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定假日和周末休息日由约60天增长到115天，假日天数逐渐增多，休假制度日趋完善，休假质量不断提升
中国人假日越来越多了(深阅读)
本报记者 张一琪 彭训文
最近，身边不少人在规划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小长假去哪儿玩。端午节假期源于2008年，从这一年起，国务院规定清明、端午、中秋等3个传统节日放假3天。如今，不仅是节假日，很多人还会选择在双休日进行短途旅行、游览参观。
中国现行休假制度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过程。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周休息一天，到后来每逢大周末休息两天、小周末休息一天，到1995年后“双休日”出现，到1999年“黄金周”问世，再到2008年出现3个中国传统节日假期，2015年出现 “2.5天休假模式”……假日天数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上升而逐渐增多。
专家对记者表示，进入新时代，人们向往更美好的生活，不仅关心“黄金周”，而且关心怎么把假期休得更好，通过休假提升幸福感。因此，进一步完善休假制度、落实好带薪休假制度，提升公民休闲质量至关重要。
休假变迁契合经济结构调整
中国休假制度几经变迁。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实行每周休息一天制度。到1994年，休息时间演化成别具特色的“大小周末”，大周末休息两天，小周末休息一天。再到1995年，双休日正式诞生。把单休日改为双休日，老百姓无形中增加了52个假日。
“休假制度演变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劳动效率提高，劳动效率又是由科学技术进步决定的。”中国人民大学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对记者表示，比如，由手工作坊改为生产线后，人们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就有了休假条件。
人们最为熟悉的“黄金周”在1999年形成。国务院修订发布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决定，将春节、“五一”、“十一”的休息时间与前后的双休日拼接，形成3个7天长假。
北京大学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主任吴必虎表示，当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人们旅游休闲娱乐需求持续增长。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通过假日经济刺激消费、拉动经济、促进国内旅游发展，成为共识。同时，“黄金周”给予老百姓充足的休息时间，刺激人们的经济思维从“积累型”向“积累—消费型”转变。
2008年，“五一”法定假期从3天改为1天，意味着“五一”黄金周被取消，同时增加了清明、端午和中秋假期。这标志着假日制度开始关注传统文化因素。
同时，如何通过休假帮助人们更好休息，制度层面探索也在进行。2013年发布的《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提出，“到2020年全面推行带薪休假制度”。2015年8月，国家明确鼓励弹性作息，为职工周五下午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度假创造有利条件。“2.5天休假模式”开始在一些省市施行。
总的看，随着带薪休假制度落实及国家假日制度改革，居民全年拥有越来越多的休假天数。统计显示，全国法定假日和周末休息日由改革开放初期的约60天增长到目前的115天，占全年的比例超过31%。也就是说，中国人每年有近1/3的时间在休假。
“中国休假制度的调整，无论是趋势上还是方向上都是正确的，和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调整相吻合，也符合国际大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魏翔对记者说，“黄金周”刚出现时，正契合了中国经济持续上涨期；现在中国经济面临结构升级，休假制度也需要探索调整。
“共时化”休假现象突出
别小看休假这个生活行为，它和国家经济发展效率相关。
上世纪70年代，很多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上升后，国民幸福感不升反降，被称为“收入-幸福悖论”。经济学家们将人们休闲时间分配方式进行计量分析后发现，其与国家产业效率、人均GDP存在相关性。
“休闲时间是沟通国家和个人的桥梁。简单地说，人们怎么生活，我们的国家就会怎么发展。”魏翔说，因此，休假制度的出现，主要是为了保护劳动者权利，同时倒逼劳动效率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不仅休假天数在变化，每天的工作和休闲时长也在变化。《休闲绿皮书：2016-2017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基于2016年和1996年及其他年份的北京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调查数据表明，2016年，北京市民平均每天工作时间相比20年前减少了27分钟，有了更多休闲时间。
不过，魏翔领导的中国假日经济测算课题组经过两年的研究后发现，虽然总体上人们休息时间在增加，但休闲观念和休闲质量十分滞后，休息后刺激的产出效率低，“每人每小时产出的GDP在国际上排名还比较靠后”。
人们休闲质量不高，原因是多方面的。
放假与休闲的属性有所不同。魏翔认为，放假具有刚性属性，一般来说“只能增加不能减少”。而休闲质量是柔性的。一方面，由于假期与国家经济增长率相关，如果国家经济形势不好时，人们的休闲质量也会受影响。另一方面，休闲质量还与劳动收入、劳动效率、社保制度、医疗改善等紧密相关。比如收入就是决定休闲质量的重要一环，“如果问人们愿意放弃多少收入来增加一天假，人们恐怕很难确定。”
假期结构本身也是一大问题。“将人们在同一时间集中到同一地方休假，这种‘共时化’是中国休假制度中的一大特点。”王琪延说，例如“黄金周”，会导致旅游景点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时间内迎接大量客流，导致人们体验下降。解决策略应该是“分散化”，分散人们的休假时间和空间。但是，如果没有落实带薪休假制度作为基础，取消“黄金周”将可能导致一些劳动者的正当休假权受到威胁。
休闲产业发展不充分是另一个原因。魏翔举例说，日本经历经济高速增长后，人们的收入和自由时间增多，但同时精神疲劳也在上升。动漫产业应运而生，在缓解人们疲劳、激发创新活力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
除了文化产业，旅游休闲、运动休闲、娱乐休闲、养生休闲等都是提升人们休闲质量的休闲产业类型。王琪延认为，中国休闲产业依然处于发展阶段，未来会有很大潜力。
此外，休闲教育缺乏，也让很多人不懂得怎么休闲。什么是休闲教育？王琪延举例说，比如你想健身，却不知道怎么进行，就需要花钱请教练，教练的工作就是休闲教育。“如果说传统教育教会了人们如何生存，那休闲教育就是教会人们如何健康地生存。”
魏翔认为，应将休闲教育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同时，对于一些开办艺术街区、儿童游艺馆，为城市功能提供配套服务的企业，政府应给予足够支持。
“分散式休假”代替“黄金周”？
目前关于放假有两种思路。一种是“挪假”，将假期和双休日等结合；一种是“分散式放假”，在放假总天数不变情况下，将假期分散。
从数字上看，中国目前全年公共假期天数和美国相差不大，放假天数基本合理。
在魏翔看来，中国当前需要的不是增加假期总量，而是合理安排一年内的假日结构安排，释放出更多的“结构效率”。他认为，虽然假日增多能提高消费，但同样会带来负作用(如挤占生产时间、降低收入、变相拉大收入差距和对社保产生压力等)。因此，在落实好带薪休假制度前提下，可以用“分散式休假”代替“黄金周”。
“我们的仿真测算显示，在各种参数情况下，对不同行业，在某个月内不论是出现‘长节日’或‘短节日’，还是同时出现这两种节日，‘分散式休假’都是一种优化的休假模式，能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魏翔说。
然而，“黄金周”表面上是旅游问题，深层次上则是涉及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社会问题。很多劳动者支持保留“黄金周”，甚至希望“多增加几天”，原因在于只有通过公共假期制度的刚性约束，才能确保相关企业落实好员工的休假权利。在其他时间内，劳动者特别是很多低收入劳动者需要考虑休假后收入如何保证的问题。即便是带薪放假，能获得基本工资，但没有绩效工资、没有奖金，他们的损失如何弥补？
因此，劳动者与其说需要“黄金周”，不如说渴求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渴求更高的劳动效率和收入。让休假变得不再奢侈，这才是当前的大问题。
魏翔认为，带薪休假难落实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买不起假”。从短期看，可以通过监管部门监督企业切实履行带薪休假制度；但从长期看，提升劳动者劳动效率才是最重要的。这需要国家加大社保、医疗等福利保障力度，企业加大对员工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同时提高创新水平、提升生产效率。
王琪延则对中国在2020年前基本实现带薪休假保持乐观。他认为，到2020年后，全国人均GDP将突破1万美元。劳动效率和收入增加后，人们会增加自我技能提升、休闲教育方面的支出。但他强调，目前需要做好两点：首先是各方要尽快转变观念，认识到提升生活幸福感，需要合理的休假休息时间。其次，完善带薪休假制度实施细则，确保有法可依、执法必严。
他建议，在基本实现带薪休假制度前，最好保留全年3个“黄金周”，释放消费能量。在基本实现带薪休假制度后，可以淡化“黄金周”概念，并将放假时间以立法形式稳定下来，分散开来，不要每年搞“搭积木”式的东挪西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