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曾经自认为是左派，讽刺过张大千。多年之后，他对张大千的感觉是佩服：张大千像钢琴，完美、全面，而别人像小提琴、大提琴。

黄永玉在万荷堂养了十来只狗，近十只猫，各自有名。一只叫“科学”的川东猎犬满院跑，另一只叫“民主”，因为好斗、爱咬同类，关进了笼里。

这是南方周末记者第二次采访年近九十的黄永玉，他烟斗不离口，一餐吃一碗饭，不近视老花，口齿清楚，走路飞快，只有左耳不大灵光。他晚睡早起，每天工作八九小时，上午写文，下午画画，周六日晚必看《非诚勿扰》。因为看电视，他知道斯诺登，说这是“奥巴马在全世界搞水门事件”，说完笑：“你看，还没有人这样说过。”

2009年，黄永玉写了一幅字，“世界长大了，我他妈也老了”。

2013年7月，黄永玉为画展和生日宴亲手写了请柬，毛笔小楷，开头都是：今年我九十了。

2009年黄永玉原本打算戒画，结果没戒成。戒画是因为急着写自传体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小说2009年开始在《收获》上连载，一张稿纸500字，写满70页才够一次连载的量。

黄永玉照他“写到哪算哪”的写法，每天写两千来字，从1924年写到1937年，已有60万字，即将出版。“不会写到今天，到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为什么不写到今天?“你会告诉我为什么。”黄永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小说最近卡住了。他写13岁离家，到山里的小县城上学。想不起晚自习点的是什么灯。“那时没有电灯，一人用一个蜡烛肯定不行，没有这么阔气，点油灯也不可能。”没人可以求证，有来往的最后一个同学也过世了。怎么解决?他打算在书里老老实实地写：这个地方我搞不清楚了。

“都死完了，”黄永玉语气不哀不怨，“我原来最小，现在成最老的了。”

2013年7月1日，黄永玉的老朋友、翻译家陈实去世，享年94岁。

黄永玉和陈实一共只见了三次面，信却写了二三十封，黄永玉用毛笔写，每次八九张。最后一封陈实来信字迹已经歪斜。她曾在信中说，幸好没有回大陆，否则到“反右”肯定自杀。

2011年黄永玉去陈实家，一起听音乐，他坐在很窄的一个椅子上，她躺在床上。陈实爱肖邦的《雨滴》，后来黄永玉送了她一幅画，就叫《雨滴》。

临别陈实对黄永玉说了一句话：“你要小心，不要踩地雷。”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黄永玉笑着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聪明，就是根据常识来过日子。”

7月3日，湖南美术出版社派大队人马送《黄永玉全集》样书。书小心翼翼从封套中抽出，端放黄永玉面前。

为出全集，出版社网上征集黄永玉作品，征来三十多张。全集执行主编左汉中鉴定：没一张真品。一对老实巴交的夫妻拿来一张两万块收的人物画，署名黄永玉，画风模仿的却是上海画家华山川。

2013年8月15日，万荷堂将举办黄永玉90岁生日庆典，他在请柬结尾提醒：严格一人一券，不带宠物(包括小孩)。生日庆典第二天，他的个人画展将在国家博物馆开幕。

不到二十岁，见了木刻界的圣人

在流浪的时候因为有这个思想，所以苦都不怕：咱们是无产阶级，有朝一日天下是咱们的，资产阶级肯定要垮台。

南方周末：你13岁去厦门集美中学上学，成天泡在图书馆，看些什么书?

黄永玉：自然科学的多些，像地质学、气象学。比如达尔文，他不只是大科学家，文学也有修养。有本书很有趣，叫《动物和人类的表情》。他19岁写的《贝尔格兵舰上的报告书》，也很好。

达尔文的学生莱伊尔写了一本《普通地质学》，其实很不普通。他们文笔都很好，读起来都像文学作品。

莱伊尔这本书，没想到对以后画画很有作用。我看别人画过，一个花岗岩的山上有水源，那就犯了常识错误，一般冲击岩、石灰岩上才会有水。

南方周末：木刻和绘画都是自学?

黄永玉：是自学的。在学校，老师让我参加木刻协会，交了一块多的入会费。之后慢慢受到教育和影响，知道中国的木刻是鲁迅先生开创的，接触到一些版画家，都有进步思想，慢慢的俨然自己也是个进步的人了。在流浪时因为有这个思想，所以苦都不怕：咱们是无产阶级，有朝一日天下是咱们的，资产阶级肯定要垮台。

南方周末：哪些作品最早影响你?

黄永玉：像野夫、李桦、黄新波、陈烟桥这些人。也不是影响，我们不一样。我的木刻风格，主要以家乡民间艺术作基调，同社会流行的不一样，所以后来受批评。1947年有本杂志骂我和钱锺书，说钱锺书作品是资产阶级的，我的木刻也有这种倾向，战斗性、人民性不够，没有好下场。

南方周末：陈啸高、叶灵凤和黄苗子，都是不喜欢借书给人的“孤寒种”，但你在三位先生那里看了很多书，为什么?

黄永玉：他们觉得我这个小孩还比较诚恳，而且真实地在读书。叶灵凤先生在香港有一个大房子，藏书非常多，我随便要借，他都借给我。他相信我的信用，借了不会弄坏，会还给他，有的人借书不还，太可怕了。

南方周末：在叶灵凤那儿都看了些什么书?

黄永玉：很多外国画册，古典、现代的都有。现代绘画是马蒂斯、毕加索，美国的本·沙恩，还有个非常重要的版画家罗克韦尔·肯特。再是丹麦版画家麦绥莱勒，鲁迅、郁达夫、叶灵凤都介绍过。解放后我居然接待过他，你说多巧!对木刻界来讲他简直是圣人，我居然不到二十岁就见到他，而且作为美术家协会的工作人员，陪他在北京参观。他还送我一幅原作。

南方周末：他到中国来什么机缘?

黄永玉：中国请他来。中国那个时候比较保守，这个老人家来，是他的女朋友，不是妻子，陪他一起来，又高又大又胖又黑，挂了一些圆珠项链，很大一颗颗球，像鲁智深一样。上面居然叫我们暗示他，欢迎他下次同夫人一起来。

还有一位墨西哥左派画家西盖罗斯，也是一个革命家。他从苏联到的中国，在苏联时发表了一些对印象派、现代绘画的看法，不是苏联那种理论，这边就有人打了招呼，说这个人的艺术观点有点问题。我们接待了他，一起照相、一起玩，他走了我们才听说：他是墨西哥共产党中央主席，我们的领导都不知道。你说多好玩啊!

世界不会永远是这样

“文革”很厉害的时候，有两个外头来的青年拿皮带头打我，我一动不动让他打，两个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

南方周末：你1946年去了香港，为什么后来要回大陆?

黄永玉：我认为我很左，是进步的，回来才知道自己落后。我想入不入党都没有关系，大家都是左派，回来后才发现分别这么大。那时候在香港有朋友启发我让我入党，问我有什么要求，我不懂，我以为他要让我加薪、提级，我说你不要客气。以后懂事的时候想入，又不要你了。

南方周末：一直有个说法是，沈从文给你写信，召唤你回大陆，所以你回来了。

黄永玉：他不召唤我，我也会回来，因为我是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的常务理事，是没有办法才到香港的，香港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新的社会，这么平等、这么自由、能够有好发展，怎么不回来呢?

南方周末：回来后有过失望吗?

黄永玉：没有的，那个时候我看到警察都握手，看到三轮车都高兴，在天安门第一次参加国庆游行，看到了毛主席，我们跟着文艺大军，眼泪流得路都看不见。从来没有考虑有什么失望不失望，为什么呢?我们脑子里面装的东西原来就不多，现在又看到每一个人都这么平等、这么朴素。

不叫做失望，就是慢慢发现有一点问题。比如说，我尊敬的一些前辈、好朋友，怎么都变右派了?我了解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一起斗争的，甚至有的人不怕牺牲生命的，有些人还是老共产党员。就有点怀疑，但是(觉得)一定有我们不懂得的道理在里面，是我们自己无知。

我自己的工作很认真，学校也对我挺看重，我也不是延安来的美术老干部，也不是徐悲鸿培养的学生，我一个人到了美术学院，80%的留学生都让我教。

当然我还有很多毛病，喜欢听外国音乐、鼓励学生看外国文学、看外国绘画，也养狗、打猎，礼拜六带个帐篷出去露营，这是资产阶级作风，所以要检查。每一个运动来了要检查，不就是认错嘛，运动过去了不还是老样子嘛。批判我的人、提意见的人也跟我一起玩，听我讲音乐、讲文学，还跟着我出去打猎。因为本身其实的确不是个事。你说是不是?

南方周末：你那时主要是不理解?

黄永玉：“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都不太清楚怎么回事。文学界、美术界、音乐界、戏剧界，上千人，都集中到西郊的社会主义学院去，马思聪、夏衍、田汉……都在里面，然后回原单位接受批判，那个时候都不懂。

“文革”很厉害的时候，有两个外头来的青年拿皮带头打我，我一动不动让他打，两个人一起打了224下。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回去衣服都被血粘住了，我爱人拿热布给我敷，哭起来了。她说当时有人叫你不要回来，你都不会相信的。我说不要这么说，世界不会永远是这样的。不是说我有一个具体的信心，人类生活的规律不会是这样的，怎么会永远这样的呢?

人这个东西真拿不准!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幸好她不喜欢我，要是她喜欢我，把我提拔出来，我说不定会做多少坏事!

南方周末：你1940年代到1953年在香港的木刻作品跟1960年代在内地的作品有区别吗?

黄永玉：区别很大。在香港的时候是“左倾幼稚病”，表现工农兵。但是兵没有地方表现，就表现工人受苦，自己虚拟、想象的那些斗争、贫穷、老百姓受帝国主义压迫，刻了这么些东西。

回来以后也表现解放后的生活、大跃进，上面说什么我们刻什么。说羊喂得像牛这么大，我就刻一个非常大的羊。人民公社盖房子，我就画了一个公社食堂。(亩产)一万斤粮食，小孩可以在(稻穗)上面跳舞，我就刻一张小孩在上面跳舞。我不一定相信。因为我必须要工作、要创作，《人民日报》要登，我就刻。

南方周末：你不相信，刻起来不会有抗拒吗?

黄永玉：那个时候的群众情绪你现在体会不到。前两年有人说，那你不是帮着说谎?我说，那个不叫做说谎，那是真的兴趣，真的刻出来，明明知道它靠不住。说香山那边一头猪，用牛配它，牛和猪怎么能配种呢?说是配了，猪养得像牛这么大，不用喂，满山吃草，所以我等着看，要是真有，我要去刻一张。

南方周末：回来后做木刻，是纯粹任务性的还是有稿费?

黄永玉：有的是任务，有的是自己即兴的创作，有的是教学的范本。政府给的任务，也有稿费，比如说《人民日报》，正常情况是5块钱一张，最多是8块，一张要刻好几天、十几天或者一个多月。但是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刻出来了，发表了。也不是不重要，你一个月有这么几张作品发表了，多二三十块钱，还是挺解决问题的。

南方周末：你在干校三年，被禁画。1972年“禁画”解除，此后的这一阶段，你做了些什么作品?

黄永玉：“四人帮”垮了以后，毛泽东纪念堂后面那一张大的画，很多人出稿子。每个星期二还是星期三，中央政治局常委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人要开会，就是讨论毛泽东纪念堂的进展，那个画稿老不批准。最后领导就说那你画一张，我就捡地上一张清华大学不用的设计蓝图翻过来画，地球、黄河、长江，然后是山脉。后来胡乔木同志告诉我，他也在场，大家一看就批准了。什么原因呢?它有概括性。我用毛的两句诗词：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就这样我就开始工作了。

南方周末：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开始不写小说了，去做服装史研究。当时你有问过他为什么吗?

黄永玉：我相信他对事物的判断力没有这么高明，只是一个天生的珍贵的务本心理：这个我干不了，就挑一样我能干得好的事情去干。这么几十年我同他没有谈过文学，这事怪吧!

“文革”后有一天我们和一些领导人在钓鱼台吃饭，我坐在廖承志旁边，他问我，你讲讲看，你怎么和“四人帮”斗争的?我说，我哪还敢跟他们斗争?我才不敢呢!顶多我没有求饶。他说不求饶也是斗争。

江青根本不知道我这个人，幸好她不喜欢我，要是她喜欢我，把我提拔出来，我说不定会做多少坏事!人这个东西真拿不准!

“胯下之辱一万回”

为什么我对那些罪恶的东西怜悯?我站得比他高。

南方周末：你年轻时的很多木刻作品，一些前辈甚至不认识的人看到了，觉得欣赏，会主动找你买画襄助，这种情况现在还有可能发生吗?

黄永玉：现在老头对年轻人，没有那个时候老头对年轻人这么好。那些老人家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这些老头，像臧克家先生，我刻了几张木刻拿给他，他替我介绍发表，先把稿费垫给我，现在有这样的老头没有?没有了。

巴金先生，我到上海住在他的编辑部宿舍，唐弢先生给我到处介绍工作，还介绍给一个资本家的爸爸画像，我画得不像，人家不要，没有办法。现在有这样的老头吗?

南方周末：为什么现在没有了?

黄永玉：“文化大革命”以后，人同人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我们一家把布票节约下来，买一捆帆布自己做个小帐篷，带着儿女礼拜六叫个小出租车到野外去露营，很太平。现在你敢吗?小心有人把你杀了。“文化大革命”把礼法、社会关系完全破坏了，同时让每个人心里有了一种邪恶的东西，可以随便杀人、欺负人。

我三四岁时，1920年代，离城里面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蚕业学校，仿照日本的制度，培养学生种桑、养蚕。两层的木楼，有课堂、有实验室，小时候我叔叔在那里教书，我常常跑到那去玩。我离开家乡13年，1950年回去，课堂、黑板、课桌、老师的准备室、柜子里的解剖刀，完全照样，没有人去动过。

那个时候老百姓生活这么潦倒、这么残破，没有人想过要拿那些东西去卖或者把房子拆了偷木头。为什么?一直保持着道德标准，不是谁教的，是一种民族优良传统，千百年形成的道德习惯。

“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可以出去露营，我可以有猎枪，大家都有猎枪，因为不怕人造反。有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才怕人有枪造反。因为人心坏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和我爱人偷偷说过一句话，我说这粒种子会长成罪恶大树的。我挨打了之后，感觉到这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东西，是邪恶的。黑妮那个时候这么小，她说：爸爸你别自杀，我没有进过孤儿院，我不知道怎么进。

我这个人怎么会自杀呢?抗战八年一双小脚板跑了这么几万里路，死亡见了这么多，我才不会自杀呢!

南方周末：你觉得一个社会，是人心道德比较重要还是社会制度更重要?

黄永玉：道德是基础，它能够使社会巩固，道德没有了，社会就要分崩离析。我也不太清楚一些问题，比如说没有受过教育的一些人，他拜菩萨也能够管理自己，他拜了菩萨就能够在很有限的时间、空间里面自己管自己——千万别做坏事，会有报应的。

南方周末：你信菩萨吗?

黄永玉：我相信善、恶。为什么我对那些罪恶的东西怜悯?我站得比他高。要是年轻时候你给我一拳，我起码给你八拳，我打得你半死。我慢慢想通了一个问题，个体不能跟集体打，你可以像韩信那样受胯下之辱，韩信受胯下之辱，辱了一回，我们是一万回。

现在的中国会好起来的，因为科学发达了，以前没有想过科学可以使人向善。这是一个进步。

南方周末：科学为什么会让人向善?

黄永玉：“五四”时期提出一个口号：要科学、要民主，实际上就是一个，要科学。政治上科学化了，就民主了，不能随便要人家的钱，不能贪污，贪污在经济学上是不科学的。

今天有了电脑这些东西，你说谁能够禁止外界的消息传进来?过去可以控制，现在是不方便控制，有人想方设法可以看到真实的消息，这就是科学的帮助。

潘金莲：爱了，你把我怎样?

文化艺术不是这个胜过那个，那个打倒这个，整个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是繁荣的概念。

南方周末：对你美术上有影响的前辈有哪些?

黄永玉：我佩服的人不是很多。我佩服张大千，张大千像钢琴，其他人像小提琴、大提琴，就是说，他完美、全面，就像梅兰芳一样。他画过一套八大山人的册页，卖给日本人，日本人把它印出来了，很贵，我们中央美术学院买了一套，摆在橱窗里面。张大千一个好朋友有一年到北京，看到那些画，偷偷告诉我，这是张大千画的。

张大千博大，身体好，用功，为人也很大方，不辞劳苦。他到敦煌去临画，因此长进也很大。那个地方可不是普通的、见识很浅的人有胆子去的，还要有财力。

我曾经讽刺过张大千。那个时候我思想简单，自认为是左派，他是亲近国民党的。我在香港《大公报》写文章，他们有一个特务混在《大公报》，透露了消息，他知道了，就叫律师来找我们的领导，那篇文章就没有发表。

南方周末：你对傅抱石的评价呢?

黄永玉：也是了不起的，他很早就把抽象的和具体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还融合得很绝妙。

张大千到后来年老了，眼睛不太好了，就泼颜料，让它流动，里面再加几个小房子、小人，也显得山和水都活了，意思是一样的。

南方周末：你对赵无极的画怎么评价?

黄永玉：他表现一种境界，手法很高妙。他1947年还没有到法国去，在上海开画展我就看过，那时候他受保罗·克利的影响，又不完全是。后来他的境界、规模、气派都很大。这么大的一个艺术世界，他占到很灿烂的一个角，有所贡献。

南方周末：你对当代中国画整体的评价是什么?

黄永玉：今天这么多的人用宣纸、水墨，画了很多老百姓喜欢的生活，基础这么好，画得很生动，以前没有过。但有一个遗憾的地方是忘记了世界，世界有很多的艺术、很多的美，不光只有实际的，还有理想、美感这些东西。世界这么大，为什么要永远停在非常局限的美的观念里面呢?举一个例子，是因为有了现代化的房子、庭园才出现现代化的美感，画也是这样的。

南方周末：能不能把当代的这些绘画的成就，跟张大千、齐白石那一代或者更远时代的成就做一个比较?

黄永玉：文化艺术不是这个胜过那个，那个打倒这个，整个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是繁荣的概念，不是“打倒”和“消灭”的概念，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高峰。《清明上河图》那种技巧是那个时候的高峰，今天有今天的高峰。

今天哪怕是前卫的画，一千年以后也成了中国的美术传统。前卫画里面也有好的跟不好的，也有成熟的跟不成熟的，就像女孩子穿衣服一样，不是新就好。

南方周末：新不一定好，那旧呢?

黄永玉：既不是新是好，也不是旧就是好。三十年前我就说过，我弄不清楚，什么叫做创新。要画得好，就要努力，要去探索。一张不算数，一百张、一千张搞完了还不一定到了终点，要别人去完成它，前赴后继。

南方周末：你画过一套《水浒传》人物，是画了108个吗?

黄永玉：多一点，一百好几十呢!有的是一个人画好几张。我小时候就很喜欢《水浒传》，想画老画不成，“文革”之前准备刻一套木刻版，当插图，后来没刻成。年纪大了刻木刻不可能了，就画画，画上有一些批注，表达了我当时对《水浒传》的看法。

南方周末：你最喜欢哪些人物?

黄永玉：看人物刻画的深浅就知道，这也跟我对那个人物的资料掌握多少有关。比如说武大郎，有什么值得去画的?原来扬州有一个说书的，叫做王少堂，我看过1950年代他说书的一本记录。《水浒传》不也是瞎编的吗?他在《水浒传》的基础上也瞎编。他讲到武松的时候，说：他大叫一声，酒缸都共鸣，咣咣地响，这是《水浒传》没有的。所以我就画武松趴在桌子上，没有醉，假装醉，手都软了，眼睛斜着。

南方周末：给武松写的批注是什么?

黄永玉：武松那句话不重要。我给那些女的批注比较多，因为女的最受苦了，我就很同情。比如说阎婆惜爱宋江的徒弟，这不可以，幸好她抓住宋江同梁山勾结的把柄了，所以利用政治来敲诈宋江，争取独立。一个是爱情、一个是政治，加在这么一个小女人身上，你说她厉不厉害?潘金莲我画了好几张，有一张说：爱了，你把我怎么样?王婆我都说她好，她能够辩证来谈问题，她给西门庆分析跟潘金莲约会的正反关系，放在今天她是一个科技信息人才。只有一个女的我不同情，叫宋蕙莲，我写的是：出卖梁山，勾结政府，存心害人。

南方周末：四大名著里面《水浒传》是你最喜欢的吗?其他几本呢?

黄永玉：其他不适合画画。比如说《红楼梦》，牵扯的方面这么多，连住房、凳子、椅子都讲究，怎么画?可爱的女孩子又那么多，都是漂亮的，还个个不一样，画出来又怎么样呢?《三国演义》就更麻烦了，还要打仗，上百、上千、上万的人打仗。《西游记》没有意思。《儒林外史》很好，这个书我最喜欢，比《水浒传》还喜欢，很耐看。

我没有沈从文的痕迹，有聂绀弩的

最早在陈啸高先生那里看了最初的《鲁迅全集》，是红布封面的。我每一篇都看过，骂人可真会骂，后来我对什么人有意见，写信给人家，也学鲁迅的方法。

南方周末：你最早开始对文学有兴趣是哪个时期?

黄永玉：离开学校以后，有机会见一些先生，思想都是非常进步的，有很多的书让我有机会看。中国古代文学我有兴趣，里面都有很深刻的见解，现代文学就不大有兴趣，缺乏古代文学那些笔墨。

中学读的文学很少。我在中学念过鲁迅吗?念过茅盾吗?翻了，没兴趣。有一个李劼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死水微澜》，我对书名很感兴趣，借来一看没有兴趣又还了。

多少年以后长大了，受到阶级斗争的教育了，就拿来作为作品好坏的标准，但这个时期是短的。我大量的时期看苏联的小说，看俄罗斯的小说。比如1940年代，看屠格涅夫、列斯科夫、列夫·托尔斯泰、阿·托尔斯泰，一直到西蒙诺夫、肖洛霍夫……回头一看，还是俄罗斯小说好，觉得这才是文学。

我到北京之后，看了很多解放区的小说，比如赵树理的，也很感动，但是为什么过一阵子就不感动了呢?“文革”的时候《欧阳海之歌》，都说好，我也看了，很快就在脑子里消失了，这是什么道理?后来就想，原来有一个文学性的问题。

南方周末：鲁迅和茅盾，也是那个时期看的吗?

黄永玉：鲁迅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不晓得看过多少次了，最早在陈啸高先生那里看了最初的《鲁迅全集》，是红布封面的。我每一篇都看过，骂人可真会骂，后来我对什么人有意见，写信给人家，也学鲁迅的方法。不光写信，对人、事情，都是用鲁迅的办法来看，比较尖锐。后来一想，人同人之间的关系怎么老这么刻薄?慢慢就感觉到那是斗争尖锐时才用的，不斗争的话何必用这么尖锐的话呢?

南方周末：你对沈从文文章的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黄永玉：比较晚，念中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我对现代文学都不感兴趣。懂得他的文章是在上海，1947年。之前我在德化做瓷器工人，去理发，理完买了一本《昆明冬景》，七八毛钱，我看不懂。后来看他写的《丈夫》，他21岁写的，这么深刻，很了不起。

他写我们湘西，让我们认识他，更认识湘西，把湘西的局面打开给我们。另一个，他的文章这么讲究，像绣花这么细致地写出来。他写《边城》，改了不知道几十次，一句一句地改。

巴金先生像巴尔扎克，博大，写了社会很多宏观的事件，沈从文像福楼拜，细腻、讲究，他写湘西河边一个老头子同孙女的事情，这么讲究，行文认真。他不完全像我们普通讲话，充满地方情调。

南方周末：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黄永玉：没有，我没有写日记，写日记的话，“文化大革命”抄走我就跑不掉了。

南方周末：你讲过你写文章骂起人来会非常地狠，但是我们看你的文章，并没有这种东西。

黄永玉：你讲得对。需要骂的那种人就不值得写。我要怜悯他们，怜悯残暴、怜悯愚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残暴?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打起有文化的招牌，实际上没有文化。我遗憾的是，好人、坏人都读书，问题就在这里，坏人也读书，秦桧也读书，你说怎么办呢?文化这个东西要放在坏人手上就麻烦了。他可以动员一些没有文化的人来做这种愚蠢的事情。

一个人他的对面是另外一个人，那就好办，是两个人那就麻烦了，是三个人就够呛了，到了五个人、十个人、一万人、十万人，你对付他，那你就死吧!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对付狼群你没有办法的。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待死亡?

黄永玉：死有很多形式，一种是害病的形式，痛得在床上打滚，也医不好，子孙们哭。一种是穷死、饿死，没有饭吃。一种是打仗牺牲。自杀也是一种方式。

我活一天干一天活，不能工作的时候就死了，死了怎么办呢?跟真正的人民群众在一起。把人送到火葬场，手上戴的什么表、好一点的东西就留下来，骨灰呢就不要了，朋友大家喝一杯咖啡了事。你留一个骨灰在家里，你儿子对它可能还尊敬，你孙子可能还稍微有点珍重，重孙子扔到哪去就不知道了。

人生就是这样，又不是你一个人死，别人都不死。年年都死这么多人，李太白、苏东坡也没有怎么样，活着的人欣赏的东西不过就是他的文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