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古代先民仰观宇宙、俯察万象创造出的神奇符号。关于汉字的起源，古来就有“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说法以及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考古资料显示，汉字萌芽于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画和彩绘符号。
成熟的汉字产生于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汉字的发展演变经历了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5个阶段。篆书是最早发展成熟的字体，分为大篆和小篆。大篆包括甲骨文、金文、籀（zhòu）文和六国古文；小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书同文”而成，故又名“秦篆”。
篆书为汉字的古文字阶段，但它仍活跃在我们当代的文化生活中。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以篆书笔画为基本形式的北京奥运体育图标，融合了中国古代文字的象形意境和现代图形的简化特征，搭载着奥运这列快车，向全世界完美呈现了“篆书之美”。
甲骨文
甲骨文产生于距今约30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是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主要用以占卜吉凶和记事，记录并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故又称“契文”“甲骨卜辞”。 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被称作“最早的汉字”。但是，它直到公元1899年才被确认。它的发现，却来自一味奇怪的中药 “龙骨”——
一片甲骨惊世界
1899年秋，在北京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患了疟疾，派人到药店抓回一剂中药，无意中发现其中一味叫“龙骨”的药材上刻画着一些符号。凭着深厚的金石学功底，王懿荣马上意识到这些符号非比寻常，于是便派人把药店里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了下来。他从这些刻画符号上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字，又发现了商代几位国王的名字。由此断定，这是更久远的古代文字。
原来，这些“龙骨”来自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曾是商都殷墟。当地农民在犁田时偶而发现，遂将其作为“龙骨”卖给药商。甲骨文就这样非常偶然地被发现了，并逐渐地形成一门新的学问——甲骨学，王懿荣也被尊为“甲骨文之父”。
甲骨文是有较严密系统的成熟汉字。从构成文字的要素来看，甲骨文已是形、音、义三者完整的结合体；从构成文字的方法来看，甲骨文具备了“六书”中除转注以外所有的方法；从文字的数量上来看，甲骨文的单字约有4500个，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字体系；从文字的组词造句功能上来看，甲骨文也已具备了较为严密的规律和规则。只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比较明显，但已体现出文字作为艺术的美感来。从图二商朝武丁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的涂朱卜骨刻辞中，我们可以体味甲骨文的质朴自然、古拙烂漫之美。
金文
金文是指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起源于殷商，盛行于周朝。我国早在夏代就已进入青铜时代，古时称铜为金，所以将铜器上的铭文称作“金文”；又因金文多见于钟鼎，故又称“钟鼎文”。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件迄今所见最大的青铜盘——虢季子白盘（图三），它与毛公鼎、散氏盘、大盂鼎并称为青铜器四大国宝。然而，它却曾经有过一段十分屈辱的经历——
国宝铜盘作马槽
1864年，淮军将领刘铭传率部与太平军在常州作战。进驻太平军护王府后，刘铭传夜巡军营，忽听到金属撞击的声音，寻声到马厩，发现是正在吃草的战马笼头上的铁环碰撞马槽发出的声音。第二天一早，刘铭传叫人把马槽洗刷干净，发现其外壁四边各饰两个兽首衔环，盘底还有很长铭文（图一）。经行家鉴定，此乃价值连城的稀世国宝——虢季子白盘。
虢季子白盘于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宝鸡，后流落到常州，被淮军士兵用作装马料的马槽。盘底共有111字铭文，记述了虢季子白奉周王之命出战立功，周王为其设宴庆功，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铭文字体端庄，结构严谨，笔画圆润遒丽，在平正、凝重中流露出优美潇洒的韵致，开石鼓文之先河，是西周金文中具有代表性的书法艺术精品。
籀文
籀文起于西周晚期，传为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所作。狭义的大篆，亦指籀文。其代表作为石鼓文。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因刻在十个鼓形石头上而得名。石鼓文记载的是秦国国君游猎的10首四言诗，亦称“猎碣”。十面石鼓于唐初出土于陕西凤翔后，累遭迁徙，时失时得，厄运连连而又似有神佑——
十面石鼓失复得
十面石鼓自唐代发现后，备受文人们的关注。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对石鼓文的艺术价值极口称扬，诗人杜甫、韦应物、韩愈等也竞相赋诗咏赞，学者对石鼓之谜更是多方考证。
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凤翔知府在民间搜寻失散的石鼓，最后找到的一件竟被凿成米臼，比别的鼓短了一截。至北宋，素有金石之癖的宋徽宗，命人将石鼓迁到汴京，并以黄金填字，以示珍贵。不久发生了“靖康之变”，攻入汴京的金兵见到石鼓以为奇物，便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可是金人剔出所填黄金之后，又将石鼓弃之不顾，沉埋地下。到了元代，才又被人发现后起出，安置在北京国子监。抗日战争爆发，石鼓又几经辗转，长途搬迁到四川峨眉山。抗战胜利后，才由峨眉山移入南京博物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又将石鼓由南京迁入北京故宫博物院至今。
石鼓文的字体，上承西周金文，下启秦代小篆，是由大篆向小篆衍变而又尚未定型的过渡性字体。石鼓文的书法古茂雄秀，独具风神。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曰：“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图四为石鼓文之田车鼓。
六国古文
六国古文是战国时期通行于秦国以外的东方六国（齐、燕、赵、韩、魏、楚）等诸侯国的区域性文字。它上承商周的甲骨文、金文，由于诸侯割据各国文化的自由发展，带上了浓厚的地方色彩，地区间“文字异形”现象突出。六国古文不仅见于简、帛、陶、玺、货币等所谓“民间俗书”，也见于某些王室重器。六国古文中，尤以楚文字分布地域最广，最具特色。
楚文字与中原古文字有渊源关系，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他系文字有显著区别的特征。楚文字出土资料丰富，1993年10月，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竹简，全部为先秦儒家、道家典籍。其中出土的《老子》写本，展示了早期《道德经》的不同文字风貌——
郭店《老子》有新解
郭店楚墓出土的《老子》简共71枚，仅有2046字，既没有“道经”和“德经”的区分，一些字也与通行本大异其趣。如大家熟知的“大器晚成”，出自《老子》第四十一章。老子为了解释“道”的境界不易知、不易行，用“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作比喻。“大器晚成”本义是指贵重的器物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后用来比喻卓越的人才往往成就较晚。这是根据通行本《老子》进行的解释，千百年来已成为充满人生哲理的成语。而郭店楚简本却写作“大器曼成”。“曼”的甲骨文为(图七)，像上下两只手捂住眼睛的样子，与老子“不行而知，不见而明，不为而成”的思想颇为相符，可解释为大器是不为而成的。
另外，早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帛书为“大器免成”，意思是说大器不是人力所能完成的。读者朋友，还是请您来判断，“大器晚成”“大器曼成”“大器免成”，哪种解释更符合老子的原意呢？
小篆
小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21年）推行“书同文”政策，由丞相李斯等人在秦篆基础上统一各国文字而成的标准化文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运用行政手段进行的全国范围的文字统一改革。
小篆较之先前的古文字， 象形意味减弱，符号化加强，逐渐开始定型，达到了形式美的极致。它在消除春秋战国时的“文字异形”现象的同时，也为后来汉字向方块字形的演变确定了方向。因此，统一的秦篆在汉字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数次出巡各地，群臣为歌颂其功德、昭示万代，分别在峄山、泰山、琅邪台、之罘、东观、碣石、会稽刻石七处，这就是“秦七刻石”。这批小篆作品，被视为秦代小篆的标准样式，也是后世通行小篆的典范。其中的泰山刻石（图六），历经百世，堪称稀世珍宝——
泰山十字成星凤
泰山刻石是泰山最早的刻石。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刻制，共144字；后半部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所刻，共78字，均为秦丞相李斯所书。据《泰安县志》记载，北宋政和四年（1114年）刻石在岱顶玉女池上，可认读的尚有146字，漫灭剥蚀了76字。明代嘉靖年间，为防止风蚀雨淋，移之于碧霞祠东庑，当时仅存二世诏书4行29字。清乾隆五年（1740年）碧霞祠毁于火，石佚。嘉庆二十年（1815年），在玉女池得残石2块，仅存秦二世诏书10个残字，即“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又称“泰山十字”。光绪十六年（1890年），石被盗，大索十日而复得，后重置于岱庙院内。宣统二年（1910年）为防刻石遭风雨剥蚀，在岱庙环咏亭造石屋一所，将其嵌于石屋内。1928年又迁于岱庙东御座内。
泰山刻石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被称作“传国之伟宝，百代之法式”。它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特征，简化方整，流动婉通，疏密匀停，“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鲁迅语）。
结语
篆书是中国文字最早的存在形态。它历经了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代一千多年的不断发展，从大篆到小篆，由草而工，最终达到了统一、规范和整饬的形式美的极致。当高度法度化、完美化的小篆在秦代登峰造极之时，随之而来的却是篆书艺术的僵化和创作个性的泯灭。汉字的古文字时代随之结束，开始进入今文字时代，一种新的字体——隶书开始出现。自西汉之后，隶书逐渐取代了篆书的官体文字地位，篆书成为在实用中废止了的古老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