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在报销人员面前像个孙子”，这本身就是一件反讽的事情。一个行政管理人员，本应该是服务于科学研究的，却因为高校存在的“领导式管理”的思想意识，造成了管人的比管事、管理的比科研的高一等的现象。
最近以来，中央不断提出提升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创新力的问题。总理也在日前刊出的简政放权讲话中指出，要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自主权，砍掉科研管理中的繁文缛节。于是，目前高校管理的机制存在束缚创新手脚、妨碍创新力的自然生长的境况，也就变成了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中国高校科学研究存在人所共知的科研论文产量多、科学创造力低下的矛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看，强调对科研的“管理”，将科学研究看作是一项等同于行政工作性质的活动，是科学研究创造力低下的根本原因。
换言之，用管理行政单位的方式来组织和管理科学工作，产生了一种方便财务管理和行政管理，而不方便科学研究的现象。从表格的填写到科研课题的申报，甚至科研工作的具体实施，都会首先便于管理者掌控，然后才是科研者自主。这必然会造成科学创新力的客观阻碍和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低下的问题。这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科研项目变成“向财务负责”
科研项目申请成为目前高校科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方式。而僵化的申请模式，造就了“申请大于研究”的现象。目前，我们国家采取的是科研项目个人负责制。一个项目，必须通过先期的预算和预计成果来获得资助。且不说在没有进行研究之前，“预期成果”云云只能是一种自说自话的猜测，仅仅繁琐的科研项目申请表单，就是一项值得设立专门课题进行研究的现象。在高校教师中，“善于填表”变成了一种能力，有的教师科研水平有限，成果重复，但是，却可以反复得到资助；同类型课题多次被不同项目资助；其最终研究成果价值的考量却被忽视。
在科学研究中，项目经费的使用出现了“向财务负责而不是向科学研究负责的倾向”。每一个科学研究，都花同一种类型的钱，这本身就是独特性的科研创造的一种嘲讽。因为报销制度的限制，科研人员除非套取现金，几乎很难将经费合理而全面地用于研究之中。项目经费也只能用于“物”，而不能用于“人”，人的创造性，被无形中抹杀了。只要经费使用得当，成果的好与坏倒变成了小事情。这种有项目无创新的现象，已经由来已久。
成果评审“你不得罪我，我不得罪你”
成果评审采用匿名制度，本来是为了防范友情评审和怨怼评审的，但是，却无形中造就了中国科研圈子的“绿灯化机制”。大家都遵守我不得罪你你不得罪我的原则，匿名，造就了广泛建立圈子的意识，而并没有建立重视成果的可信性的机制。于是，在匿名评审时代，匿名者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被评审者长期注重人际关系的培养，开会讲学都变成了成果评审的交往方式。互助互帮，成为科研圈子的潜规则。
项目评审追逐热点
项目评审机制采用了固定的“召集人”和“学科组”的制度。评审过程不是根据科研选题的特点进行，而是根据评审专家的名望和大学科方向组织。这就出现了科学研究项目选题的“热、空、大”的现象。热点选题、空泛一点的选题和大一点的选题，得到资助的机会比较多；较多学者可以理解的选题得到资助机会较多。
事实上，越是前沿性的科学研究，往往所知者甚少，同行评价能力越低。不妨做一个极端的想象：爱因斯坦如果在中国申请相对论项目研究，恐怕只能败北，因为该选题能读懂的人极少，无法评价，就自然被“评审专家”作为缺乏逻辑根据的东西进行否决。
科研劳动变成了义务劳动
第一，过度行政化趋势下的高校，薪酬分配出现的核心问题就是技术性薪酬的缺失。很多中国高校早已经执行了“绩效工资”制度。但是，绩效工资“购买”的并不是技术性劳动，而是一般性劳动。即，这部分工资，同时支付给一个高校专职、兼职行政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只是采取了不同的考核方式。这意味着，中国高校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性劳动与非技术人员的普通劳动的整体比重是一致的。如果一个专业人员改行做了专职行政，其专业技术劳动的缺失，也就没有付出任何资本代价。
这无形中意味着，高校中有没有技术职能只能体现在身份和价值感方面，就其劳动性质而言是一样的——这乃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计算出来的一种有趣的等式。
与之相应，高校通过科研项目申请机制来“补偿”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劳动。但是，科学研究项目的评审因为依托学术权力机制来执行，最终又反过来强化了高校行政化的趋势，并通过少到可怜的项目分配方式，扶植个别项目的同时，暗中“缩水”了大部分学者的技术劳动价值。
第二，这种技术劳动薪酬的缺失，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或明或暗的“专业遗弃”现象。这不仅仅指的是许多高校学者喜欢学术和权力共得，更指的是专业技术劳动形态的褪变掉色。在高校中，为迎合市场、项目申请等等要求不断进行研究转向的现象并不鲜见。
在没有技术薪酬的前提下，要求一个高校教师拿到的只是学校行政部门普通职员的薪金，等同于一般企业职工的收入，却要承担压力大、周期长、见效慢的科研工作——有的工作关系到民族、国家和民生的关键利益，这本身就预存了“专业遗弃”的可能性。技术性劳动价值的缩水，使得学术造假变成了低成本、代价小而获益大的低险行为。要么因为抄袭而开除公职，要么只能警告了事——薪酬的劳动管理职能无法体现。
拔尖人才在“称号”前失去机会
“称号”是中国科学研究领域的一种特殊现象。国家拔尖人才、长江学者、百千万、突出贡献人才……这种采用称号来管理科学研究队伍的思路，还停留在战争年代“任务式”、“动员式”思维中，仿佛科学研究就是攻占阵地“攻关”，科学家就是待命冲锋的战士。模范激励队伍的战斗力，这在战争活动中是行之有效的。但是，科学研究的长期性、养育性和基础性，则被这种模式损害了。且不说拔尖人才不拔尖，很多科学家在为数不多的称号面前失去了机会，也就立刻失去了科研动力。欧美高校，学者平等，不比称号，只看水平，这种良性的科研评价机制，是我们需要的。
显然，“教授在报销人员面前像个孙子”，这本身就是一件反讽的事情。一个行政管理人员，本应该是服务于科学研究的，却因为高校存在的“领导式管理”的思想意识，造成了管人的比管事、管理的比科研的高一等的现象。各种繁琐的表格、重复审查的报销和预算、无穷无尽的评审，一方面加剧了行政人员的劳动，让他们觉得高校离了自己不行，另一方面，浪费了科研工作者的经历，连总理都要告诫说，不能让院士们精力浪费在表格上。
事实上，领导式管理的真正恶果不仅仅在于精力的浪费，更在于造成了教师和管理人员之间的潜在怨气和对立。只要谈起高校的科研管理，我就会听到教授们对报销制度、行政人员的怨气。而在美国各个大学，教授们几乎很少直接面对这些奇怪而复杂的事情，专心致志教学和研究。
总之目前高校科研创新面临技术性和制度性困境。我认为，应该采取以下措施，改变这种现象：
1.需要采取科学研究成果“目标管理”模式；
2.科研评审采取评审人匿名制和评审意见公开化相结合的方式。
3.科研项目经费一部分转化为科研工资，补贴一定级别的科研人员的前期劳动，而项目申请采取后期资助为主的方式。
4.取消绝大部分称号。
5.建立科研人员行政服务数据库，简化科研管理。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