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岁的吴青依然精神矍铄。尽管腿脚不太灵便，需要拄一根拐杖，但她仍然坚持要全程站着对听众发言。她讲起话来像中年人一样中气十足，与她看起来年迈的外貌似乎有些不符。

吴青是已故中国著名作家冰心和社会学家吴文藻的幼女，也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教授，而晚年的她，更是以北京市人大代表和社会活动家的身份闻名。

这是一场名为“女性力量-重塑商业”的沙龙，在其他嘉宾主要在讨论创业、职场、领导力乃至育儿经验的大氛围下，吴青所聚焦的人权、民主、法治等政治性话语，似乎显得有些不协调，而且，像“所谓中国特色主要就表现为中国欠缺人性”这样的言论，也显得有些过于刺耳。但她坚持认为她所关注的，才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话题。

吴青一直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1984年当选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后，她以宪法为武器，积极从事维权活动，成为第一位设立“选民接待日”的人大代表，为她的选民服务，后来又成为北京市人大代表。2001年，因开创性地倡导妇女权益和法律原则，她荣获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

后来，已经70多岁的吴青，又在北京市昌平区创办了一所公益性的农家女学校，免费培训学员。她的理念是，她想让每一位农家女都记住：“你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而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腿站立。”

谈到为什么要在晚年关注农村女性问题，吴青表示，她的目标就是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社会有正义、公平、公正。她觉得，要改变中国就要改变农村，要改变农村就要改变妇女，教育一个妇女，就相当于教育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吴青为此亲力亲为。在这所学校里，她每次都要上第一堂课，主题就是讲一个“爱”字——“因为每个人都要懂得爱，懂得真善美，才能是个真人。”

然而，对于中国的整个教育体制，吴青还是很失望。她直言，中国教育里缺乏人性和道德教育，原因就是文革遗毒——“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而她想通过自己一点微薄的努力，来争取改变这样的现状。

在中国，女性话题正在日益得到关注，女权主义者正在大量出现，其中甚至包括一些男性，而且，新生的女权主义呈现出多样化的面相。作为一个老人，吴青能为中国的女权运动带来什么?

在早年，吴青受在西方接受的教育影响，主要关注女权，但她后来发现，在中国，还是要从人权的角度去理解女权。“因为在中国，男人也没有权利，只有男人女人都知道人权的重要，人们才会关心女人的权利、老人的权利、儿童的权利和所有人的权利。”在她看来，美国等国的经验表明，最先关注环保等公共议题的往往是女性，这与女性对生命的重视和保护有关，而这为女性参与人权事业提供了天然的优势。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中国最近发生的与人权、法治有关的事件，也一直在吴青的视野范围之内，也是她关注的焦点。在她看来，雷洋之死证明，中国依然是一个“人治”社会，而没有进步到法治。但同时，她赞誉雷洋的妻子，认为她“很了不起，是一个很好的模范”，因为这位妻子依法、以和平抗争的方式，要求得到知悉真相的权利。

“权利没有恩赐与给予，你必须站起来说我要我的权利，才有可能获得权利。”吴青说。就像当年做人大代表时的做法一样，她一直贯彻这样的原则：用非暴力的形式来争取权利，而且必须有法律依据，而不是只凭自己的感情，“因为凭自己的感情还是人治”，而中国不能再在人治的怪圈中越陷越深。“我在中国长大的，我经历了所有的政治运动，太缺德了，都是人治，所以我要法治，所以我要改变。”

从最初当人大代表的时候起，吴青也一直遭遇很多诋毁。“有人说我反党反社会主义，说我‘二百五’，说我疯了，说我神经病，说我多了，我也不怕人骂我，”吴青很淡定地笑着说。但对于中国的改革是否在朝着正确的方向走这个问题，她认为，目前的形势越来越糟糕，没有民主和自由，言论受到严格的限制。

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来推动中国的女权运动，这或许是一个作风有些“老派”、但在中国当前现实中颇具新意的观点。也许，这给人的启示是，中国的女权主义者可以更多地考虑，如何将她们的诉求融入整个社会的人权法治诉求之中，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一支独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