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北京的红卫兵发动了一场运动，在当时看来，这似乎是一场局部的运动。他们张贴赞颂毛泽东、批判学校管理者们心怀反社会主义思想的大字报。3个月后，这个人数已急剧膨胀的群体涌入天安门广场，接受他们崇敬的领袖的祝福。
他很乐意地祝福了他们。在大跃进造成1959-61年灾难性的饥荒以后，毛泽东受到其他领导人的排挤(大跃进是毛泽东提出的在钢产量和其他现代化指标方面迅速赶超西方的误入歧途、不切实际的计划)。毛泽东把这些年轻的忠诚者视为重掌大权和施行报复的手段，他敦促他们开展“文化大革命”，清除中国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残余影响。这些年轻人猛烈抨击那些他们认为忠诚度、行为或者祖辈不够“红”的人，却遭到向毛泽东宣示更高忠诚的新集团的挑战。
这些彼此敌对的红卫兵派系相互斗争，并攻击范围不断扩大的所谓“反革命分子”群体，这个十分笼统的范畴最终把高层领导人、著名学者和无数普通人囊括其中。混乱紧接着到来。受害者遭到欺凌、侮辱、被关入临时监狱(称为“牛棚”，以表明这些囚犯是畜生)、被殴打致死、被逼得自杀——而行凶者有时会在另一天变成受害者。校园、工厂和城市变成了血腥的战场。
到了1967年，连毛泽东本人都觉得事情过头了。他召集军队以恢复秩序，但这却导致街头斗争进一步升级。然后，从1968年末开始，毛泽东派遣逾100万城市高中生和大学生上山下乡，表面上是为了通过“向农民学习”而对革命的美德形成新的认识，但也是为了确保校园不再是极端行为的温床。几个月后，毛泽东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已实现目标，现在结束。
大多数文化大革命分析人士都认同这种对1966-69年间所发生事件的基本概括。然而，除此之外，在起因、比较，甚至是年表方面，人们鲜有共识。文化大革命是从红卫兵的行动开始，还是从毛泽东更早的举措开始?是以毛泽东派出军队告终，还是以他在1976年辞世告终?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只是毛泽东的个人谋划，还是自上而下的指示和自下而上的不满情绪这对一触即发的组合?文化大革命和哪起事件最为相似，雅各宾派(Jacobin)恐怖专政、斯大林(Stalin)的清洗、纳粹大屠杀(Holocaust)、一场误入歧途的青年运动——还是其他?
在阅读旅居香港的历史学家冯客的毛泽东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文化大革命：人民的历史，1962-1976》时，针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之广值得铭记于心。这个系列的另外两本书分别是《解放的悲剧》(The Tragedy of Liberation, 2013)和《毛泽东的大饥荒》(Mao’s Great Famine, 2010)。《解放的悲剧》虽然是系列中第二个出版的，但所追溯的时间却是最早的。《毛泽东的大饥荒》赢得了塞缪尔•约翰逊奖(Samuel Johnson Prize)，使冯客成为了畅销书作者。《悲剧》一书对一个普遍观念提出了挑战，即紧接着1949年后共产党的领导曾经历一个“黄金时代”，冯客坚称毛泽东一上台，黑暗的集权主义时期就开始了。《饥荒》纵览了1958-62年间的事件，抨击了北京方面的主张，即引发当时大饥荒的是自然因素、而非严重错误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涵盖了毛泽东统治和生命的最后十几年时光。它包括对著名个人的丰富描写、对关键政治事件的快速记述，以及一些有关普通人如何经历文革特定时期和他们在其中作用的有趣讨论。它基本上是一部综合性著作，承认受到最近该领域一些重要著作的启发，特别是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和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的著作。《文化大革命》展示了新的研究成果，通过大量描写和一些新鲜观点增加了新奇感，而这些新鲜观点是基于作者对中国内地档案的研究、和对未公开发表或鲜为人知的第一人称叙述的运用。
在上文概述的分歧方面，本书持何种观点呢?在比较方面，冯客不愿意进行具体的类比。但他的行文让读者想到最多的是纳粹大屠杀和古拉格(Gulags)劳改营，因为在整个三部曲中，作者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斯大林、希特勒和毛泽东是同一类人，是三个暴君。
至于文革的起因，本书封面上的“人民的历史”这几个字意味着起因主要是自下而上的，但直到最后几个章节才体现出这一点。冯客在书的一开始密集着墨于毛泽东“非凡的恶谋能力”以及与斯大林的密切联系，这促使读者只从一个起因上思考问题：一位年事已高且多疑的领导人决心击垮“真实存在和想象中的敌人”，他认为，这些敌人试图在他的有生之年对他做出赫鲁晓夫(Khrushchev)在斯大林死后对斯大林所做的事情。
不过之后几个有关上世纪70年代初的章节令人印象深刻，这些章节探讨并歌颂了群众推动的历史发展。冯客称，对毛泽东强调群众运动、集体化和打倒传统的做法丧失信心的村民“突破了计划经济的界限”，并“开始悄悄与过去重新建立联系”。这“从下层”启动了一场“不均衡、零散的革命”，为未来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不准确地将这场繁荣完全归功于邓小平在他们所称的“十年动乱”(1966年至1976年)结束之后所做的事情。因此，按照时间顺序，我们在冯客笔下看到了始于上世纪60年代初的文化大革命，以及始于1970年前后、而非始于毛泽东去世的后文化大革命。
冯客的著作有许多让人耳目一新之处，特别是，在他的记述下，私人农业和创业活动的复苏早于1979年改革开放正式开始。本书的一大缺憾是，未能回答每当大量群众拥护暴君的计划时最值得问的问题之一。这些“心甘情愿的刽子手”(借用希特勒研究文献中的说法)为何会听从独裁者的命令?
对这一棘手问题的思考可以在季羡林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中找到，他用第一人称带着强烈的情感讲述了自己成为红卫兵迫害目标的故事。作为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出版的最重要的文革作品，这本书内容令人悲伤却笔调风趣调侃，其英文版得益于江晨欣娴熟的翻译和查建英精彩的序言。
季羡林是一位著名梵文专家，于2009年过世，他哀叹道，文革回忆录往往只由受害人书写。他写道，包括他的著作在内的作品只能让人们看到当时情景的一面。然而，通过季羡林对自己文革前行为的坦率描述，《牛棚杂忆》很好地间接阐明了是什么鼓动了迫害他的人。
他描述了自己在1949年以后满腹愧疚，原因是，由于在德国学习和教学，他未能为那场他认为把中国人民从痛苦深渊中解救出来的英勇革命作出贡献。他决心弥补这一缺憾，并终于发现了在被所有官方媒体描述为未完成的、神圣的革命使命中发挥作用的方法——热情参与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群众运动。他最终意识到，在那场运动中被毁掉生活的人们都是困在夹缝中的无辜者，而他很快就遭遇了同样的经历。
《牛棚杂忆》最终告诉读者，受害者与迫害者之间不能简单划分，而是更复杂，本书还展示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热情投入对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那种狂热类似于投身宗教千年复苏的信徒。在尝试理解文化大革命时，季羡林在其自我反省式的回忆录中认为，我们应该记住，在1949年前后出生的十几岁红卫兵一直在被告知，前辈们为了拯救中国与可怕的敌人进行了史诗般的斗争。他们攻击像季羡林这样的人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成就类似的功绩、从而证明自己的爱国之情和个人价值的扭曲努力。
在红卫兵写下第一张大字报的半个世纪后，文化大革命仍然给当今中国笼罩着一层复杂和令人不安的阴影。其中一个原因是，《牛棚杂忆》仍是迄今中国内地公开销售的为数不多的、直率而自我批判式的文革书籍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诸如冯客的《文化大革命》这类以批判眼光详细论述很多敏感问题的著作，只能在香港或海外出版。
没错，文化大革命已被官方公开否定，称为十年浩劫。没错，如今个人可以自由地哀叹他们及亲人在文革中遭受的折磨。但是，很多重要的讨论仍然遭到默默阻止或积极压制。中共的合法性仍然建立在把1949年建国之路表现为一场神圣的救国运动的基础上，因此将这种爱国主义神话与红卫兵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中共的禁忌。包括一些位高权重者在内，如今很多生活在中国的人都曾经在毛泽东时代的某场运动中遭受过痛苦，却又在下一场运动中制造痛苦，因此详细讨论责任问题被认为是危险行为。继续把造成那个时代所有错误的大部分罪责归在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以及所谓“四人帮”的其他三人身上，要安全得多。人们认为是“四人帮”利用了年迈的领袖，在他年老糊涂时将他推向危险方向。
结果就是，像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一样，我们发现迫害者和受害者在当今中国生活和工作在一起，但却没有受益于任何与南非的“真相与和解”(Truth and Reconciliation)有丝毫相似的过程。对被马若德和沈迈克恰当地称为“毛泽东的最后一场革命”的文革造成的痛苦达成谅解，无疑会是一个复杂而混乱的过程。但这丝毫不会减少这样做的必要性。否则，很多人的伤疤将无法愈合，中国人民将依然可能遭受与那个个人崇拜、阴谋论和妖魔化对手的旧时代类似的新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