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政权会以人的立场和意向为转移，真正的艺术与文化却永远直指最原始的人心与人性。这也是为何文物会被承载赋予某种政治价值与政治认同感的原因。
“红墙绿瓦、宫锁珠帘”，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故宫最“致命”的吸引力，莫过于它的神秘莫测。即便已经建立博物院90年，依然如此。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心态：越是好奇，越想走近它。然而长期以来，对于故宫与民众之间的距离，舆论却总会有着这样那样的诟病，比如太封闭、传统、不接地气，甚至在最后，大家往往都会将质疑的原因归结为两个字：体制。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
祝勇，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2011年走进这座“深宫大院”，既是学者出身，又带着散文作家浪漫气质的他曾因《故宫的风花雪月》一书被不少“同好”于此的读者所知。而在“庆院90周年”之际，他将再次推出新作《故宫的隐秘角落》。“客观地说，这90年走得很不容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经过累积的过程，今天我们眼中这个表现得越来越开放的故宫，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代代人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当然，故宫要更贴近民众，还有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完善，但回顾以往，用‘封闭’二字来评价故宫，有失公允。”在专访的一开始，祝勇就如此对《中国收藏》记者说道。
一直在坚持开放
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终于变成了一座博物院，这一名称概念源自西方。皇帝生活的地方竟然变成了博物院？这在当时无疑是个石破天惊的消息。特别是自晚清以来，慈禧、光绪、珍妃之间的关系、恩怨等等，已经通过各种画报、民间笔记小说广为流传，老百姓特别关注。祝勇曾经研究过故宫开放当天北平的很多报道，“人们蜂拥而至，很多观众甚至趴着窗，就是为看一眼后宫到底是什么样。”
采访中，他以1925年为起点，给故宫博物院的90年做了一个粗略的分期——第一个时期是1925年到1937年，日本占领北平之前的12年，这是故宫博物院建立、草创、奠基、开放的12年，这期间不仅实现了紫禁城后宫对民众的开放，而且相关文物的整理工作也马上开始进行；第二个时期是1937年到1949年，当时日本占领了北平，同时也占领了故宫博物院，抗战8年被称为“日伪故宫时期”；第三个时期是1949年到1979年，在祝勇看来，这30年有点儿像1925年故宫草创后，因为历史又回到了新的起点；第四个时期则是1979年至今，这个大发展与大转型的时期也是现在的人们相对更加熟悉的。
“之所以说故宫不封闭，一直开放、坚持办展览就是很好的证明，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祝勇说。
比如人们熟知的故宫文物南迁与西迁，这在世界博物馆发展史上，都是文物保护值得浓墨重彩的独特一笔。但即便是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下，一路上，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还在坚持办移动展览，目的很明确——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据说，展览反响非常热烈，更加坚定了当时全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而且，彼时的故宫不仅在国内办展览，还走出了国门。比如在1935年，故宫文物赴英国伦敦展览；上世纪40年代初，故宫文物赴苏联，参加了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其中在英国伦敦举办的故宫文物大展，为了体现对展览的重视，当时英国专派军舰负责文物来回的接收，以确保安全。展品则上至商周青铜器，下至宋元名画，活脱脱呈现出一部较为完整中国的文明史。“伦敦的这个展览，去了很多国民党政府官员和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把大展办到欧洲就是要宣传中华文明，让全世界不要小看中华民族，同时让世界知道中华文明的渊源流长，绝不能毁在日本的铁蹄之下，以争取国际对中国抗战的支援。轰动的效应是可想而知的。”
另一个特殊的例子是在“日伪故宫时期”。事实上现在很多人不清楚，从故宫迁徙的文物只占了一部分，还有很多都留在原地。根据当时的统计，留在北平故宫的文物多达118.9万件。时任院长马衡已经随文物西迁，留守的负责人是总务处长张庭济。这是后来学术界中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人物，因为在日军占领故宫后，依然采用张庭济来负责故宫的日常管理工作，这意味着其任了伪职，要从日伪政府领取薪水。不过祝勇还是认为，仅从守护文物、维护故宫运营的角度而言，不能完全抹杀张庭济的功劳——8年间，故宫还在坚持对外开放。尤其是1945年10月10日，恰恰是故宫建院20周年当天，太和殿中举行了华北日军的受降仪式，故宫终于又回到了北平政府手中。而除了一些铜缸被日军在战事后期拿去造子弹外，文物几乎没有损失。
资料显示，除了“文革”最乱的三年中，周恩来总理为保护故宫文物不被“破四旧”而下令关闭以外，无论时局如何变化，故宫的展览、对外开放一直未曾间断过。
众星云集之地
身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博物院，90年来，故宫的“诱惑”绝不只是存在于平民百姓间。
据祝勇介绍，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创的第一个时期，北平已是文化和学术之都，特别是“五四”以后，很多的学术巨匠都聚集在此，这为故宫博物馆利用人才资源开展研究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随着宫殿文物、档案、资料的逐一公开，大量的知识分子都介入了对故宫的研究，助力故宫作为博物院的功能全面展开。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还成立了故宫理事会，很多文化大师包括蔡元培等人纷纷加入其中。理事会成员甚至还包括不少当时的政界“大佬”级人物——蒋介石、汪精卫、于右任、张学良……可谓群星熠熠。而从政府的层面来看，不管是北伐之前的段祺瑞，还是北伐之后的蒋介石，在拨款资金等方面对故宫博物院的重视程度都不曾减低过，甚至可以说是不遗余力。
当时针指向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9年的这30年间，故宫再一次迎来“新生”。之前因为战乱而分离的文物，比如南迁西迁的、还有溥仪带到“伪满洲国”的，终于为多年漂泊划上了句号，与留在故宫的文物完整重聚。而从1948年开始，古物陈列所这个原属“前朝”的范围被划给了故宫，前后打通，形成了今天完整故宫的面貌。由此，其他各种展览、研究、出版也更加热热闹闹地开展了起来。这当中有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就是学术界关于沈从文先生究竟有没有在故宫工作过的疑惑。祝勇说，1956年、1957这两年，时任院长吴仲超开始为“重生”的故宫四处搜罗人才。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先生工作于历史博物馆，工作地点就在今天的午门，由于当时的午门是历史博物馆，并不属于故宫博物院，这让很多人误以为沈先生是在故宫工作。据说，这段时期是沈从文人生中的“低落期”，就连自己的学生、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来历史博物馆视察，他都避而不见。后来，吴仲超想调沈从文到故宫工作，犹豫再三的沈从文没有应允，但接受了特聘研究员的身份。于是，故宫博物院在其北面给沈从文安排了一间办公室，他每周过来一两次，重点是帮助织绣组工作、进行专家指导。
有历史研究学者认为，从“五四”运动到“文革”前这段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学术研究上的激情、迸发力与思想自由的程度是远胜于之后的。显见此时的故宫，在充实实力，整理、展览上都得到了长远发展，种种因素促使这里的一切比较顺利地走上了正轨。据悉，当时大学的美术史、艺术史等教材，很多都是出自故宫。随后，受“文革”影响，故宫关闭三年后于1971年重新开放，由此进入了比较平静的研究展览时期。
文化“国脉”
通过上述回顾，很容易让人产生这样的联想，虽然中国的文物不是仅留存于一座故宫，但一直以来，它俨然成为了中华文明象征的一个难以取代的“符号”，鉴于此，在某些特殊的背景之下，文物会超脱本身的文化意味，被用于、以至带来其他更广泛的效应，比如政治、比如精神。
“我认为故宫的文物，是文化‘国脉’的象征。今天故宫文物的最大一笔遗产来自清朝的皇家收藏，从‘康雍乾’开始。在那个时代，天下的文物基本上都集中在皇家手里，流落在民间的特别少，特别是经典文物。所以故宫的文物是流传有序的，历朝历代，一代代这么传承下来，这就绝不仅仅是文物值多少钱的问题。”祝勇回答道。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当年战火纷飞的状况下，国民党政府还要将文物运往台湾。不仅是因为其珍贵、值钱，而是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看来，有了文物在，台湾就不再是只偏居一隅的“小朝廷”，而是顺承了文化“国脉”，会显得“名正言顺”。
提到流入台湾的故宫文物，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占了当年故宫文物的大部分以及优质部分，实际并非如此。“当时运走的是极小一部分，因为条件所限，只有三艘军舰。据统计，南迁文物汇集在南京的13491箱，运到台湾的是2972箱，不够一个零头。”
由于战况紧急，文物运台的时候，并没有经过仔细挑选，而挑选的标准当年也与今日有所不同。“当时的标准基本是集中在书画瓷器和青铜器，而其余的很多是不入当时人的“法眼”的，比如说家具。另外，像清代的皇帝、后妃的巨幅画像，每一幅都有一间屋子那么大，由于国民政府是反清的，所以也不拿走；还有一些大型玉器，太占地方于是也留了下来。再说匆忙也让他们有些措手不及，比如有些皇帝自用的东西，进贡的也好，或者是江南织造、内务府打造的也好，原本都有精美包装。走的时候搁不下，他们就留下了盒子，而盒子本身也是文物，当年造成的分家让现在两岸故宫必须合作来研究。”祝勇告诉记者。
无论是抗战时赴外办展，还是部分文物被运往台湾，抑或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举办“伟大的祖国”展览用以振奋人心，再到“文革”时期带有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色彩的泥塑《收租院》走进故宫公之于众……政治与政权会以人的立场和意向为转移，真正的艺术与文化却永远直指最原始的人心与人性。这也是为何文物会被承载赋予某种政治价值与政治认同感的原因，特别是对于故宫，这样一座被浓缩为中华文化符号的院落来说更是如此。或许，故宫给世人留下封闭、被体制所左右的印象，与此也有一定关系。
当然客观地说，只要不是在某些特殊时期的“过于政治化意味”，我们在看待文物、文化、交流的时候仍然应该试着让眼光“开放一些”。以近年来两岸故宫的合作为例，据祝勇介绍，2002年郑欣淼就任故宫院长，上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访问台北故宫，当时对方的院长是“绿营”的杜正胜，两岸关系正处于“冰点”的临界处。这种情况下，郑欣淼的到访无疑被舆论视为非常大胆的举动，引起了很大轰动，建立两岸故宫正常的交流从那时起开始在摸索中一步步前行。后来，著名文物专家朱家先生到台北故宫做报告，座无虚席，他的开场白即为“我的故宫同事们”，全场顿时掌声雷动……
“因为两岸有着共同的文化血脉，我反而认为现在的我们没必要为当年文物去了台湾而感到心痛，因为有它们在，至少证明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祝勇感慨道。
也许，一方面是博物馆应有的公众教育功能，另一方面是文物保护，当两者碰撞，必然会有矛盾之处。公众希望故宫打消神秘感，别那么被“左右”，开放得越多越好的迫切愿望在情理之中；但从守护的角度而言，文物保护总是置之首位的，“这不是图一时之快的事，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有看文物的权利。”采访临了，对于守护二字的总结，祝勇表现得很坚定。
写到此，回过头再看文章开头的疑问，故宫封闭吗？或许未必。90年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体制，其实没有必要太纠结于当中的那些“不得已”。只不过，民众与文物的距离只隔着一所故宫时，能不能向着彼此的了解之路再迈一步？这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