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书，中国文字中最为简约的字体。因其结构简省，笔画连绵，纵任奔逸，赴速急就，使得许多人把草书看成是楷书、行书的简化，认为汉字字体的演变顺序是篆、隶、楷、行、草。其实，草书产生的时间几乎与隶书同步，其逐渐成熟的过渡期也几与隶书的发展平行。
关于草书的起源时间，历史上主要有源秦说、源汉说两种。东汉赵壹的《非草书》认为：“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序里则有“汉兴有草书”之说。近现代考古发现的文字资料证明，最初的草书并不是隶草，而是草篆。草书的肇始时期可上溯到战国中后期，其演变过程为：草篆—草隶—章草—今草—狂草。其中，草篆、草隶为萌芽期，章草为形成期，今草（小草）、狂草（大草）为成熟期。
天然率真的草篆
战国时期，文字的使用从贵族扩大到士人和平民。当时任务繁重的下层书吏和民间抄书者，往往会急书以速成，草篆便应运而生。这种草篆，因实用之需，书写时运笔较快，不少笔画的首尾之处出现了无意识的笔势牵带。这一事实，我们可以从秦代陶盖文“苏解为”中得到印证——陶工苏解 率意草篆
这是一帧天然率真、古趣盎然的陶盖文，上刻“苏解为”三字。据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邦怀先生考证：“苏解乃陶工之姓名，物勒工名，是也。”他认为“为”当解释为“造”，秦人言“为”而汉人言“造”，所以该陶盖应为秦代之物。
秦代实行“物勒工名”制度，手工业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器物上面，以备管理者检验产品质量。“苏解为”当是陶工苏解在泥坯上随手刻画而成。三字虽为篆体，却不似工整端严的官方字体，逸笔草草，不雕不饰，应为草篆。“蘓（苏）”字的“禾”旁采用连笔，“爲（为）”字省简了笔画。笔画的连接和省简是典型的草法特点，草书已经呼之欲出了。中国文字起源于民间，汉字形态的每一次变化都渗透着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创造。也正是民间书法无拘无束、纯任自然的原创性，使草书的产生获得了契机。
古朴稚拙的草隶
草隶，是隶书的草率写法，流行于秦汉间。其特点是存隶意，少顿挫，多圆转连属，但笔法与结体尚无一定规范可循。目前，我们可以从大量出土的汉代简牍帛书中一睹其真容。如1993年江苏省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的竹简《神乌傅》——神乌寓言 悲情草隶
《神乌傅》作于西汉成帝永始年间（公元前16年—前13年），“傅”是“赋”的通假字。《神乌傅》是一篇亡佚了2000多年的西汉俗赋，它的发现不仅填补了汉赋乃至古典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也将我国禽鸟寓言及俗赋产生的时间提前了200多年。
《神乌傅》全文664字，用拟人的手法讲述了一对乌鸦的悲情故事： 阳春三月，一公一雌两只乌鸦艰辛筑巢。巢未筑好，一只盗鸟前来偷窃材料，雌乌便和盗鸟吵了起来，并且大打出手。结果，雌乌被盗鸟击伤，冤屈难伸，求助无门，遂断然求死，而雄乌也决心殉情。雌乌不同意，让它迅速逃走，再寻贤妻，抚育孤子，说完便自杀身亡。雄乌大哀，只得离开旧巢，携子而去。
《神乌傅》篇名三字，用工整隶书写就。正文均为草隶，用笔、结字和章法不拘一格，精巧灵动，随意挥写，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稚拙美。
斑驳烂漫的章草
章草是草隶高度规范化的产物，出现在西汉末期。传说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章草的笔画略带隶书的波磔，字字独立而不相连带，不似今草字字纽结纠缠。
关于“章草”名称的由来，历来说法不一。或曰为汉章帝所喜爱，或曰施于章奏，或曰因史游作《急就章》。史游的《急就章》，奠定了章草的标准范本，但目前存留下来最早的《急就章》为三国皇象所书（图三）。
东汉末期，习草之风大盛，赵壹《非草书》描写了士人阶层耽迷草书的情景：“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
这一时期，章草开始向今草转变，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成为这一转变的重要见证。《平复帖》作于晋武帝咸宁初年（275年），距今1700余年，有“墨皇”之称。然而，这件中国现存最早的名人墨迹，在旧中国却险遭帝国主义的掠夺。在它上面，凝聚着大收藏家张伯驹的心血和生命——陆机“墨皇” 伯驹生命
《平复帖》现存9行84字，是陆机写给友人的一封书信，因其中有病体“恐难平复”字样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把目光对准了我国的古代珍宝。国难当头，有人想把《平复帖》卖给日本人。大收藏家张伯驹闻知此事，非常愤怒、焦急，便变卖家产，用巨款买下《平复帖》。1941年，张伯驹突遭一伙持枪匪徒绑架，绑匪索价300万，并以“撕票”威胁其夫人潘素。张伯驹将生死置之度外，暗中叮嘱夫人：宁死魔窟，决不许变卖家藏；同时绝食抗议。绑匪见张家态度坚决，知道无法逼出《平复帖》，只好自降赎金放人。不久，张伯驹举家迁往西安，他让夫人把《平复帖》缝入自己的衣服夹层里，虽历尽跋涉离乱，未曾须臾离身。1956年，张伯驹夫妇将《平复帖》及所藏古代字画全部无偿献给国家，实现了他书画收藏的初衷：“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平复帖》为陆机用秃笔燥墨书于麻纸之上，书风古厚，笔意婉转，斑驳烂漫。细观此帖，字间虽不连属，但那笔势倚侧的章草笔意中已荡溢着今草的气息。
妍美流便的今草
草书由章草变为今草，是草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演变。今草省去了章草的波磔，上下牵连，书写更为简约方便。今草传为东汉末年的张芝所创，世称其为“草圣”。今草到了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笔下，变汉魏的朴质书风为妍美流便，为今草确立了一个基本标准。王羲之的草书疏放妍妙，王献之的草书神骏超逸，他们共同构成了草书创变的“二王体系”——羲献父子 并称二王
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的集大成者，有“书圣”之称。东晋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而王羲之又是这一时期最具创造性的书家。他从形式上突破章草的分割孤立，加以钩连，一般不作多字连绵，仅以二、三字一笔出之；并借用章草的使转，发展为内擫、敛蓄的今草。王羲之的草书点画结构匀称，笔姿矫健雄逸，字态遒媚秀婉，风格清新流便，风神蕴藉，不藏不露，中规适矩，呈现出一派成熟的理性魅力和风采。自此以后，今草“大行于世，章草几将绝矣”。
王羲之草书代表作是《十七帖》，其中第十五通尺牍《远宦帖》（图五）为王羲之晚年作品。此时他对今草的实践已极为娴熟，但该帖的某些用笔、线形及结字仍可寻见章草的意味。作为一位创新型书家，王羲之对旧体并非简单的扬弃，而是从章草中再发掘出新鲜的因素，使今草不断丰富和完善。
东晋另一位草书大家王献之，是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他耽精草法，曾劝说父亲 “改体”，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别树一帜。他在得法于王羲之的基础上，兼学张芝，改体创制，由“内擫”而转为“外拓”，由敛蓄而化为奔逸，突破王羲之的连绵模式，发展为多字贯通的“一笔书”，将今草又向前推进一步，后世遂有“破体”之称。其草书名作《中秋帖》（图六）就是 “一笔书”的代表作，运笔如火箸画灰，字势连绵不断，宛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表现出一种雄姿英发的爽爽之气。该帖被乾隆皇帝誉为“三希”之一，意为稀世珍宝。
关于《中秋帖》，还有一段曲折的故事。此帖在民国时期被溥仪带出宫外，后流散民间。1950年，《中秋帖》与“三希帖”中的王珣《伯远帖》被典于香港一家外国银行，面临出售的危局。周恩来总理得知后，在国家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指示不惜重金购回二帖，终于使这两件墨宝回归祖国。
奔放写意的狂草
狂草是草书中最放纵的一种，它在今草的基础上将点画连绵书写，笔势奔放起伏，字形变化繁多。狂草为盛唐张旭所创，他常常醉后呼叫狂走，再下笔作书，甚至用头发蘸墨书写，人称“张颠”。张旭的草书线条丰肥圆劲、厚实饱满，人谓“张妙于肥”。狂草另一位代表人物是中唐僧人怀素，与张旭一样，怀素也习惯醉后乘兴挥毫，二人并称为“颠张醉素”或“颠张狂素”。怀素继承张旭狂草的衣钵，将张旭草书的丰肥变为瘦硬，故曰“以狂继颠”。因此，狂草之名，一方面是由于书写时的疾速与诡奇，另一方面与张旭、怀素酒酣颠狂的创作状态有关——颠张醉素 狂草抒怀
张旭狂草，脱胎于张芝、二王，亦有“草圣”之誉。他善于从各种姊妹艺术中汲取营养，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草书笔法之意；后又观看公孙大娘舞剑器，悟得草书笔法之神。张旭是一位极具个性的书法家，他用充满激情的狂草来抒写内心的情感——“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把激荡的情感与草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也使得中国文字由实用性书写上升为情感寄托的载情艺术。
张旭的《古诗四帖》是狂草艺术的典范之作。通篇气势奔放不羁，如惊电激雷，倏忽万里；似急风骤雨，跌宕起伏。也许我们可以从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中窥见张旭醉书狂草时的情景：“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怀素是继张旭之后的又一位狂草大家。他幼年出家为僧，经禅之暇，勤学书法。因无钱买纸练字，就在寺旁广植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由于长期精勤学书，秃笔成冢。怀素观夏云多奇峰而悟草书妙道，又向当时名家求教，书艺大进。他善以中锋作大草，“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虽率意颠逸，千变万化，而法度备具。
《自叙帖》是怀素中年以后的草书巨制。这幅126 行、长达7米有余的作品，是怀素一生草书艺术的写照。文章列举了当时诗人、名流对他书艺的赞美，并以浪漫恣肆的笔墨线条传达豪放自得的心情。通篇神采飞扬，如龙蛇竞走，飞动圆转，随手万变，狂怪处无一点不合规范。在字形结体及章法布局上，尤其富有创造性，有时几个字一笔连绵写成，有时又将某个字夸张放大，处理手法娴熟多变，奥妙绝伦，给人以新奇而又富于抒情性的艺术感受。
狂草将中国书法的写意性发挥到了极致，标志着草书摆脱了实用性，成为一种纯艺术性的书法形式。草书最适于写意，即抒情达意。在篆、隶、草、行、楷5种字体中，单就艺术性而言，草书可谓独占鳌头。草书的发展演变，就是实用性逐渐减弱、艺术性逐渐增强的过程。唐以后，草书逐渐退出实用领域，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存在，但它在中国文字发展史上的开拓与创新将永远启迪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