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于3月15日举行记者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部长陈政高对记者提问做出回答。关于此次记者会内容，董藩认为，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之间的房价分化是一个必然现象。我们在7、8年前就关注到这一现象，而且强调，从投资角度来讲，尽量在一线、二线城市。“宁在一线，不在二线；宁在二线，不在三线。”
为什么是这样？
首先，这和中国的改革、户籍制度的放宽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分布是和严格的户籍制度联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农村人想到小城市、大城市是做不到的。户口存在严格的监管。户口除了是身份上的约束，还捆绑了很多公共服务资源和配套管理措施，如就业、医疗、小孩上学，甚至粮食购买都是连在一起的，随便流动的话会被抓住遣返。在十几年前发生的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时被打死，引发了全国人大废除收容制度，从那时候开始，人口流动规模越来越大，流动也越来越频繁。传统的户籍制度已经七零八落了，不得不适应、改革。户口松动之后，人口从小地方流向大城市、核心城市是一个必然趋势。因为大家都向往大城市的生活。
第二个原因，就业机会在哪里？主要在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在哪里最发达？在大城市。这种状况也推动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在二线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因为很多产业是过剩的。现在一直说去产能、去库存。它不能通过新的投资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劳动力只能流向服务业。而人口规模越大，服务业越发达。
一线、二线城市需求上涨，而土地供应有限，所以房价不断上涨。而人口流出地房子没人买。这种趋势谁都挡不住，它是一个规律。
董藩说：“我看到住建部长回答，要控制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它是一个规律，你怎么控制？你只能顺应它。要么把价格放开，让价格自发地调整人口。我多年来一直强调，不要管住价格，要让它自发调整，它本身是一种抑制力量。如果你不能这么做，那就应该扩大住宅供应，提高容积率，增加商品房的供应。但这样就面临大城市病。比如交通问题，我七八年前就判断一线城市交通瘫痪是必然的。因为历史形成的规划没有考虑到一线城市会这么大。”
董藩认为，一线、二线城市房价分化和公共服务、公共资源的分配有关系。公共服务、公共资源的分配往往是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如教育、医疗。这些短期内很难改变。
不仅仅是一线、二线城市的分化问题。长期来看，我们会看到大量人口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小城市涌向大中城市，由普通城市涌向核心城市，由落后地区涌向发达地区，由气候不好的地区涌向宜居地区（如黑龙江很寒冷，很多人跑到海南、大连去），由干旱地区流向水资源地区，由资源枯竭的城市流向资源丰富的地区，这个趋势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我们要适应房价分化的趋势，依据规律来研究房价管理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