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小东 马双吉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正面临严峻考验, 产业调整与地缘政治重构的互动过程，对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中国经济构成重大挑战。低增长、高负债、大衰退、高通胀、贸易战、能源战、金融战……全球经济困难重重。受上述因素的多重冲击，全球产业结构正在进行新一轮的重大调整。世界贸易和投资低迷不前，部分国家甚至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思潮，这些全球性挑战的出现加剧了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一、世界各种危机正冲击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目前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正在加深。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面临持续上升的通货膨胀压力，各主要经济体的商品需求下降及供给替代增强，大概率导致我国出口增速回落。二是全球地缘政治持续紧张，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已呈现出本地化、地区化的趋势。而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对全球生产网络产生了巨大冲击，加快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的进程。
目前全球生产网络的供需两侧均受到巨大冲击。从供给方面来看，全球三大生产网络中心国家（中国、美国、德国）受影响均比较严重，国际分工发展最为深入的汽车、电子、机械设备制造等产业供应链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最大。从需求方面来看，全球65%以上的终端需求市场受到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显示，预计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2.9％，只有少数经济体能够实现正增长。研究表明，发生经济危机时，相比生产国内消费最终产品的产业和出口最终产品的产业，出口中间产品的产业（即嵌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产业）受到的打击更大，将导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大幅收缩。
虽然危机并未改变各国成本结构和技术能力，但这种外部冲击促使各国愈加重视安全因素在全球生产制造布局中的重要性，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将成为推动全球产业调整的重要动力。全球供应链的风险管理发展滞后，导致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严重不足。当前欧美国家正加快推动产业供链应链回流本国，其它产业的上游公司也将为实现供应链自主可控而调整供应链布局，缩短供应链长度，实现供应链的本地化、周边化。从宏观上看，美国计划推动供应链转移到美国本土、墨西哥、巴西等美洲国家，欧美一些企业家、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实施贸易保护的主张和决心将更加坚定，我国目前已有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被严重削弱。
美国利用危机泛化安全问题，加速中美“脱钩”，进一步从产业链供应链层面遏制我国发展。当前新兴技术的应用成为亮点。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将加快发展，而美国已加大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打压力度，加速中美在重点高科技产业实现“脱钩”。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美战略经济竞争加剧，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什么时候超越美国。对美国而言，以对抗、竞争、打压中国，遏制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已成朝野上下、两党精英的政治选项。无论是前任特朗普政府还是现任拜登政府，都把对抗、竞争、打压中国放在首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的预测，今后几年美国经济发展会有所加快。美国仍是世界头号强国，拥有最强大的科技、军事和金融实力。全世界最具竞争力和创新力的高科技企业绝大多数在美国，全世界最具活力和影响力的资本市场在美国，全世界最强的高教资源和科研力量也在美国，美国仍是引领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的主力军。
近年来，美国先后对我国发动贸易战、科技战，意图对我国极限施压、全面遏制，“脱钩”或以“脱钩”相威胁已成为美对华政策工具箱内重要的战略威慑和战术打击工具。不论是从近期政策动向上看，还是从长期战略上看，今后一个时期，美国朝野两党、参众两院都会采取对华强硬政策，把中国作为主要长远对手长期遏制打压。现在看来，脱钩固然不那么容易，但是，美国及其盟友却是在稳步、实实在在、义无反顾地和中国脱钩，而且，这种脱钩不是暂时的政策，而是制度化脱钩。现在美国政府对华技术政策已由“全面脱钩”转向“精准脱钩”，采取“小院高墙”策略。一方面精准选择“技术脱钩”所涉及的技术领域，限定在被认为影响未来经济、军事和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与相关供应链，加大“脱钩”力度，加强安全审查、制裁、出口管制等单边措施；另一方面协调盟友重构关键技术供应链，与加拿大、韩国和欧盟分别建立了联合研发工作计划，四方安全对话项下也将成立新兴技术工作组。根据2020年10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列举了20项关键技术，包括先进计算、人工智能、自治系统、通信和网络技术、数据科学与存储、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与微电子、分布式账本技术、人机界面、先进传感、先进工程材料、先进制造业、航空发动机技术、先进常规武器技术、农业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医疗和公共卫生技术、太空技术，以及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CBRN）缓解技术。这些关键技术几乎涵盖了所有高技术领域。在这些领域相对领先的中国企业，就有被美国“精准脱钩”的风险。
总的看，围绕“脱钩”与“反脱钩”的斗争，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并带有根本性的问题。美国将中国视为“体系性竞争者”和“制度性竞争者”，要与中国展开长期的“大国竞争”。一方面美国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本土关键供应链的完整性与竞争力；另一方面美国利用各种手段强势打压中国新兴的高科技企业。这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展必须面对的现实环境，美国霸权已危及国际秩序，世界经济活动不再可能回归原先的轨道，而是在另辟蹊径。
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重构对我国的挑战和压力
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和全球产业链的重构及国内国外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目前已有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将被严重削弱，并面临着一些新挑战。
1、“去工业化”现象导致经济外循环地位下降
“人口红利”、劳动成本优势曾经是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重要推动力，但这些传统优势正在减弱，产业结构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第二产业、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在2006年分别达到峰值47.6%和42.0%以后，持续下降到2022年的37.8%和30.8%。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经济模式重要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下降，典型表现在出口依存度于2006年达到峰值35.4%，进口依存度于2005年达到峰值29.0%，此后分别持续下降到2022年的17%和14%。这意味着中国产业链逐步转变为以内循环为主。
2、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以中低端为主，一些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仍被“卡脖子”
根据世界银行《2022年世界发展报告》分析，在全球产业链的分布中，中国、墨西哥和斯洛伐克等在中等技术含量制造业比较突出，印度和新加坡在服务业比较突出，德国、日本和美国在创新商品和服务比较突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编制的投入产出表计算，2019年美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为51.32%，中国为45.35%。在高技术行业差距更为显著，如电气和光学设备行业，美国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为71.45%，中国为29.02%。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低的背后是技术的差距。一些关键零部件、关键材料和关键元器件等严重依赖进口，关键技术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中，仍存在“卡脖子”的问题。
3、高科技领域领先企业面临被美国“精准脱钩”风险
美国政府对华技术政策由“全面脱钩”转向“精准脱钩”，采取“小院高墙”策略精准选择“技术脱钩”所涉及的技术领域，限定在被认为影响未来经济、军事和科技发展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与相关供应链，加大“脱钩”力度，加强安全审查、制裁、出口管制等单边措施；另一方面，协调盟友重构关键技术供应链，与加拿大、韩国和欧盟分别建立了联合研发工作计划，四方安全对话项下也将成立新兴技术工作组。根据2020年10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关键与新兴技术国家战略》，列举了20项关键技术，包括先进计算、人工智能、自治系统、通信和网络技术、数据科学与存储、量子信息科学、半导体与微电子、分布式账本技术、人机界面、先进传感、先进工程材料、先进制造业、航空发动机技术、先进常规武器技术、农业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医疗和公共卫生技术、太空技术，以及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CBRN）缓解技术。这些关键技术几乎涵盖了所有高技术领域。在这些领域相对领先的中国企业，就有被美国“精准脱钩”的风险。
4、部分产业面临产业转移和贸易转移双重风险
美国打压中国全球产业链，是中美双边经济问题，在全球产业链时代却具有很强的传递和扩散效应，中美双边贸易冲击会产生多边效应。全球产业链越长，加工环节越多，分工越细致，扩散效应和多边效应就越强。由于中美贸易冲突会波及大量的第三国，有的受损，有的受益，就可能带来产业转移风险和贸易转移风险。产业转移是中国国内企业，包括外资和内资企业，可能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例如，面对中美贸易摩擦，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在内的跨国公司采取“中国+1”战略，将部分产能向南亚、东南亚国家或地区分散。贸易转移是指原来从中国出口的商品转移到其他国家或者原来从美国进口转到其他来源地。同时，随着生产成本、商务成本上升和环境监管趋严，部分企业把生产基地向东南亚、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转移，寻求新的比较优势。譬如，在电子产品全球产业链中，中国国内不断上升的生产成本使得部分产业链转移到东亚—太平洋地区其他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
三、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及变革大势所趋
事实上，竞争恰恰是危机的来源。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酝酿、爆发和解决过程，都是主导产业投资过度，竞争激化，以致主导产业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利润萎缩，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酿成危机。而随着企业大量破产，加以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或新的市场的开发，市场重新供不应求，同业竞争缓和经济危机才能得以解决。竞争的核心是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企业争夺同一资源。在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中，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将自动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然而，在争夺同一资源如目标市场、待分配利润、原材料等的竞争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简单讲中美脱钩就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是美国为了维持霸权，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必然的战略选择。在此背景下，我们要丢掉幻想，不能心存侥幸。需要新的观念和新的视野，来把握各种中长期和全局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不仅全面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而且持续推动产业链向上攀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在需求侧为全球经济提供最具潜力的市场，在供给侧为全球企业提供要素优化配置的载体。美国等个别发达国家的政治干扰，可能减缓全球化发展进程，但不可能动摇总体趋势。只是加速了全球产业链重构及变革。这是因为引发经济全球化的深层次因素没有变化。首先，引发这一轮全球产业链浪潮的技术革命还在持续发展中，并没有结束。截至目前，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步伐没有放缓反而在加快。其次，市场经济本质没有变化，企业决策布局的本性没有变化。全球产业链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本质上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分工普遍化和精细化的必然产物。在市场经济的利润最大化驱动下，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按照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原则，企业必然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
当前，中美及各国所秉持的全球化治理、模式偏好差距甚大且竞争激烈，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世界仍将处于不同治理模式的激烈竞争中。美国对中国采取“脱钩”等一系列竞争性的对抗，其战略目标及企图是搅乱WTO下全球经济一体化，打断全球现有供应链，分化全球产业链。进而重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并实现遏制中国发展。未来全球产业重构一定不是简单的搬迁，而是根据先进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以及全球各地所形成的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生产关系要素，进行结构性的配置，并基于此创新出产业链集群垂直整合的产业结构。基于此，中国全球化战略的核心目标应是，不能仅仅强调与国际“接轨”，不能只是跟着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规则和节奏走。要抓住全球经济危机与变革的契机，从当前中美“脱钩”的激烈竞争中“脱先”，把我们的战略重心转移到全球产业升级上来。顺应当今世界科技巨大变革变换赛道，加快我国产业战略升级布局。通过我国中高端产业全面战略升级，进而提升我们的全球供应链水平和能力,构建以我们为主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使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在更高层次良性互动,确保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话语权、主动权和主导权。
四、加快中国全球产业战略升级重塑世界新发展格局
中国是全球最有潜力的大市场，具有最完备的产业配套条件。从策略上说，维护和深化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符合中国利益，而以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和产业链地位，也有能力去推动和维护产业链的全球重构。现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大调整，也给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时间窗口期，同时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向我们席卷而来，它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丝毫不逊于前三次工业革命。它将数字技术、物理技术、生物技术有机融合在一起迸发出强大的力量影响着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可植入技术、数字化身份、物联网、3D打印、无人驾驶、人工智能、机器人、区块链、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技术变革将对我们这个社会产生前所未有的广泛深刻的影响与改变。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进程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进入商业化应用，全球产业链将更广泛地呈现出服务领域和制造领域的跨行业深度融合。每一次工业革命都大幅提升了生产力，重塑了世界格局。率先抓住机会的国家往往迅速崛起，并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占据主导地位。第四次工业革命蕴含着巨大的技术红利和发展契机，中国要抓住机会，引领创新驱动下的全球新兴产业发展，实现换道超车。力争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重新洗牌过程中占据高端地位，构建世界领先的新一代产业体系。在积极推动新全球化时代的同时，主动迎接第四次工业革命早日到来。
第四次工业革命及其产业体系目前概念虽然还没有十分明确，但在智能、健康、能源、空间、材料等领域，以新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物联网技术、人工智能、先进材料、多维打印、生物技术、地球工程、空间技术为主的技术革命，已从模糊期进入爆发期的关键节点，正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突破。这些划时代的技术进步，不仅促进所在已有产业的迅猛发展和升级，培育出了众多的全新产业，而且广泛应用于其他相关产业领域，带动全社会的大发展。例如，新型材料技术的突破，带动了包括化工、机械、电子、航空、医疗、能源、建筑等大批产业的发展；大数据应用技术的突破，带来了包括制造、零售、金融、教育等几乎所有产业的历史性变革。
以第四次工业革命统筹谋划和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把握全球发展态势,抓紧布局未来产业，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占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制高点的关键。面向全球未来产业发展，依托我国数字智能、大数据、超算及虚拟技术优势，建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虚拟数字模型，前瞻人类未来生产生活情景，描绘未来产业技术应用场景，规划未来产业发展路径。集中各方力量在国家战略层面上，统筹编制我国面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中国全球整体产业升级战略规划》（以下称《战略规划》），顶层设计我国10年到20年未来产业发展，着眼长远和全球，系统布局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重点，抢占全球新兴战略产业发展先机
1、《战略规划》要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战略调整视角，系统布局我国未来产业发展重点。要识别引领产业变革的关键技术，制定综合性产业战略，前瞻未来产业发展趋势，提出未来产业应依托的关键技术，以信息、生物、材料、能源等新技术为重点。借助颠覆性技术突破引领新的产业变革，解决当前与未来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战略规划》在布局领域上，在国家战略层面统筹谋划一批未来产业，重点发展类脑智能、量子信息、未来网络、基因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与储能等前沿科技和未来产业变革领域。同时确定若干战略性产业，全力保障技术自主与供应链安全，在日趋激烈的全球竞争格局中走出中国特色，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
3、《战略规划》在发展路径上，依靠创新主体的充分协同和转型升级。首先是探索新型研发和生产组织模式,分类构建国家、省、市区域多圈层的技术链产业链格局，打造国家实验室与各省、市孵化器及企业技术平台有效互动体系。促进前沿科技研究机构和企业等创新主体充分交流融合、贯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创新联合体、研发网络等新型研发模式，更好地适应未来产业的发展需求。其次是引导企业向未来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战略引导、资金投入和政策帮扶，帮助传统产业在新技术牵引下，向智能化、绿色化、个性化的未来产业升级。
4、《战略规划》在发展目标上，以新需求为牵引，以新技术为依托，激发创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拓展产业发展与区域创新的新空间。追求引领世界新兴产业发展方向，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引全球各主要国家加入中国主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有序竞争。
5、《战略规划》要积极促进跨学科、跨行业的交叉融合，新兴产业之间、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之间的，不同学科、不同行业之间的融合发展，大幅提升整体效率，提升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面对世界新的全球化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围绕《战略规划》既积极把握第四次工业革命提供的历史契机与发展动能，又要从治理和改革的角度抓住机遇、迎接挑战。以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机制创新、组织创新等驱动社会各部门迈上新台阶，跟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
第一、提升高端产业基础能力，攻克“卡脖子”问题。高端产业基础能力薄弱，是当前制约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重大短板。一方面，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自主化程度低，关键共性技术缺失，产品质量和可靠性不能满足需要。另一方面，芯片、工业软件、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关键环节存在“卡脖子”问题。要有针对性地实施高端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高度重视关键共性技术、关键工业母机、先进适用技术、战略性技术研究，加大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力度。完善标准、计量、专利等基础服务体系，加快提升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水平。规划建设一批以核心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等领域为重点的现代化企业，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根基。
第二、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保持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一味强调第三产业发展，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去制造业”现象。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调整、供应链安全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需要格外警惕我国出现“去工业化”。从大局来看，我国现阶段还不适宜大量转移低端产业，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对于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落后产能也要转型升级。要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精准施策，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高效。
第三、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
促进产业及优势资源在各区域间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盟国家的人口总和。如此庞大的市场规模，有能力形成与当前国际产业分工程度相当甚至更高水平的产业分工体系。市场规模的扩大能够促进产业分工的细化，而产业分工的发展又能够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形成产业不断精细化、高端化，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良性循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经济发展的方式和手段，我国升级布局产业链应该用好计划和市场二种手段，二种手段可因时、因地交叉及融合使用。既要发挥我国制度与体制优势，在清晰的顶层设计指引下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优势资源寻求多点与工业体系的创新突破。又要更加灵活开放面对全球范围的新发展，积极以市场的方式，集聚国内外的资金、技术、人才与管理创新成果，寻求技术创新的重大突破及区域产业链优化布局。
第四、配套体系与机制建设。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对社会产生的各种影响，很多技术的选择涉及到伦理问题、涉及到价值观念的问题，包括对就业、分配、伦理、治理的影响，在技术风险、不同利益理性协商机制、不同价值理性协商机制这些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因此，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环境下，我们的制度建设和统筹管理的有效性，需要在应对各类不确定性的风险时具备灵活应变的能力。一方面需要鼓励创新，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但是另一方面对它产生的各种风险、对社会不利的影响也需要进行有效的规制。建设一种多方参与的机制，由企业政府社会共同来推进治理体系的完备，消除和化解这些技术创新带来的各种风险隐患。
第五、以国内未来产业转型升级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经济升级转型，要靠消费来拉动，但是投资还是起到关键的作用。持续有效的投资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在经济发展中起基础作用，但在外需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还是投资起关键性作用。当前在房地产以及基建投资出现疲态时，中国在乡村振兴城镇化和产业发展绿色生态化转型升级将是可以把握稳定红利的重大投资方向。中国所有的产业都有转型升级的需求，且规模宏大。资本具有追求无限增值的扩张性，它的运动并不局限于国家地区或经济领域，而是倾向于超越行业或国家界限进行投注和集中。要利用市场规律，把握好资本良性运动的法则，通过对资本的高效运作和科学导向流动，激发各种资本等资源要素在中国未来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巨大作用。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场新技术革命和由此引发的新工业革命的前夜,其技术发展和扩散的速度，以及对我们人类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是前三次工业革命远远不能相比的。现在很多技术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身边，这些技术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巨大的改变和挑战。前三次工业革命都是自发产生的，面对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准备好了吗？中国的创新是否能承担这样的重任？未来中国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就在于我们如何把握抓住机遇引领世界。让我们带着中国梦的美好愿景，迈着坚毅的步伐，勇敢地扛起五千年悠久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继往开来，勇毅前行，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共同创造伟大中国的新辉煌，共同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