位警察，说他“印堂发亮，前途无量啊”，在座的人都被他气得没招。
高承勇的供述，与目前披露的信息有些差异。
官方通报称，高承勇在白银作案九起，包头作案两起。而高承勇自己供述，他在白银作案十起，包头一起。
据了解，在同一时期，内蒙古发生了五起同类案子，有条件并案且手法类似的，确实只有一起。
白银多出的那起，是发生在2001年的一起命案。警方介绍，这起案件因为现场没有留下指纹等痕迹，不具备并案条件，因此没有算在系列命案中。
高承勇被捕后，有媒体采访了部分“幸存者”，称高承勇曾试图谋杀自己。但王洋告诉新京报记者，高承勇至今还未交代任何未遂案件。那些幸存者的讲述，目前还存疑。
案情
随机挑选年轻女性、尾随、杀人
据高承勇交代，第一起案子是以偷盗为目的，“小白鞋之死”属于偶然。
高承勇回忆，他那次打算去白银城里偷东西，骑着自行车进城，在平房区乱窜。走到“小白鞋”家附近，听见她家的收音机声音开得大，趴在门边一看，她躺在床上睡着了，便计划去偷东西。
高承勇进门，“小白鞋”被惊醒，他因此杀人。
但现场勘查的警方发现，“小白鞋”大腿内侧有血手印，这证明她的大腿被掰开过，凶手有强奸的主观意图。
隔了28年，高承勇还记得“小白鞋”的样子，说她“长得特漂亮”，作案后，他拿走了她的影集。晚上在被窝里看，一直看到半夜，再起来烧掉。
在“供电局八岁小女孩被杀案”中，桌上一杯茶混淆了警方的调查方向，警方误以为是熟人作案：他们分析，小姑娘以为凶手是同单位的熟人，把他迎进来，给他倒了一杯水。
高承勇供述，那天，他上午从青城出发，下午两点到了白银市供电局。他说自己没打算杀八岁小女孩，“完全是碰着了”。
作完案，他想着城里人五点多才下班，家里人不会再回来了。便很从容地泡了杯茶，放了少量的茶叶，喝了才离开。
高承勇向警察证实，所谓“专杀红衣服、高跟鞋、长头发”的流言为假，他没有特定目标，在大街上随机挑选独自行走的年轻女性，跟踪，在受害人开门的瞬间，将其推进去，直接抹颈。“看得上的就奸，看不上的就直接杀掉”，高承勇说。
1998年1月16日发生在胜利街88号的案件，高承勇第一次割取死者的器官。他觉得这给了他兴奋感，此后，他又三次割取死者器官。
高承勇供述，割取人体器官，很多时候是因为对方反抗所产生的报复心理。
因为作案手法熟练，当时，警方一度怀疑凶手是外科医生或屠夫，花了大力气排查这两类人。
那时，参与过案件侦查的警察猜测，凶手会把割完的器官扔掉，翻完了受害者那一片的一两百个垃圾箱，但遍寻不见——高承勇供述，每次杀完人，就骑着自行车回家了，他把那些割下来的器官用塑料袋装着。从白银回青城的路上有个吊桥，走到桥的中央，他就解开塑料袋，把那些器官倒进黄河里，刀子一撇，回家了。
动机
“觉得心里慌，就要杀个人”
1988年，是高承勇第一次杀人。6年之后的1994年，他第二次作案。
警察问他，为啥中间6年停手了？他支支吾吾，说不清。
但从他的供述中可以确定的是，因为第一起案子，他尝到了“杀人的甜头”。
1998年，他作案四起，杀人逐渐演变成一种机械性的行为。王洋说，这一年是高承勇心灵最扭曲的时候。
高承勇告诉警察，“到那两天，我就急得不成，就觉得心里慌，就要杀个人，还要割器官，晚上会越想越兴奋。”
前一天决定杀人，他第二天会一大早起来买刀，到白银城里转悠，寻找目标。虽然决定要杀人，但他没有急切到失去理智的地步——会特意穿黑裤子，藏蓝色或深色上衣。他解释，穿这样的衣服，血沾在上面外人看不到。
“你说他是不是完全的变态？不是，他的准备活动做得很正常，很充分，不是那种不计后果地杀人。”王洋分析。
作案手段如此残忍，警察问他，1998年他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重大的变故，他回答，并没有。
1998年1月，他作案两起，白银警方开始大规模排查，“白银出了个杀人狂”的消息在20公里外的青城流传，高承勇承认自己有些害怕，停手了半年。半年里，他尽量避免到白银城里去。但待风声渐渐平静，杀心又起。
2002年后，他逐渐停手，被抓后，他解释原因：一是那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后面的两个死者反抗得特别厉害，他发现自己已经有点控制不住了；第二是两个孩子要上学用钱，2002年到2013年间，他大部分时间在兰州和内蒙古打工。
2002年左右，白银警方开始大规模采集指纹，王洋认为，这也是高承勇停手的原因之一。
家庭
“孩子不联系，老婆就那么回事”
从王洋目前了解到的信息来看，多年来，高承勇的妻子的确没有发现他在不停杀人。
不仅如此，频繁杀人的那几年，这个家庭表面看起来还很和睦——警方在高家老宅搜出了他们一家的全家福，拍摄于2000年左右，一家四口都表情柔和。在其他人眼里，那时的高承勇“还挺帅”。
那时，因为命案里有割器官的情节，专家刻画凶手时，限定成了独居男子。“这哪儿独居啊，不仅有老婆，还有孩子。”
通过供述，高承勇的形象开始慢慢浮现出来。这是一个生于农村但不安于农村的年轻人。用他自己的说法是，“不爱种地”。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体制刚刚开始松动，他是最先进城的那批农民，做建筑民工。他没有加入稳定的施工队，很多活都是当天干完当天结账。
警察还在他家里搜出一箱子录像带，其中泳装、三级片等大概七八盘。那都是八十年代的老片子，堆在杂物间里。
审讯时，他极少提起自己的家庭。问他是否和儿子联系。他说不联系。问他为什么不联系，他不说。问跟老婆怎么样，他说就那么回事，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也不说。
唯一一次，有警察劝他，让他好好反省，想想两个孩子。他才接话茬，我这事儿，不牵扯我那两个孩子吧？
只有说到这里时，王洋才觉得，“说他完全是个变态也不合适，至少那个家还在，两个孩子他也给培养出来了。”
高承勇妻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今年七月，他们商量着，等小儿子工作稳定后，夫妻俩就搬到成都定居。“他特别高兴，说搬到那里，再也不回来了。”
不久后的八月上旬，公安部宣布对白银杀人案重启侦查，要求白银警方力争将该案疑凶抓捕归案。
那条新闻，高承勇的一位朋友无意中发给他看了。他还上网看了和命案相关的材料，“网上写的材料骗人的，我自己干下啥，我自己清楚。”
再过了十多天，高承勇落网，警方宣布“白银案”告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