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0后”李银河50岁时，便有人劝她写自传，而她却一直推脱。她认为自己的生活不值得写，“我既没参加过革命，也没参加过斗争，六十年间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与我无关，最多只是一个看客，有什么可写的?”
直到李银河看了19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地利作家艾利亚斯·卡内蒂的《获救之舌》后，她才意识到“原来普通人的生活也是可以写的”。最近，63岁的李银河将自己的自传出版了，名为《人间采蜜记》。
“我最看中的是‘爱’和‘美’，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在生活中就是我所谓的‘蜜’，是我最精华的东西，也可以说是‘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李银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我觉得‘采蜜哲学’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要追求生活中最美好的那一点点东西，享用这个美和爱;另外就是在生活中有所取、有所不取。”
而王小波、“大侠”、虐恋、同性恋，无疑是李银河秉持“采蜜哲学”的人生故事中不曾缺席的元素。
性格中有种极度的羞涩
“我性格中有种极度的羞涩，可能是遗传。这种羞涩使我把别人看来轻而易举的一些事情视为畏途，终身不敢沾边。”李银河在自传中的第一句话如此写道。
7岁之前，李银河一直叫“李三反”。这个名字有两个特别之处：其一，她是随母姓而非父姓;其二，“三反”典出1952年在全国开展的“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李银河的父母是1930年代末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的一代新青年，性格激越，拥有纯洁的理想主义色彩。二人自由恋爱，关系平等，完全没有旧式家庭的男尊女卑。所以，李银河家里的兄弟姐妹四人中，大姐和二姐随父姓，哥哥和李银河随母姓。
这对于她成长为一个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至关重要，对她选择的研究方向亦有一定影响。
李银河上小学后，就改了名字，“三反”成为她的小名。她在自传中介绍道：我小时候学会的第一首儿歌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官僚主义我反对”。
上小学时，李银河被任命为班长，每次在老师进教室的时候班长都要喊“起立”，就这么简单的事情差点“要了她的命”，“每当要喊起立的时候，我心跳剧烈，脸红脖子粗，憋半天才能喊得出来”。这大概就是李银河所说的，“这种羞涩使我把别人看来轻而易举的一些事情视为畏途，终身不敢沾边”。
李银河的自传出版方果麦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路金波曾发出感叹：“李银河老师，是‘那一代人’中的一个异类，我从未见过一个像她这个年纪还这么天真、羞涩、质朴的人。”
从王小波到跨性别爱人
在自传中，李银河讲述了她与王小波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同时也如实地描写了她与王小波的诸多私密细节：接吻、虐恋、捆绑、鞭打。
在李银河眼中，已逝的爱人王小波是她的情感生活中的浪漫骑士，是文学创作上的行吟诗人，他俩的爱情很“罗曼蒂克”。
二十多岁时，李银河在国务院研究室工作，前程似锦，而那时的王小波只是一名街道工人，对此李银河却毫不在意，“他就是一个男版灰姑娘的故事嘛”。
李银河在自传中回忆：“他向我表白时，我们只是第二次见面，也是第一次单独见面。我们开始聊天，天南地北，当然更多是文学。正谈着，他猛不丁问了一句：‘你有男朋友吗?’我那时候刚跟初恋情人分手不久，就如实相告。他接下去一句话几乎吓我一跳，他说：‘你看我怎么样?’这才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啊。”
此后，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你好哇，李银河”王小波每每给李银河写信总是这样开头，“字里行间透出类似孩子般的对爱的渴望与无助”。
王小波曾对李银河说：“我不要孤独，孤独是丑的，令人作呕的，灰色的。”这个身高1.84米的黑脸大汉说，在见不到她的日子里，自己难过得就像旗杆上吊死的猫。他也曾说，恨不得一天49个小时和她在一起。
李银河也在恋爱中致信王小波：“我希望你爱我的全部肉体，我愿意它因为你变得美。”
李银河说：“现在再读他写给我的那些情书，我就觉得更像一件艺术品。他的表达除了对我个人的情感以外，还有一种审美意义。”
无论是在学历还是收入上，他俩始终是“阴盛阳衰”。但李银河坦言自己崇拜王小波，“因为真正的东西我是比不过他的”。1980年1月21日，王小波和李银河登记结婚，但是二人没有生孩子，他们结婚前就商量好，两人的世界就已经很丰富、很有趣了，不需要孩子作为纽带。“如果他要活回来的话，我们商量的结果肯定还是不要(孩子)。他的小说就是他的孩子吧。我和小波在一起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结婚)，而是就喜欢在一起。选择和自由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李银河说。
1996年10月，李银河赴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王小波送李银河赴英国，在机场临别时，他用力搂了一下她的肩膀作为道别。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1997年4月11日，45岁的王小波因心脏病突发辞世。
李银河在自传中写道：“我这一生仅仅得到了他的爱就足够了……我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了。”
如果说李银河与王小波是高度契合的爱情，那她与现在的爱人“大侠”就是相濡以沫的亲情。
2014年，李银河被爆出与同性爱人“大侠”同居17年，她被质疑为“拉拉”(女同性恋者)。而后，她在博客发布文章《对所谓拉拉身份曝光的回应》，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她在文章中强调自己是个异性恋，不是同性恋。据她介绍，她的伴侣是一位女变男的变性者，是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人。无论从外貌还是内心看，他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男性。
在王小波去世后，李银河遇到了现在的伴侣.“大侠”是一名出租车司机，比李银河年轻12岁。他在追李银河的那段时间里，成天都抱着王小波的书。
李银河在自传中首次披露了和恋人“大侠”的交往经历和种种细节。
“大侠陷入对我的狂热爱恋，对我来说完全是猝不及防，而且有点匪夷所思。虽然凭专业知识，我很快明白他是一位生理女性、心理男性的跨性别者，而行外人大多是分不清跨性别和女同性恋这两种人的，他自己也是一直在女同性恋的圈子里进进出出。而我对女人的身体是没有欲望的。我们怎么可能在一起呢?”对于他们相恋的过程，李银河是这么描述的，“然而，大侠对我的爱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不由我不受吸引，不受感动。当时感觉他就是上帝派来的一位天使，专程来解救我脱离失去小波的苦海。”
对于二人的爱情，李银河从不避讳：这样的事情是不可反驳的，它有一种强横的力量，使人不得不臣服于它。由于“大侠”对于家庭的观念比较传统，认为二人的生活需要有一个孩子，于是他们便收养了一个孩子，起名为壮壮。
在自传中，李银河也谈到对儿子壮壮的希望，希望他以后快乐、有知识、懂礼貌。
边缘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
虐恋，不只是李银河研究的社会学课题，她还大胆承认自己有虐恋爱好：“我对虐恋的爱好在很小的时候就露出端倪，它和我对性的感觉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
李银河对虐恋的爱好很早就露出端倪。
1967年，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声，李银河跟着大她5岁的哥哥和一帮朋友徒步“长征”去白洋淀，目的是了解农村和农民，了解中国社会。
有一天，突然从河北省安新县公安局来了一帮警察，通知所有在村子里的北京知青集合，要将他们押送回北京。在押送过程中，有个名叫江山的男生向警察抗议，后来他被五花大绑起来，那是李银河生平第一次见到真人被捆绑。
随后，全体二十多人被押上一辆解放牌敞篷卡车，向北京飞驰。一路上，李银河的注意力全在江山身上，“他长得很英俊，不知道是由于被绑的疼痛还是精神的屈辱，他紧紧抿着嘴唇，一滴泪水挂在脸颊上。除了在电影里以外，我从没见过如此惨烈的情景，而且我正处于情窦初开的年龄，现在想来，我从江山的身上感觉到的是性感，他那被凌辱的痛苦形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成为我后来常常出现的性幻想形象之一”。
李银河在自传中透露了她对于虐恋的喜爱：“我的性倾向中有很深的虐恋色彩，成因不明，但是感觉是不会错的。我毕生研究和写作的冲动全部应当追溯到我对虐恋的喜爱。”由于对虐恋的喜爱，她还出了一本关于虐恋的性学研究著作《虐恋亚文化》。
李银河在传播女性主义和性科学方面，无疑是开创者。因此这注定了她将是个争议性人物，不仅因为她特殊的身份，更因为她对于“同性恋”“多边恋”“一夜情”“乱伦”等敏感问题所持的前卫观点一次次地考验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
李银河在美国的匹兹堡大学拿到社会学博士，那时她的研究领域主要为：婚姻家庭、性别和性三个方面。但是她被大众所熟知的，还是她对于性学的研究。
“因为我这个人生性害怕沉闷无趣的东西，如果要我坐冷板凳做学问，我是受不了的，边缘才能引起我的好奇心。最初起意做性学的研究是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那时候就看了金赛博士等人的著作，喜欢他们做的事。金赛回忆他们搞研究的时候，有时候在饭馆开碰头会，他们说话全都用代号，比如，提到肛交用A，提到口交用O等，怕旁边的顾客听到会大惊小怪，我就觉得有趣极了，决心回国也做这个研究。”李银河说。
1987年，全国文科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在北京大学设立，因此机遇李银河成为了费孝通教授的学生。“当年，费孝通老师在北大成立了第一个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紧急要找拿了博士学位又愿意回来的海归，那时候我在美国，所以费老就找到了我。可以说，我是第一个进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李银河说。
回国后，李银河依旧做性学研究，这在当时是非常前沿的。费孝通虽然是她的导师，但是见到他的机会并不多。李银河唯一一次当面聆听他的教诲，就记住了一句影响她研究的话：“社会学要出故事”。
受他的影响，李银河写过一本书《一爷之孙—中国家庭关系的个案研究》。“费孝通讲的是‘社会学要出故事’，实际上我觉得他是在讲应该有定性调查。”李银河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所以后来我做定性调查就特别多，同性恋的亚文化、对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调查、农村妇女的调查、关于农村的生育文化，都是定性调查。那些人就会给你讲故事，因为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然后深入访谈。比如说，同性恋调查的时候，后来我和好多人都成了朋友，这种调查的次数太多了，谈的时间太长了，最后都成朋友了。”
宁愿再被误解50年
作为“50后”，李银河有着独立的观念、新潮的思想，她始终如一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所不同的是，她可能不像现代年轻人那样开放，她讨论性话题需要莫大的勇气，所以唯有特立独行者才能承受。
作为社会学家的李银河，有时候会说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过头话”，比如“艾滋病主要靠异性恋传播”“美好的性都是免费的”“同性婚姻对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
她的心态是以一个“启蒙者”的身份，“因为在我看来所有的那些思想的禁忌、不解和尴尬都来自黑暗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我的言论和研究是开发民智，将人们从蒙昧中唤醒，用现代的科学之光照亮前现代的蒙昧心灵”。
毋庸置疑，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李银河的研究内容在国内是较少有人涉及的领域。据她介绍，当时有关同性恋的研究以及“虐恋亚文化”的研究都算是“填补空白”。她认为自己贡献最大的研究是同性恋、虐恋和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三方面，因为这三方面都是国内首例研究。也因此，1999年，李银河入选《亚洲周刊》“中国最具影响的50人”。
开创先河肯定会面临多重困难，李银河表示在针对同性恋研究的时候线索并不好找。“我就在《北京晚报》上登广告征集，大概征集了四十多个人来参加我的单身研究，其中有一位男士当时是30岁，我访问到他的时候，问他单身的原因，他就跟我说：‘我看你留学回来也不像个坏人，我告诉你吧，我单身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个同性恋。’这就是我的第一个同性恋调查对象。后来，他介绍他的朋友来，还有朋友的朋友，这样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调查对象竟到了一百二十多人。”
李银河虽然为少数人发声，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非议，在研究过程中，她会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有的是来自持有不同意见的研究者，有些则是传统观念。李银河说，她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她有两方面的自信：其一是事实方面的自信，她做过专门研究，而公众一般不了解这个领域的事实;其二是理论方面的自信，她熟悉各种理论的论争、来龙去脉、是非曲直，而公众一般不熟悉这个领域的理论。
2009年，一位母亲向她发怒，原因是她年仅15岁的女儿说：“我想和谁上床就和谁上床，这是我的权利，你管不着。”这位母亲认为，李银河是她女儿的支持者，并发帖称：“你为什么不考虑自己的研究成果会对社会产生负面的影响?你为什么不考虑你的观点到底适合在学术界发表还是像那些无聊的明星一样用来制造一个个新闻……李银河，请你离我的孩子远一些!”
“误解太深了。”李银河说，现在很多人认为她在教唆，持这种看法的人绝大多数为未成年人家长，更多的成年人则能够以一种虽略带情绪但局限在理论层面上的态度与她交流。“有人曾经说我的观点超前中国国情50年，如果真是这样的，我宁愿再被误解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