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远导读：本文从评价美国陆军2014年6月发布的报告《特大城市与美国陆军》入手，与其他文章给予该报告关注和肯定不同，认为该报告令人失望，因为它忽视了来自长期以来城市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材料，提出美国陆军不能在特大城市投入太多精力将其作为未来主要战略环境。为证明特大城市不能作为美国陆军的主要战略环境，文章从三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中等城市变得日益重要；特大城市作战不是什么新鲜事物；美国陆军需要把对特大城市的研究与其他要素紧密结合。文章编译如下：
摘要：在21世纪，某些类型的城市发生武装冲突可能会越来越普遍。然而，当前认为大城市将是高技术军队主要战场的观点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假设。美国的战略家们需要避免急着用以人口为中心的特大城市作战范式来取代以人口为中心的反叛乱战略。一个更可取的路径是研究出一个长期系统的跨学科的城市战，既回复历史本真，又面向未来。
与证明城市在军事科学中发挥了作用相比，证明防御在城市的许多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要更容易些。
格里高利·J·阿什沃斯《战争和城市》（1991）
近年来美国战略的主要弱点之一是相对忽视了城市的重要性。城市战争研究仍然不过是战略研究的一个子领域，其文献很大程度上和当代安全政策领域无关。由于这些原因，美国陆军2014年6月的出版物《特大城市与美国陆军：为复杂和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试图激活战略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尝试令人失望，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报告的中心前提是特大城市（此处定义为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代表了“地球上人类活动的中心，所以特大城市未来产生的冲突绝大多数都需要军事干预”，这个前提是对全球21世纪高度复杂的城市化过程的一种选择性解释。此外，特大城市的规模“使军队不能运用历史上既有的方法”，因此“特大城市从根本上是一个全新的作战环境，陆军必须重塑自身和发现新途径”，这种说法是夸大之词。如上观点忽视了一点，即冷战后的军事研究成果仍然保有价值，具有讽刺性的是其中一些研究恰是美国陆军自己授权开展的。《特大城市与美国陆军：为复杂和不确定的未来做准备》的重大缺陷在于其战争类型划分主要着眼于系统分析方法论，从而说明其忽视了来自长期以来城市研究领域的相关研究材料。
鉴于上述不足，本文认为美国陆军不能在特大城市投入太多精力将其作为未来主要战略环境，原因有三。首先，特大城市未必是美军在未来投入战斗的主要城市地区，相反中等和更小城市在未来数年仍然可能是重要的作战环境。其次，特大城市并不特别，并非什么新的军事现象。任何城市的作战方法都是从陆军所经历的城市战争基本原则中总结出来的，至少从20世纪中叶以来就是如此。尽管未来技术有发展，城市战争的大多数基本原则可能仍然与一般意义上的部队相关，即使在特大城市的规模和尺度下也是如此。最后，美国陆军需要将特大城市的研究嵌入到长期城市战研究的周密计划中，这种研究在理论上是跨学科的，在实践中是跨机构的。这种研究计划必须系统地把军事上的考虑和市政管理、城市地理、城市规划三者的有关方面结合起来。
作为战略据点的城市：中等城市变得日益重要
在人口统计趋势上，21世纪前1/4的最大的变革是人们从乡村涌向城市。2007年，半个世界跨过了一道标志线：50%的全球人口生活在城市中。目前城市人口每年增加6500万——速度如此之快，相当于每年增加7个新的芝加哥市。毫不奇怪，城市化革命已经引发了这一转变对世界未来经济结构和地缘政治稳定有何意义的争论。对一些分析家来说，大规模城市化是发展中世界日益增长的无政府状态、暴力政治崩溃和生态衰退的一个解决办法。悲观者则预见了即将到来的“野性城市”时代，“人口众多、连续不断和发生在沿海一带的”冲突将遍布从亚洲的卡拉奇和达卡到非洲金沙萨和拉各斯这些失败的特大城市中。
这种极其糟糕的未来当然可能发生在一些非西方国家城市，许多城市研究倾向于将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视为21世纪最积极的发展成果之一，因为这种转变推动了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性。城市化被许多学者看做从拉美到中东和非洲一些地区缓解长期贫困和政治不稳定的一个解决方案。需要引起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40%的城市化发生在亚洲，尤其在中国和印度。正如理查德·多布斯所说，“城市的新时代实际上属于亚洲城市”。到2025年，16亿亚洲人将居住在城市里，约占全球城市人口的一半。世界最富有的25个城市，有9个位于亚洲，北京和上海有望居于洛杉矶和巴黎之上，而新德里和曼谷将超越底特律和巴塞罗那。到21世纪20年代末，大约30万亿美元或者全球GDP的65%，将由600个左右的城市产生，这些城市1/3以上位于发展中世界。
美国军事战略家需要把握的一个关键点是，发展中世界的城市增长预计不是集中在少数特大城市（“人口炸弹”），而是一群更加分散和多样化的中等城市，人口从15万到1000万不等。2011年，全球城市化的权威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指出：与普遍的看法相反，大城市在过去15年里并未推动全球增长；事实上，许多特大城市的增长速度不及其所在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预期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我们估计到2025年，今天的23个特大城市对于全球增长的贡献度会刚好超过10%，低于目前他们在全球GDP中14%的份额……到2025年，为全球增长贡献了半壁江山的600个城市中有577个是快速发展的中等城市，就是它们从当前的特大城市那里拿走了增长份额。
2012年，麦肯锡进一步确定了一个名为“新兴440”的城市群，这些城市预计在2025年及以后，将占据全球增长的47%，或者是17.7万亿美元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数字中只有20个被分类为大城市，其余的是中等城市。在这些中等城市里，有200多个在中国；50多个位于拉丁美洲，还有39个在非洲和中东。在许多这样的中等城市里，人均GDP比人口密度对经济的推动更大；在许多发展中城市，即使家庭的数量实际上增加了，家庭人口的数量也在下降。
与美国陆军2014年的报告相反，在未来10到15年，“特大城市在任何未来需要美国军事干预的危机中将成为战略关键地域”的说法绝非不可避免。相反，城市化的真正吸引力是“新类型的具有活力的中等城市”。例如在未来10年，印度新兴的纺织业城市苏拉特和尼日利亚的炼油中心哈科特港可能比孟买和拉各斯这样的特大城市更加重要。这意味着新的特大城市可能会从快速增长的中等城市发展起来——这些中等城市包括印度的金奈，巴基斯坦的拉合尔，中国的天津和深圳，或者从头开始，在一个“一片空白”的高技术城市或者“智能城市”里发展起来。
然而，军事战略家们认为，在长期人口迁移、家庭大小和收入分配方面，错综复杂的中等城市是未来二十年的关键所在。城市化的另一种结构正在迅速出现，著名的社会科学家萨斯基亚·萨森（SaskiaJ。 Sassen）指出，在分析城市时城市的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力要比其人口规模更加重要。在这种影响力方面，许多中等城市在战略重要性上可能堪比特大城市，在经济实力和地缘政治意义上甚至使特大城市黯然失色。到2025年，中等城市在全球GDP中的份额预计将从15%跃升到45%，人口将从4.3亿增长到15亿。谈到西非，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指出：“我们预计体量大的中等城市和一些体量小的中等城市会超过该地区最大的城市拉各斯”。
一些作家如P。利奥塔（P.H。 Liotta）和詹姆斯·米斯凯尔（JamesF。 Miskel），把特大城市看做前所未有的现象，“不堪重负的，充满危险的，难以管制……不同于地球上以前出现过的任何事物”，其他分析家则是满腹狐疑，如城市专家乔尔·考特金（JoelKotkin）认为“特大城市的崛起绝非必然，甚至可能并未发生。”他指出，发展中世界更加分散的城市移民进程是基于多样性而不是集中性。毫无疑问，近些年来城市在发展模式上更显著的特征是去中心化的网络和集群，而不是集中，如中国长三角的大都市上海。急剧扩张的大城市如孟买、拉各斯和达卡可能充满混乱，非常贫困，犯罪猖獗，但这些特征不一定使它们成为未来军事危机的中心。正如乔纳森·卡兰（JonathanKalan）所指出的那样，考虑到全球城市化的变化，我们需要谨防将特大城市简单地表述为“本世纪迫在眉睫的发展危机”。
仔细探究起来，孟买这样的特大城市在西方人看来就像是个脆弱的火药桶，但从其本土活力来看，孟买要复杂得多，适应性强得多，功能也更多。例如尽管当地贫困，遍地都是贫民窟，但孟买作为2008年虔诚军恐怖分子发动毁灭性袭击的地点，已经着手通过发展去中心化的行政区划和推广郊区化来增加社会流动性。此外孟买人口只占国内人口的1.5%，却贡献了印度GDP的6%。与之类似的是，孟加拉国的达卡虽然被称为“全球最不宜居的城市”，人均GDP却是该国普通农民产出的3倍，在全国来看也是相对繁荣的。最后，我们应该记住，处于时代危机中的城市未必注定有着极其糟糕的未来。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哥伦比亚的麦德林，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该市几乎是一个失败城市，被毒枭、庞大的犯罪网络和社会政治疏离感所笼罩。本世纪第2个10年以来，麦德林通过改革公民领导层改造了自身，具体做法是彻底改革警察制度，推出具有创新意识的城市基础设施方案，此举增加了中产阶级数量，将谋杀率降低了60%。
对于美国陆军而言，一些城市很可能成为未来的作战环境。然而，特大城市将成为美国地面力量主要战略环境的想法迄今为止仍是未经证实的假设。这对于《特大城市和美国陆军》的作者来说可能是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但在未来数年里，特大城市可能在战略重要性上远不如去中心化的中等大城市集群。现有证据必然需要军事研究人员避免成为任何单一形式的城市决定论的牺牲品。
扩展城市战争的基础
与《特大城市和美国陆军》所表达的观点相反，大型城市并没有“使军队无法应用历史上既有的方法”，也不是一种使推翻以往研究的“全新作战环境”。粗略审视工业化以来城市战争的历史，即使不看任何城市集群的规模，也会看出一些必须由今天的军事专业人员研究的长期特征，这些特征包括：一个动态的、非线性的环境，不易于军事指挥和控制；由于现代城市建筑的密度和规模，战斗频繁而零星；直接瞄准火力武器在清理街道和建筑方面的重要性；城市中大量平民人口的问题；在建筑众多的城区迅速聚集部队；参与城市战的士兵的身心压力；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需要等。
上述这些特征在未来数年中都不会过时。如果人们认为特大城市本身就是一个较小或中等城市的扩展，那么按理说城市军事行动就不可能从零开始，而是对自身已知方法的扩展和应用。尽管精确弹药、机器人和热压武器在技术上有稳步提高，但城市战研究领域里鲜有革命性的突破。特大城市潜在的作战只是在规模和密度上和以往的城市战有所不同。与所有城市类型一样，特大城市用长期存在的难题和军事专业人员对峙：无穷无尽的结构和设施，攫取和控制它们需要复杂的计划、方案和程序，因为没有两个城市非常相像。由于这些原因，现代城市作战的大多数军事规划者会明智地关注部队发挥的作用，而不是他们所处的环境。这不是偶然的，那些在现代城市战争中打赢的军队——从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的俄军，到马尼拉、顺化和费卢杰的美军，再到加沙的以色列军队，都是具有许多小分队战术和兵种合成经验的一般意义上的部队。
如果理解以往的城市战争仍然重要，那么1991年至2004年间完成的跨学科研究就是未来研究的重要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军事分析家如保罗·范·赖珀（Paulvan Riper），罗杰·斯皮勒（RogerSpiller），罗伯特·斯格尔斯（RobertH。 Scales），艾丽斯·希尔斯（AliceHills）和罗伯特·欧文（RobertC。 Owen）发表了关于城市在未来战争中作用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大部分是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早期开展的，但它们的知识严谨性和洞察力值得关注，在关于未来冲突中特大城市作用的项目中有必要认真考虑它们。因此，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城市战争学者的主要思想值得本文再次加以强调。
英国学者艾丽斯•希尔斯（AliceHills）2004年的著作《城市未来战争》是跨学科城市战争研究的里程碑，该书强调了城市军事行动保持着高度多样化和异质化（译注，即分布呈现不均匀性）的现实。她认为战略家们没有为决策制定者和军事人员提供一个跨学科的更高层次的概念框架：提出一种（西方式的）对城市作战的战略认识需要协调相互矛盾和紧张关系——如一方面是是胁迫、战斗和破坏等安全要务，而另一方面是人道主义救援、全球化和技术发展。这就需要想象力来超越当前的情境和利益。
对于希尔斯来说，虽然“城市战争的战略基本规则”已经出现，但由政治决定的指导未来城市军事行动的战略逻辑仍然难以捉摸。在苏联解体和后9/11战争之间这段时间里，其他分析家们关切的是城市战争的平民论调会曲解现实研究。罗伯特·欧文警告西方军事机构不要沦为迷恋《银翼杀手》（译注，1982上映的美国反乌托邦科幻电影）中“野蛮的特大都市”视觉风格的牺牲品，他认为这部影片更多的是好莱坞的反乌托邦视角，而不是头脑冷静的战略分析。欧文在2001年写道，城市战中先进军队面临的真正问题是一个悖论：“最想在城市中打仗的（非国家）团体最没有能力打，而最有能力打大规模城市战的人最不想打。”欧文在城市战争和具有长期特殊意义的沿海战争之间画了一条有趣的平行线，他提出在大城市作战的战略方法可以从如下方式中获得：把城市群看做需要由联合部队来娴熟地机动、牵制或者封锁的“城市群岛”。
牵制和机动的主题在罗伯特·斯格尔斯和保罗·范·赖珀的研究中也非常突出，在今天也仍然有用。作为前高级军事人员，两位作者都试图在城市作战中把作战和战略问题综合起来。斯格尔斯主张采用一种高度差异化的城市作战战略来牵制城市，利用高技术兵器进行打击，使用联合部队夺取决定性的地点和节点。他还建议用高空无人机和精确弹药耗光被包围城市的资源，瓦解敌军的意志。斯格尔斯认为在未来的城市战中，战略规划者们需要始终意识到一条核心定理：“美国近战士兵的宝贵储备只比纽约市警察局略大。”鉴于当前部队精简和财政紧缩的挑战，这种警告可以说比以往更中肯。同样，一位富有经验的海军将领保罗·范·赖珀对城市战中剧烈的正面攻击也很谨慎。他更倾向于使用“变色龙”式的城市机动作战，在城市战中用诸如“多维机动性”（转移机动兵力穿过三维地形的能力）和“实测火力”（在给定的交战规则下把火力和运动结合起来）之类的概念。
到本世纪头十年中期，随着美国及其盟国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非常规冲突，美国对城市战的研究日趋式微。2004年以后，许多城市冲突研究议程被归入反叛乱、脆弱国家（译注，即被各种暴力冲突缠绕，政治、社会或经济不稳定的国家）稳定问题和作战层面上的混合战争等大量材料里。因此，2015年军事家们在考虑城市战可能事项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即把城市环境的变化和分歧合成为决策者可用的战略框架），仍然悬而未决。
跨学科的城市视角
虽然城市战略视角在美国对武装冲突的研究中仍然不发达，但是解决这一挑战的办法不是将特大城市转化成变成单一的“分析单位”，而是研究城市发展的原因。这样的努力需要开展多学科研究计划，在研究中把不同的城市景观与其空间动态和各种人口放在一起加以考虑。
简而言之，21世纪城市作战的真正新颖之处不在于新的特大城市军事方法论，而在于修改既有的学说和概念并把它们融入到系统的、跨学科的、战略层面的城市研究领域中来。正如一项重要的国际研究项目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哪个单一学科能够囊括在城市地区使用军事力量的内在复杂性。”研究城市战略视角方面的工作需要包括军事史、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市政管理程序；犯罪学，警务和使用应急服务。分析家如戴维·吉尔库伦（DavidKilcullen）所提出的系统理论在《特大城市与美国陆军》中受到青睐，可能会派上用场。然而，这种方法只是研究人员寻求理解现代城市环境中人口和地形特征的军事影响的一个研究路径。正是这种独特的组合，使任何城市的环境变成了多维度——既是社会有机体，又是人造物，也是经济系统。
将城市研究纳入战略离不开心智上的谨慎和辨别力。分析家们需要区分什么是由城市帮派和黑社会受利益牵扯而发动的高强度犯罪活动，什么是持有武装的城市激进主义分子出于政治动机发动的低强度冲突；还要把城市恐怖分子在孟买、内罗毕和巴黎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性事件，和哈马斯或真主党领导的精心组织的长期城市战区分开来。军事战略家还需要处理目前后现代主义的“新军事城市主义”思想，这种思想基于西方“东方主义”意识形态，对“恐怖分子与高技术之争”（theirsons against our silicon）充满怀疑。这些研究更多地要归功于科幻小说《特警判官》，而不是归功于主流的军事艺术：在这部小说中，特大城市取代国家成为世界居支配地位的政治团体，掌握高技术的“街道判官”和掌握低级技术的城市部落为争夺至高权威大打出手。
将城市研究的各个方面纳入战略考虑，可能至少在与未来战争有关的三个领域提高我们的认识：将城市视为战略据点，了解全球城市和地区城市的差异，从城市安全控制原则中推导城市作战的程序。在观察作为战略据点的城市时，军事人员和决策者们需要把大城市看成体现了所有大规模城市规划复杂性的人类城市集合体。实际上为了掌控城市，军事战略家们必须切入城市规划执行者的思维模式。在城市战中，控制民用基础设施具有战略意义，这些设施包括水净化和电力设施，垃圾清理和医疗设施及公共交通等。如果城市战是未来美国和盟国军队共同的作战环境，那么必须开发一种城市战略视角，这有助于确定政策选择的实用性和干预行动的规模，还有助于制定参与规则，并为军事力量在这些城市突发事件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提供建议。
第二个相关研究领域（评估全球城市和地区城市的差异）有可能将大城市纳入均衡的战略环境。如前文所述，作为不断扩张、管理不善的巨型城市的对立面，一个多元化的中等城市网络可能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起来。这种过程代表了一种复杂的城市化模式，需要防务专家进行最严密的战略分析。在该领域，军事研究人员可以从一群城市理论家的研究工作中获益。这些城市理论家包括罗伯特·纽尔沃斯（RobertNeuwirth）和托马斯·希维尔特斯（ThomasSieverts），两人对“影子城市”和Zwischenstadt（或“没有城市的城市”）有所研究，强调在密布孤立据点和社交网络的棋盘里用集群的“城市网络”取代许多中心化的城市集团。如果要把城市作为未来的战略环境加以准确理解，那么美国陆军必须对研究工作投资，把有影响力的全球城市、扩张中的特大城市和新兴的中等城市区别开来，把郊区、半郊区和内城区等人类居住区形式区别开来。
需要在军事上加以关注的第三个领域是研究安全控制的市政原则。证据表明，在去中心化条件下或在缺乏治理的城市地区，控制暴力的军事努力最好集中在构建市一级或社区一级的安全形式上。为了指挥和控制的目的，军事专业人员可以通过研究当地社区一级的执法类型（是强制、服从还是自愿）来洞察城市。这种类型能够揭示不同社区的控制方法：是采取“封闭社区”和缴械等强制方式，还是采取社区警务等服从措施，亦或采用赦免和公民邻里监督等自愿方式。
结论
现代城市仍然是最不为人所了解的潜在的冲突环境，战略理论也明显滞后于军事实践。然而将特大城市这种形式作为未来美国军事干预的主要战略地点是不可行的。事实上，这种方法可能被证明是一种误导，因为全球城市化是高度多样化的，实际上中等城市比特大城市要多得多。在发展中世界，一些充满活力的中等城市有其自身的移民群体和经济中心，可能要比发展停滞、人口减少的特大城市更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此外，刚刚经历了十多年的战争，美国陆军正在进入一段规模缩减和重组时期，这是由于国内财政紧缩造成的。因此美军需要谨慎对待用以未经检验的以人口为中心的特大城市战争假设来取代有争议的以人口为中心的反叛乱尝试。
削弱美国战斗力的最快方法是在没有彻底检查全球城市化的复杂动态可能如何展现的情况下，就把大量部队部署到特大城市。当涉及到大城市和小城市时，安全分析家们需要知道，在现代地面力量的一般用途和城市环境的独有特征（即城市环境根植于人口和地形的结合）之间，始终有一种天然的紧张关系。
在多种多样的城市地区，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城市突发事件需要考虑：从全面的战斗行动到人道主义救援，从保护孤立据点和疏散通道到沿海地带的作战。鉴于这种多样性，军事专业人员需要谨慎行事，不要寻求可能被证明是政策死胡同的单一研究路径。把城市化现象作为未来冲突环境加以认真研究是合理的，但是将特大城市视为美军主要战略环境，这种令人信服的案例尚未出现。（作者署名：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