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军1937年12月13日进入南京，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三十多万中国平民遇难。当时留在南京的国际人士见证纪录了日本军队的血腥行为，并勇敢地向世人揭露。德国人拉贝就是其中一位，而他在南京大屠杀前后，一直努力为制止日军屠杀奔走呼吁，多次写信给纳粹德国首领希特勒，寄希望于希特勒能阻止日本，但是希特勒无动于衷，事后还下令禁止德国讨论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指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所以我喜欢他们。”

南京国际安全区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部分成员，居中者为拉贝

南京城在1937年11月底已经岌岌可危了，外国侨民纷纷撤离，但是有二十多位西方人留了下来，其中15人自发组织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德国商人约翰·拉贝被推举为主席。拉贝1908年就到了中国，1930年后担任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分行经理，在南京期间加人了纳粹党，是纳粹党南京小组长。他出任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有望更好地与日本当局进行谈判”。当时的大背景是，1936年11月，德国与日本缔结了《反对共产国际条约》，1937年11月，德国、日本、意大利轴心国形成。

南京沦陷后，国际安全委员会在救助难民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手段纪录日军的暴行，并向外界揭露。在不到两个月内，向日本政府提交了日军暴行报告428件，公函69件。徐淑希将其编纂成《南京安全区档案》；英国记者田伯烈据此报告、公函以及外籍人士的亲历记录编成《外人目睹之日军暴行》。美国圣公会牧师、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马骥，用小型摄影机拍摄的日军暴行影片。

拉贝也在日记中详细纪录日军的行径，他的日记从1937年9月21日至1938年2月28日止，长达2117页，记录了五百多个惨案。

早在筹备国际安全区时，拉贝就幻想通过希特勒来迫使日本同意设立安全区。1937年11月25日，拉贝通过上海德国总领事馆领事克里伯尔和上海国社党中国分部负责人拉曼给希特勒发电报，请求“元首阁下劝说日本政府同意为平民建立一个中立区，否则即将爆发的南京争夺战将危及二十多万人的生命。”

拉贝说：“如果计划不能实现，我们该怎么办？困难确实很大！我寄希望于希特勒。”“我仍然希望希特勒帮助我们。一个和你我一样普通而朴实的人想必不仅仅对自己民族的灾难，而且对中国的灾难也有着最深的同情。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不坚信，希特勒的一句话(也只有他的话)会对日本当局产生最大的影响，有利于我们建立中立区，而且，这句话他一定会说的！！”

德国大使馆秘书罗森12月1日从美国那里得到消息，电报已发出去了，估计柏林已收到，拉贝因而十分高兴，对希特勒充满了幻想，“谢天谢地，现在我敢肯定，我们有救了。元首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但是12月2日，法国饶神父从上海转来日本当局的答复，日本政府对安全区予以否决，但表示“只要与日方必要的军事措施不相冲突，日本政府将努力尊重此区域。”同一天，拉贝从罗森处得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认为他没有必要给希特勒发那份电报。12月5日，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又收到了东京的正式否决答复。

大屠杀发生后不久，拉贝就接到西门子上海总部回国的命令，于1938年2月22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4月底回到德国。他在5月2日至25日在德国外交部等处作了五场演讲，向人们展示他的南京日记内容和日军暴行照片，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在遭到盖世太保多次警告“不要再作此类的报告及出示与此有关的照片”后，拉贝仍然没有忘掉“对在华朋友所做的诺言”，继续向希特勒“汇报中国人民在南京所经历的苦难”，1938年6月8日他给希特勒寄出一份揭露日军暴行的报告。

报告寄出没几天，拉贝就被秘密警察逮捕，他的六本日记和有关日军暴行照片被搜走了。拉贝被强令保持沉默，不得再举办报告会、出版书籍，尤其不允许展示日军暴行照片。三天后，拉贝在西门子公司担保下被释放。1938年10月，拉贝拿回了他的日记，而部分照片被没收了。

在希特勒的干预下，南京大屠杀这一话题在纳粹德国销声匿迹。曾有人问过希特勒为什么要替日本人遮丑，希特勒回答道：“因为他们(指日本人)会和英美作对，所以我喜欢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