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党委书记王建业：分配不均是我国医疗资源的主要问题
王建业认为，“ 看病难”是相对的。大医院的一些专家号确实紧俏，有难挂号的现象，但是对于普通就医还是可以保障的。现在即便不是大病难病，病人出于对名医的信任还是更喜欢找知名的专家，这样就让病人聚集在一部分分医院中的一部分专家手中。
对于“看病难”，王建业还表示，从更深层次来说，主要是我们国家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的问题。比如东西部的差别、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这才是看病难最主要的问题。这几年的改革对基层医院已经有所加强，对医疗资源的建设主要是强基层、保基本，对乡镇卫生院的建设、对一百所卫生院的建设。另外，互联网可以解决一部分看病难问题。比如网上预约，有些专家可以进行网上咨询，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医院分级诊疗使患者得到合适治疗
“我国‘看病难’的问题是相对的。”刘玉村认为，“难”主要集中在某些专家医生和某些科目上。
刘玉村说，医生“忙闲不均”的情况普遍存在。比如在北大医院，有的专家号医生一上午看100多个病人，有的普通号医生诊室稀稀落落，乏人问津。
“由于患者缺乏基本医学常识，只认医生的知名度，导致挂号、看病很‘难’”，刘玉村进一步解释，医生的知名度并不完全代表水平，其实很多不太知名的医生其实水平不差。
现在老百姓往往通过互联网等渠道了解医生情况，但医疗信息不共享、不对称，导致老百姓对医生的医术水平了解不够全面。消除患者顾虑，要改善基层、社区医院的诊疗水平，明确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职能定位和疾病诊疗范围。“还要通过媒体宣传，转变老百姓的就医观念。”刘玉村说。
另外，刘玉村还呼吁恢复以往行之有效的挂号制度，即由护士站根据患者病情合理安排医疗资源，保证患者得到恰当治疗。
全国政协委员，辽宁何氏医学院院长何伟：解决看病难有赖于不断增加优质的医疗资源
目前，有一种普遍的情况，就是互联网和医疗的结合方便了一些人挂号，但是对于老人、偏远地区的病人来说，他们可能更不容易挂号了。对此，何伟认为，这些问题对于那些不习惯用互联网的老人来说并不是大问题，将来会实现互联网普及。比如手机终端给老人设计一个挂号专用键，只需要按一下。就像关电源，按一下就是挂号。
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还得依赖于不断增加优质的医疗资源，满足更多的医疗需求，这才是根本。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瞿佳：解决“号贩子”现象需加强基层医疗力量
瞿佳认为，供需矛盾是号贩子存在的原因之一。因为好医生是稀缺资源。对号贩子的违规违法的行为要坚决打击的同时，要思考根源所在。目前，医院分级诊疗没有做好，要治本就是培养合格的乡村基层社区的全科医生。
瞿佳说，我国目前的现状，省一级能统筹很多资源，意为“省统”。“县管”也就是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直接到农村去、到基层去，从培养、使用上都有可能存在问题，所以先留在县医院进行住院医师的规培，然后再派他们轮转下去。最后的目标是落在“乡用”就是乡镇、基层去使用。
对于怎样解决票贩子问题的另一个方法，瞿佳认为，可以通过流程再造、互联网等给老百姓就医带来便利。比如通过预约挂号、全员预约、诊间结算等，让老百姓少做那些无谓的跑来跑去。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胡云腾：用法治思维及方法处理医患关系
胡云腾说，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形势下，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我认为也是处理医患纠纷的基本方式，这也是国外解决医患纠纷的基本方式和经验。用法治方式解决医患纠纷就是要将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作为评判双方对错的准则，作为维护当事人正当权利、确定双方责任的基本依据。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医院党委书记王建业：解决医患关系需要充分沟通
王建业认为，第一就是互相信任的问题，没有充分沟通。
第二是病人和家属的期望值非常高。但是，医学受到科学发展的限制，人类对人体的认识还远远不足，医疗的疗效和病人期望值的差距太大。因为病人认为到了医院以后，医生就可以手到病除，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存在认识差距的问题。
第三是我国的医保政策和费用的问题，有一部分问题是费用引起的，病人认为花多了医院认为是必需的，或者医生认为检查是需要的。尤其是涉及到病人自费的部分，容易发生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院长瞿佳：处理医患关系需要依法行事、相互理解
瞿佳表示，前几年的热点话题，医闹、医疗纠纷、伤医的现象有好转。现在的法律是伤医入刑、医闹入刑，这是很有震慑力的。要解决医患矛盾，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依法行医，要依法遵守医院的规矩和规章制度，出了问题要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
瞿佳说，医学的发展有很多未知的因素，医生也不能包打天下的，生老病死是一个规律，有很多疾病开始可能是轻的，转归之后可能就不可逆地走向死亡。有的人不理解，认为到了医院就要包治百病，不能人财两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医生对病人要有大爱，病人也要理解医生，要以心换心，大家互相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