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愈来愈接近走进世界中央的时候，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南宗道教在自身的发展中，根据自身的特点，在服务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上，尤其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挖掘道教文化传统，创新工作，使道教适应时代。
对于“如何适应”，南宗道教这些年做了一些工作。南宗道教根据自身特点和地处海南的地理优势，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广泛地、有重点地加强了与东南亚地区的人文交流，用中国的道教文化，讲好中国故事，对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笔者结合南宗道教文化国际化传播中累积的经验，就“文化走出去”谈几点思考，供大家批评指正。
“文化走出去”之前先需自信
顾名思义，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传统和核心价值观等方面的认同和持守，文化自信也是体现在理想信念与行为实践等方面的共同意识。笔者认为，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视角来看，文化自信是这一战略的必要前提。换言之，唯有对中国文化有充分的理解、认同和实践，由此构建起融入血脉的文化自信，我们才能更有底气地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由此不难看出，文化自信当是“文化走出去”战略的重中之重和实践前提。
若对文化自信的内在结构进行逻辑分析，我认为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首先，要对我们自己的文化有足够深刻和系统的认识，并形成普遍共鸣。目前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研究“文化走出去”战略和“文化自信”，他们抓住中国文化“道法自然”的思想特性和“天人合一”的思维特质，以此入手来证明：与其他西方文明相比，我们几千年来所积淀而成的传统文化具有优质性、优越性和优效性。这当然是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论述已经有很多，我就不再班门弄斧了。
我在此主要想说的是第二点，即对待传统文化，我们还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为何要提“正确态度”？这是因为，近现代以来，无论从物质领域、科技领域等触目可见的西方优势来说，还是从人文科学领域、社会意识领域等被西方垄断的话语权来看，我们一直处于一种“不自信的民族心理”中。这种心理情状的形成和后果非短暂的“一日之寒”，其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
受此影响，现在社会上不少民众把我们自己的本民族文化看作是愚昧的、落后的，把传统的良好品德说成封建伦理道德，把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说成伪科学、反科学等等，不一而足，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客观来说，固然传统文化中有不合时宜的内容——这些内容理应得到批评以促其进步，但是中国文化中更多的是优良传统、优秀文明，其理应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力量之源。
所以，我要阐明的是，涵养正确的文化态度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文化，是我们这个民族身份的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固然，文化的发展需要兼收并蓄外来文明，但是这里不要混淆一个逻辑主次：那就是在借鉴、吸收其他文化的时候，我们要在确立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性的基础上，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丰富自己的文化。
我认为，在我们的文化发展理念中，现在存在着一个长达百年的老纠结：就是在文化上究竟谁是吸收者，谁是被吸收者？换言之，如果我们是吸收者，在吸收外来文化时，我们的主体性和主体信仰当是不变的；如果我们信仰改变了，那么我们就不是在吸收外来文化，而是被外来文化所俘获，成为被吸收者、成了异质文化的俘虏。
同时，作为中国文化在当代传承的担当者，应首先对自己的文化，要有切身的体会，要有认同感，要有传承、传播的责任感，而非挖墙脚、搞破坏，这样我们才会有自信！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国内民众没有团结一致构建起对待我们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那就不可能产生应有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连我们自己都不信，那我们的文化怎么能够走出去？
因此，从根本上说，对西方文化造成的“心理阴影”进行合理地纠偏，对近代以来形成的歧视、敌视传统文化的情志进行有效的改进，由此建立起对我们本位文化的充分自信，这就不仅仅只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根本的立场和态度问题。
可以这样说，只有在思想上和态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才能算作是真正的“自信”，中国文化才能走出去，走出去后才能“互美其美，美美与共”，进而星火燎原，遍地开花结果。
中国文化“走出去”，无论从理论层面的逻辑架构看，还是从实践层面的操作技术看，既需要内在的“以我为主”，亦需要外在的“入乡随俗”。唯有内外相合，才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既不至于削足适履，迷失我们文化的“固有本位”；又能防止水土不服，不至于半途而废、铩羽而归。
上述内外两点，实际包含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两大关键节点：第一是文化自信，即以我为主、传承创新的“本位性立场”。第二是“出走模式”，即多元一体、隐显相合的“走出去路径”。一般来说，唯有厘清了这两点，并对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以及影响文化传播的诸种良莠因素有清醒认知和良策妙方，中国文化“走出去”才能行稳致远，无往不达。
众所周知，道教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骨子里的民族属性、家国情怀、济世宗旨以及文化形式上和谐多元，是道教文化“走出去”所依靠的源源不息的生命力。南宗道教作为道教的重要分支，近年来注重采取多种形式“讲述”中国故事。
南宗道教的主要宗教活动场所之一玉蟾宫，地处开放前沿的海南省，积极、自觉推动中国道教“走出去”，其国际传播过程中双兼“以我为主”和“入乡随俗”，以道教文化载道，以道教文化传声，以道教文化化人，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文化走出去”路径的当代思考
近些年来，我们国家从多个层面、多个渠道不遗余力地把我们的文化传播出去，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良好效果。但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困境，这些困境包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立场问题、新形势下欧美国家的警惕及敌视问题、文化传播模式的适应性问题，等等。
什么是“文化”？文化一般包括信仰和价值观、知识和技能、道德和伦理等层面。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优秀的民族文化如果极致，就成了世界文化、人类共识。比如中华传统文化中儒道共遵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观念，追求“海涵博雅”“多才多艺”的知识、技能教育，“仁爱”“忠恕”“严于律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道德教条，与人类现代文明共同推崇的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的自然观，优雅高尚的修养观，友爱和平的理想愿景，不仅并无矛盾不同之处，而且更具有概括涵容能力。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下，日益显现出巨大威力的崇尚自然、爱护自然、因应自然的中医学原理，更应当成为中国文化输出去的重要资源。
当然，中国文化要想“走出去”，光通过提炼出来“纯思想理论”的形式向外传播，效果不一定理想。这是因为，文化能不能“走出去”，文化本身的优秀性只是必备条件，并非充分条件。在实践过程中，我们文化怎么走出去？光靠喊喊口号显然是行不通的。文化人才，才是“文化走出去”的着力点和依托点，我们要培养有文化、有信仰、有才能的文化人才，让他们把我们的文化带出去，这样文化才能“走出去”。
由此可见，从具体操作层面来看，文化本身不能“自己”走出去，它必须借助合适的载体——或是自觉传播文化的“文化人”，或是形式多样、或隐或明的文化形式和传播载体。这说明，文化的国际传播，既要找到合适的“文化人”，又要创新出合适的“出走路径”，只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
“文化人”，简单来说，就是对传统文化具有深厚情感、深层认同，同时具备文化实践能力、至少有“一文之长”的文化人才。众所周知，文化不仅仅是一个玄之又玄的思想空谈，它需要有“文化人”落实在具体的行为、技艺和实践领域中。
有了“文化理念”和“文化人”，还得有灵活的文化输出形式，办好面向世界的文化产业。中华士人雍容潇洒的君子风度，完全可与雅典“智者”、法国“骑士”、英国“绅士”等传统理想人格，一道为构建新时代“精英”人格贡献智慧；中华文献宝库中丰富多彩的儒道典籍，完全可以通过新阐释、新翻译，以多种语言介绍到世界各地；中国艺术宝库中美轮美奂的琴棋书画，可以做成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推广到全球；中华医学宝库中具有神奇疗效的中医瑰宝，完全可以按现代手段介绍出去，施展自己救死扶伤的仁者情怀；中华风俗宝库中的礼乐文明，更可以用现代媒体活灵活现地展示出去，供人观赏效仿……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只有将本民族的文化珍宝清理出来，才具有更深厚的文化自信底蕴；只有将独特文化展示好了，才能吸引人们真正理解和接纳；只有将民族文化推向世界，民族的复兴、文化的繁荣、国家的强盛，才真正落到实处。
文化形式和传播载体在文化传播中亦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杂而多端，它委身在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渔樵耕读、文武说唱等等具体的事与物之中。离开文化的具体形式和载体，文化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势必大打折扣，长此以往，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由此可见，通过合适的模式和路径促成“文化人”和“文化载体”结合在一起，是解开“文化走出去”所面临的当前困境的一把钥匙。
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保证方向性和本位性不至于偏差的前提下，赋予以文化传播为自觉使命的“文化人”以足够大的传播空间和应该有的自由度，并为之提供可能的指导、支持和帮助，同时调动各方力量将各种具体形式的文化载体以一种“入乡随俗”的态度作出适应性创新，使得“新文化人”和“新文化形式”双双成为文化传播的生力军，当是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顺便说一句，不要担心中国文化传播出去后会走板跑调，无论是从我们正在建立起来的文化自信立场来看，还是从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生生不息就是一个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的过程来看，“走出去、和合四方”其实恰恰是中国文化根本上的优势所在。
南宗道教对外文化交流的经验证明，建设文明新形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这种文明新形态，是一种互鉴的交流，要海纳百川，兼收并蓄，在交流中互鉴，在互鉴中发展。
作者陆文荣: 海南省政协常委、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