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功先生在青少年时代，就与故宫博物院结缘。

1924年，清宣统皇帝溥仪被逐出宫，由社会名流组成“清室善后委员会”，清点各种文物后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公开展出各种藏品，包括历代书画。

1927年，十五岁的启功小学毕业后，考入汇文中学的商科，想学一技之长，好挣钱养家，同时拜贾羲民先生为师学画。贾老师为了让他更多地观摩借鉴名家作品，开阔眼界，经常带他去故宫参观书画展览。那时是故宫博物院展出古代书画的初期，每月的一、二、三日为优待参观的日子，每人的门票由一元降到三角，而陈列品都有一部分更换。书画的更换增补深受学习书画的学生欢迎。启功先生曾回忆说：当时展品直接挂在墙上，或摊展在桌子上，观众可以近距离欣赏。许多名画，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郭熙的《早春图》等都是那个时期老师带他看过的。有时老师和一些前辈随看随加评论，使年轻的学生们在对书画的鉴赏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启功曾说：“故宫是我学习的好课堂。”

笔者曾有幸见到启功先生珍藏的贾老师的一页笔记，记下了己巳年重阳节（1929年11月11日）带他去参观钟粹宫和上书房书画的情景：“己巳重九，与许翔偕启元白同观清內府钟粹宫及上书房各处书画，辞楼下殿，尽态极妍，恐后争先，顾此先彼。因与元白各出纸笔摘录原题梗概，半日辛苦，颇形疲惫。寓后默记经过，分析录出，以志眼福之幸。”根据笔记所记，笔者统计，当天师生三人共过眼山水立轴22件、人物画9件、花卉12件、册页15件、手卷3件，可谓大饱眼福。故宫这个大课堂，让启功先生受到了初步的教育和锻炼，学会了对书画的比较和判断能力，为后来的鉴赏打下了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一些文物商将1924年溥仪被逐出皇宫时偷运到长春后流散在社会上的一批古代书画运回北京贩卖，故宫博物院决定收购这批文物。回收前聘请了一批专家进行了鉴定、甄别、选择，启功就是被聘请的专家之一。当时，启功已在辅仁大学美术系任教，在社会上已很有名气，他的恩师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兼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和专门委员。辅仁大学教授沈兼士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他慧眼识才，聘请启功担任故宫博物院的专门委员，在文物馆负责鉴定书画，在文献馆负责审阅和研究文献资料和稿件。同时，被聘为专门委员的还有戏剧理论家齐如山（1875—1962）、戏剧活动家马彦祥（1908—1988）、博物馆学家韩寿萱（1879—1974）、法学家王之相等。启功是最年轻的专门委员，除平时的研究和鉴定工作外，还经常参加一些大型书画鉴定的会议，对一些重要的作品做出甄别和鉴定，这种会议有更多的专家出席，如马衡、陈垣、沈兼士、张大千、邓以蛰、唐兰、胡适、徐悲鸿等都出席过。启功先生曾回忆：“这样的活动不仅大饱眼福，还可以亲手触摸翻阅，了解古代书画的装潢历史和制度，同时又可以获闻前辈专家们对一件作品的评判和议论。特别是遇到对某种作品产生不同意见时，相互间的辩驳，使自己获得千金难买的学问。如果遇有自己不理解的问题，就近向老前辈们请教，得到的答案仅仅是简单的几句话，便可使自己的疑难迎刃而解。”启功先生还回忆，在鉴定书画时，常见在画边上钤有“察司半印”，便向金石专家马衡请教，马先生郑重地给他回信，详细讲述了明清时期掌管古代书画的职官司礼监、典礼司、典礼纪察司的更替沿革后指出：“颇疑钤有此项半印之书画，皆由查抄而来，其右半当钤于登记册中。”

新中国成立后，启功先生被故宫博物院聘为顾问，他对故宫的事非常认真。他不仅在文物鉴定、学术研究上无私奉献，还关心着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和保护。几十年来，除经常应邀出席文物鉴定会议，还不辞辛苦地为了弘扬故宫文化、培养人才积极建言，为回收珍贵文物尽心尽责，他博大的爱国情怀令人尊敬。现仅将笔者亲见亲历的几件事记述于下。

1994年，原北京辅仁大学一位友人王方宇给启功写信称，他有一位美籍学生安思远，收藏有一部宋代真正的祖帖《淳化阁帖》，是我们的国宝，拟拍卖。启功先生得知此消息非常高兴，就决心设法让国宝回归祖国。于是，他委托去美国开会的文物局干部王立梅到美国一定要找到安思远，先说服他到中国来展出。他对王立梅说：“不见《淳化阁帖》，我死不瞑目。”1995年，安思远带着《淳化阁帖》来到北京故宫，经启功先生与刘九庵等几位顶级专家仔细鉴定，从印章、题跋的流传有序，确定这部《淳化阁帖》就是祖帖。在启功和许多热情人士的帮助下，故宫博物院专门举办了“安思远先生珍藏中国文物展”，启功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并剪彩。安思远回国后，又经王立梅多次往返动员，终于在2004年以450万美元拍回国宝。启功先生说：“这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文物回归。”

1996年夏，一位东北老者携宋代北宋词人张先所作《十咏图》来北京拍卖，因画上题有十首诗而得名，画风近似《清明上河图》，启功先生观后，认为此图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此图创作于800多年前，在画上可以看到清朝历代皇帝的印鉴，可见清皇室对此画的重视，又经启功、傅熹年、徐邦达、刘九庵诸位先生过目，认定为真品，故宫以1800万元收回。先生说，此图是1924年溥仪被逐出宫时以赏赐的名义偷运出宫并流入民间的。流失近一个世纪的国宝，经先生的努力终回故宫。

2000年冬，一位收藏家手中有一件元代乃贤的书法手卷，请启先生过目，先生看过后，认为是真迹，就想到请故宫回收，便对他说：“你要是能捐给故宫就好了！”先生一面动员藏家捐出，一面给故宫主持院务的朱诚如写了三页纸的长信，说明此卷是元代乃贤的真迹，实属国宝，力言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信中写道：“以其不仅有艺术价值、文献价值，且属祖国古代民族中华文化鉴证之一。以物之稀，故弥足珍贵也。”他还举证陈垣先生所著《元西域人华化考》中有详细的评价。他同时还给故宫博物院领导发了同样内容的信，院内很重视启老建议，在院办公会上传阅了他的两封信，大家都被先生的高度责任感所感动。后来，在先生的帮助下，故宫博物院很快找到了藏家，以低价收购了这件手卷。

2003年，故宫博物院决定出巨资2200万元，从嘉德拍卖公司购买《出师颂》，拍卖公司称是“西晋大书法家索靖所书真迹”，社会上有人质疑其中有“高买”之嫌，也有人怀疑拍卖公司与鉴定专家合谋抬高文物价格。经启功先生和傅熹年、徐邦达、朱家溍共同鉴定，此件《出师颂》不是西晋书家所书，实为隋朝的书法家的真迹，也是国家级的古代书法作品，值得国家收藏。先生说，他早年曾见过《出师颂》摹本，并作有论书绝句。肯定为“隋贤”所书，诗曰：“隋贤墨迹史岑文,冒做索靖萧子云。 漫说虚名胜实诣,叶公从古不求真。”先生还明确说明，《出师颂》是隋朝书法家的真迹，这在米芾同时代人黄伯思著的《东观余论》中有文献根据。宋高宗御用鉴定师米友仁据此鉴定《出师颂》为“隋贤”所书，而且米友仁所书鉴定也是真迹，唐代人、明代人写不出这样的字。先生强调，专家是识物不知价，不会评估文物的价格。

启功先生被推选为“古代书画鉴定小组”的组长，鉴定小组自1983年起，开始考察全国各文物部门文化团体所收藏的古代书画，并给与鉴定，分出精粗真伪。首先考察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在几年的考察鉴定实践中，他感到文物管理鉴别人才的缺乏，他认为从国家文物的管理、鉴定、保护和利用诸方面长远考虑，应尽快培养人才。1995年，在故宫博物院建院70周年之际，他给故宫博物院领导写了一封题为《敬为国家文物机关收藏的文物书画去伪存真呼吁》的长信。信的中心意思是“当务之急，是加强鉴别力量，赶紧培养人才！”他还举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单士元17岁即入故宫博物院已工作70年，是故宫博物院文化鉴证人为例，提出应发挥老专家的余热，以不退休为宜，带领青年人接好班，可见启功对故宫博物院感情之深。

故宫博物院为了提高业内中青年鉴定家书画鉴定水平，培养后继人才，从全国的文博单位调集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赝品书画，举办了一个“中国古代书画作品真伪对比展”。开幕那天，先生出席并亲自在现场给学员讲解，从一幅作品的笔法、印章、题跋等方面分析讲了一个上午，没有停止。在举办对比展的同时，还举办了“书画鉴定高级研讨班”，启功先生和傅熹年、刘九庵、徐邦达诸位先生讲课。先生讲课生动活泼，学生随时提问，先生当场作答，深受欢迎。特别是外地来京学员，初次目睹先生的风采，都非常兴奋。研讨班结业时，故宫还把专家讲话汇编成文集，把展品印成图册，发给学员留作日后学习参考。

我所知道的启功先生和故宫博物院的故事只是凤毛麟角。启功先生自青少年时代开始与故宫博物院结缘，以后参与故宫博物院的事务，几十年来与故宫历任领导和工作人员关系融洽，他谦虚豁达、平易近人的作风受到故宫朋友的尊敬和爱戴。平时，他对故宫博物院的建设和发展关心备至，故宫博物院有大小事找到他，他都是“有求必应”，他对故宫的贡献将永载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