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劾阴影下的美国总统，的确更易对外部世界“大打出手”。

▲外部因素极可能会在2020年美国大选当中发挥比以往更加持重的作用，而特朗普的特立独行为自己留下了太多伏笔乃至隐忧。资料图。

当全世界还在展望新一年的各种可能性时，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惊人袭击行动，立刻为2020年的中东乃至世界局势增加了新的不确定性。1月3日，美军依照总统特朗的指令，对位于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的目标进行空袭，导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等人死亡。

鉴于苏莱曼尼在伊朗军政两界以及中东地区的巨大影响力，美国的此次行动，被认为是近年来美国与伊朗对峙中的重大节点甚至是转折点，甚至被惊呼为美国捅了中东的“马蜂窝”。

众所周知，2020年是美国大选年，特朗普将在11月3日面对连任与否的严峻考验。通常情况下，有连任压力的在任总统往往会在大选年“求稳”，特别是避免在对外议题上发生重大变数而牵动选情。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此举似乎有些违背常理。但从美国决策角度而言，此次针对苏莱曼尼的袭击应该是具有一定国内政治考量的，未必加分，而是旨在止损或者控局。

在过去两个月来美军在伊拉克基地遭遇火箭弹袭击的背景下，过去一周又出现了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遇围的突发事件。这些态势，很容易让美国政治人物联想起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和2012年“班加西领馆遇袭事件”。

这两次危机都产生了深远政治影响，前者被认为是导致卡特连任失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后者虽然并未彻底影响奥巴马连任，却在几年后演变为希拉里问鼎白宫的“梦魇”。面对如此险峻的历史记忆，志在必得的特朗普势必要采取一切手段避免任何重蹈覆辙的可能，于是才做出了采取最激烈回应的授权。

若做一番历史对比，弹劾阴影下的总统的确更容易对外部世界“大打出手”。1998年12月17日开启的针对伊拉克的“沙漠之狐”空袭行动，事实上将对克林顿的弹劾投票推迟到了周六的19日；而在1999年3月即克林顿在国会参议院涉险过关之后一个月，就发动了“科索沃战争”。以对外强势展现所谓“铁腕”来转移国内视线或者压力的做法，可见一斑。

这个逻辑显然也完全符合当前特朗普的处境：一个被认为必须要还以颜色的外部隐患，加上弹劾压力下必须强烈回应的内在动机，最终也就导致了震惊世界的袭击行动。而在此举之后，美国国内共和党精英与选民上下如期呈现出空前一致地力挺特朗普，这也是白宫所希望实现的重要目标。

如果是为了避免更糟糕影响而不得不回应的话，那回应之后，特别是面对着苏莱曼尼死亡而可以导致伊朗激烈反弹的情况下，美国又会如何下好下一步棋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最大前提，即美国与伊朗在对峙当中对彼此的判断，特别是对彼此战略限度的基本判断应该没有因苏莱曼尼的死亡而被改变。到目前为止，美伊两国都不希望也难以承受一场全面战争，进而尽可能避免不可控地引发全面战争的任何冲突。

这就意味着，未来伊朗方面会回应，但应该不会是彻底对美国的全然挑衅与报复；而美国也会在施加更大军事压力的情况下选择降温，继续保持“极限施压”。

就像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的那句微妙表达，“伊朗从未赢过战争，但却从未输过谈判”：前半句似乎是说给美国国内自己的选民，而后半句则希望德黑兰能够及时听到。

苏莱曼尼事件发生在2020年开年，也预示着，外部因素极可能会在2020年美国大选当中发挥比以往更加持重的作用。由于特朗普政府在过去将近三年中的对外决策太过特立独行，留下了很多伏笔乃至隐忧，这些是否会集中在2020年接连爆发，从而直接左右他的连任之旅，目前看值得更多关注。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