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人来说，武林如同梦寐，似乎只存在于金庸们的小说或者徐克们的电影之中；武林中人，亦不过一场游戏一场梦。浸染那个武林梦的人，可以把自己任意幻想成踏雪无痕的飞贼，或是比武招亲的力士，抑或以一当万的莽夫，遇到英雄救美、匡扶正义之类的好事，自己就可以代办。
可这样的“武林”越多，真正的武术就离我们越远，最终就剩若干谋生者匀匀手、翻翻跟头。我总以为，趁最后一点点武林梦还未碎尽时，功夫还是要练，真武术也要讲。“真武林”是什么样？达摩、张三丰、宋太祖、岳飞、戚继光们都太远，离我们最近的武学高峰，是民国。
晚清以来民间武术复兴
大师们毕竟不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民国武术盛况空前，中华武士会、中央国术馆蒸蒸日上、大师辈出，离不开晚清以来武术复兴的民间土壤。
清朝早期有严格的禁武禁私兵制度，不仅不能设擂比武（洪熙官、方世玉电影里那些比武招亲情节都是要杀头的），或者私自传授功夫，就连家里放点管制刀具也是违法的。在清初这样严格的“禁武”管制之前，明末的双手刀法、枪法及射法，都曾达到高峰，这里不能详述；但晚明时的武学成就，遭此易代之际，被迫停滞了两百余年，也算是文明一大浩劫。
禁武的改变，是从晚清时候开始的。今天武坛各大派，可明确上溯的传承最早也只能到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不论是太极、八卦还是八极、劈挂。这正是康乾时期对武术的打压到晚清才减弱所致。至于再往前的伪托，有乾隆时的大师，明代的宗主，遥远的岳武穆、宋太祖甚至武松，基本都靠不住。
到了民国初年，大派大师开始齐齐地出现。除了嘉、道以后帝国控制力减弱，习武禁忌开始松动的原因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南方的太平军与北方的捻军肆虐，民间不得不设法自保。这复兴的第一代拳师中，著名者如李云标、李大忠，马凤图先生祖父马捷元等高手，皆在与捻军的战斗中或殒身或重伤。他们的门徒徒孙一辈，大多又参与了三十余年后的义和团运动。
要知道，义和团是一次清政府官方鼓励的全民习武运动。虽然之后的影响不甚曼妙，但确确实实为传统武术在民间尤其是在华北的推广，狠狠地助了一把力。其中涌现过不少著名的大侠，如“大刀王五”等。民国初年的天津武坛诸将，如武士会长李存义、董海川弟子宋唯一，及稍晚辈、后来的名中医王子平，都是参加过义和团的人物。
所谓时势造英雄，正因十九世纪晚期中国的动荡，才引得民众重新拾起各路武艺，遂有高手出世，以武犯禁。武林重振的基础就在于此。
钟情武术的民国政坛大佬
民国政坛中，也有钟意武术的传统。
比如孙中山，虽是谦谦君子、手无缚鸡之力，但他很可能是个武术迷。他在精武体操会十周年时为这家武馆题下著名的“尚武精神”四个字，还为精武会特刊《精武本纪》撰写序文，使体操会成为一时之重。不少民国政要，尤其是军界大佬，都为各色武术团体张目，如冯国璋做过中华武士会的名誉会长，蒋介石授意成立中央国术馆，旧军阀里功夫最好的冯玉祥还做过那里的名誉馆长。这里面除了兴趣外，现实的效用也不容忽视。
说到民国Founder们对武术的诉求，最典型的就是同盟会“燕支部”的成立与输出的人才。
“燕支部”前身，最早要上溯到清末廖仲恺曾两次奉孙中山之命来天津，担任同盟会的天津主盟人。后来，又有了同盟会河北支部的外围组织“共和会”，及汪精卫领衔的中国京津同盟会分会。到了民国建立后的1912年3月，中国同盟会转为公开政党，但遭到袁世凯的打压。燕支部就是在此时由孙中山授意成立的，算是孙博士在“南北议和”后，给北洋政权的后院布的一个局。这一次小小的尝试，虽不至于真正意义上给北洋政府添乱，却在中国武术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燕支部”当然是个革命组织，但它的副产品有些特别，那就是因“燕支部”而成立的“中华武士会”；甚至，武士会还早“燕支部”一个月挂牌。武士会正副会长就是同盟会成员叶云表与马凤图。“叶云表”在电影《一代宗师》中出现过，为了附和叶问而被说成了广东人，其实他和绝大部分第一代武士会成员一样是地道的河北人。这群由孙中山等南方政权组织起来的武林高手，革命事迹虽不甚显著，但造成的社会影响却不小，除了成系统的武学训练与比赛体制的建立外，武士会本身培养出来的武术大家们，对近代史的进程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比如不少高级护卫都出自武士会教师“神枪”李书文门下。溥仪出关任“伪满洲国”皇帝时的御前侍卫，就是李书文最卓越的弟子、也是武士会的成员霍殿阁。霍公晚年因违抗日本当局的旨意流落长春街头郁郁而终，殊为可惜。另一位刘云樵，是李书文的晚年弟子，抗战胜利后随蒋介石去台湾，任侍卫室安全顾问。刘不仅出自民国第一流高手门下，且晚年推广武术至日本、东南亚，尤其对八极拳在全世界的传播，居功至伟。
武士会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还有马凤图、马英图兄弟俩。沧县马氏一门为武术复兴的代表家族。马凤图本人是同盟会成员，积极参与革命，同时又文武双全，忠肝义胆。一门之中，还为之后抗战付出良多。二弟马英图，一生戎马；三弟昌图，抗战爆发后参加回民支队；四弟瑞图，入西北军刘汝明的六十八军，英勇殉国。马凤图的长子马广达，早年随父亲投入西北军，以刀法精纯受到张之江、张自忠、赵登禹等西北军将领的赏识。参加1933年长城抗战的喜峰口大刀队，夜袭日寇，身负重伤，后来带伤操练士兵，不幸创伤复发而殉职。马凤图诸子皆投身新中国武术运动之中，幼子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明达先生著述颇丰，为近代武坛保留下许多第一手的资料。
马氏兄弟中，马英图武艺最为卓著。他曾任教于中华武士会及后来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国术馆，对八极拳、劈挂拳的整理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抗战时先后在孙连仲、刘汝明等部任武术教官，参加了著名的台儿庄大战。至今马氏兄弟门下的西北通备拳一脉，仍传承有序，弟子遍及天下。
近代武林的真实与虚妄
在讲述近代武术史的时候，大抵有“民间”和“国家”两条线索：一方面，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以来，勃兴的民间武风，这股风潮迅速从京畿、华北蔓延到全国。另一方面，从革命者、军阀直到抗战期间的国家上层建筑，不时对武术产生的兴趣与诉求，希望这种古老的搏击术在开启民智或者冰冷的战场上有所作为。这两条线索本身各有侧重，也有不少研究的史料，但也有着各自的真实与虚妄。
比如，“民间”的武术材料中，最有价值的是能直观看到武术演练、格斗及传播演变的生态。武艺技术的沿革，大都依照民间格局传承，只有极少数受到国家层面的干预，如戚继光的戚家军、民国的武士会、国术馆官定“国术”。从北方农村在打谷场上两个人“拉架子”，就知道传统武术与空手道、跆拳道在形式上有什么差别。这种今天也能看到的传统武艺形态，也有助于还原历史上的古典武术技术原貌。
但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存在着许多传说与虚妄，小到习武者长生不老、刀枪不入，大到“大刀王五”只身抗击八国联军，霍元甲、王子平、霍殿阁等纷纷在上海滩击倒沙俄大力士，这些传闻的真实性已然成为历史叙述中比较难处理的部分。讲多了民间的绿林高手，会演变成无止境的吹捧与再开发，正经的学术报刊上也竞相登载“我所认识的高手”之类的文字，来吹捧某位不知名的拳师。这里完全没有想看低任何一位民间拳师，但用“民间”的一角去还原整个武林未免太过盲人摸象。
而存在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武术，的确可以从各种存世文献中找到不少材料，不论是来自于革命者意志的武术团体，还是国家教育体系下的武术学校，以及服务于军旅的武术技巧。但那些档案、书籍里的武术，未免空疏和抽象。大家或许只听说过“神枪”李书文，但“神枪”究竟是什么枪、如何演练、功效几何，不练武者大约是不容易想见的。我们也都听闻西北军穷，没装备，驻守华北时候多配备大刀片子，是用扒下来的铁轨钢锻造的。但是军旅中具体怎么演练大刀，那个对刀法痴迷的冯玉祥司令，平时操练的是哪路刀法，赫赫有名的“破锋八刀”怎么用，这些都是空疏的“国家”线索中比较忽略的。
研究者外，电影人也反复尝试着解读武林，但几代武侠片的讲述者遇到的是和学界类似的问题。要不就是还原不出武艺原貌，要不就是反映不出真正的历史背景。电影《师父》里面那套师父让徒儿踢馆的理论，似远非当日武术界的通例，而廖凡使用的功夫也不是活跃在京津形意、八卦的路数，他用的兵器更是不似步战标配。电影当然是戏说，无伤大雅。可如果能从研究的心态去讲故事，那无疑会是一部好作品。个人以为，王家卫的《一代宗师》和相关的纪录片《宗师之路》，倒是真的把大历史中的国家与地方演绎到入木三分，也是极少数拿捏到民间武艺与国运间叙述逻辑的作品，对武术史研究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