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十二月晦日，是传统春节的除夕。这一天也是除旧迎新的重要时间界点，一年中最丰盛的年夜饭，也在当晚一家团圆中开席。按照传统，当天的祀先，也有将祖先请回来团圆的意思。团团圆圆中的历史和家庭伦理，以及人们在节日中许下的美好愿望，让春节的意义历久弥新。
但百余年前，春节却在被查禁之列。事情要从民初说起，1912年1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
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议决，由本总统颁行。
当时，清室倾覆，民国草创。新政府“改历改元”，原是延续势如破竹的革命精神，与清王朝彻底决裂，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内中有追求世界大同、与国际接轨的意思。改用阳历（又作国历、新历），也就废除了农历（又作旧历、废历、夏历、古历），按农历计算的春节便在取缔之列。
相安无事的官、民过年
虽然明文废止了农历，但千年相沿的民众生活，都是遵照农历的岁时节令度日，早已颠沛造次无违于是。农人安排农事、商店清理账目、民间婚丧嫁娶、缔结财产契据，乃至集镇墟市和庙会赛会，无一不是遵照农历。林耀华1940年代的《金翼》亲切解释了此中缘由：
潮水每天都在变化，十五天便形成一个完整的周期，阴历的一个月中有两个周期。商人和水手便是按阴历系统过日子，这方面他们和农民一样。农民就靠阴历中的二十四节气来安排自己的农事。这反映出潮水涨落对人们日常生活和习惯的重大影响，以及由此来决定装货、卸货的时间及运输安排、航行速度和交易的快慢。
因而，真要在朝夕之间，下一纸令文，移掉农历，只能浩叹民众难于更始。农历不能遽废，春节也就照过。
袁氏当国，无暇推广新历，反倒每逢春节，让政府“向例放假三日，以资休息”。黎元洪上台后，要洗刷一番，说“春节日，府中各机关在职人员，仍照常办公，亦不得藉词请假”。但也只是恩及官厅，功不至于百姓。
官厅和民间各自过年，社会上就出现了过完阳历年又过阴历年，“一年两元旦之奇观”。若阴历元旦在阳历1月，便是一月过两次年。1925年1月1日，颜惠庆去了一趟陆军部大楼，然后在正觉寺玩了一天。24日大年初一，颜又到段祺瑞、王正廷等“府上投刺致意”。阳历年的热闹，除了官厅悬挂国旗、具文道贺外，常熟的徐兆玮说“（1934年）阳历元旦日，寂无举动，惟小学校放假，稍为点缀耳”。阴历年则有另一番热闹景象。
1921年，王卓然对厂甸的春节庙会作了调查，翌年撰成《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他说：“北京厂甸的春节会，每年由夏历一月一日起，到十五止，天天车如流水，马如游龙，逛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幼幼，摩肩接股，热闹极了。”
据王氏的调查，春节会上的商家有六十八种，七百二十户。游人熙熙攘攘，纷集往来，玩风车、吃糖葫芦，抽签、玩转盘撞赌运，参观陈列所，以及围在高校师生义卖摊位凑热闹，每天都在三万五千人次以上，整个春节则有六十万人次的客流量。调查意在改造社会，王氏也曾比着洋博士的论著，指摘个中的不良现象，但承认春节会的好处。譬如，提倡国货，可免“利权外溢”；调和金融；增加“平民主义精神”。高师附中的售物助赈，更能发扬牺牲和服务精神，“是中国社会的一线曙光”。
通观这份《调查与研究》，无一字计较春节庙会在按农历计算。就是主管厂甸的内务部市政公所和右外一区巡警所，在王氏去申请售书助赈执照时，也只是就事论事，说义卖收益和治安问题，此外别无半字。其实，官厅参与厂甸春节会，比民间还积极。内务部市政公所主持的海王村公园陈列所，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天天开业，而王氏的售书助赈，只营业两天。
北京政府时期的春节，虽于有乖于改历法令，但政府听之任之，或与民同乐。官、民也能相安无事各自过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官厅自认孙中山的衣钵传人，不能坐视民间过旧历年，不奉民国正朔。
查禁中的春节
北伐尚未告成，广州方面便决定废除阴历，厉行阳历。1927年1月9日，留守广州的总政治部后方人员，组织了专门的“废除旧历运动委员会”。总政治部对民初以来阳历和阴历并行的局面，深以为耻，“中华民族永在不新不旧之间蒙羞，世界遗憾何极”，要求政府督促民间厉行阳历，开口即说春节：
旧历年关，凡我政府所辖之行省内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民众，不许放假庆贺、拜年、张贴春联、县灯结彩。
1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废除旧历。这条消息也是很晚才传到上海，“（汉口）政府决定废除旧历，元旦次日，令各商店一律开市。”
这一年，不在国民政府辖区的常熟，尽管市面萧条，除夕仍是新年景象。当地人徐兆玮在日记（2月1日）中说，“今日除夕，廛市萧条，闻典当中人极拥挤，夜犹未绝，可想见闾阎之困。”民间最重春节，赤贫人家，到除夕当天，即便到当铺质当，也会略备年货。当铺在除夕夜的拥挤，虽是哀民生之多艰，但也是颇有年味。不在广州国民政府辖区的北京，也是照过阴历年。北京大学放寒假二十一天，从1月31日起，至2月20日，即腊月廿八到正月十九。而国民政府管辖范围内的福建，也有过阴历年的。时在厦门大学的顾颉刚，除夕夜有“振玉邀吃年饭”，席间宾主九人，杯盏几巡，“回思旧事，甚起怅惘”。
更有意思的是蒋介石1928年的两个新年。阳历元旦，蒋早起，自思责任重大，乃效曾国藩诵“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袁了凡语）立志。时，蒋已决定再度出山，“决然誓之曰：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民生凋敝，党国分崩，余岂可坐视其再误乎？毋求一家之幸福，勉进革命之责任，守此誓言，始终勿渝”。1月22日，“今夕为除夕”，蒋“以夫人来归，乃第一次度岁”，“邀友好与戚眷属，皆来聚坐守岁”。蒋介石在1928年过两个新年，虽有碍政府法令，却在情理之中，也是阴历新年于法理当废、于民情当存的生动写照。
1928年，南京国政府饬令移花接木式查禁春节。11月8日，行政院饬令内政部办理“废除旧历，普用新历”，并请中央党部协同提倡（《行政院秘书处函笺第五四号》）。饬令原是对内政部5月初提案的批复。原案认为，阳、阴历并行，抵牾国体、不利革命、影响国际观瞻，拟具了八条推行新历办法。对春节的意见是移花接木式“指导改良”，把“旧历年节元旦日应有之各样点缀品及正月间一切热闹娱乐举动”，“移至国历新年一月内举行”。饬令批复照办。中央党部也深表赞同，答应“令各级党部从事宣传”，保留“条陈办法，以供参考”的权利。
“废用旧历，普用新历”只是一纸空文。1929年2月9日，“今日为农历岁除，京中显要多赴沪度岁”。蒋介石留在南京度岁，自言：“京中如有变故，几无人负责，故不赴沪，以尽吾责职，家事惟有听之而已。又口占数语自遣曰：今夕是除夕，今日是除日。一生烦恼事，何时得终息。思家兼思亲，我心为母心。感此罔顾极，遥夜独悲吟。”蒋的母亲王彩玉早在十余年前谢世。王氏一生苦难，十九岁丧父，婚后又丧子，还俗再嫁后，膝下才有儿子志清（蒋介石），待儿子事业有成，自己却墓木已拱。蒋氏母子情深，蒋后来游峨眉，有句“逢寺思慈母，望儿感独游”。每逢佳节倍思亲，除夕思亲和祀先，本是传统春节题中固有之义。蒋在除夕望念母恩，既是思慕母亲的真情流露，也是春节于情当存的生动说明。
1930年4月1日，蒋介石签署《国民政府训令字第一九五号》，将其余阴历节庆移花接木到阳历庆贺，意在“酌存旧俗”中推行新历。政府认为，废止旧历后，剩下的法定节日，差不多只有“举国追志哀思”纪念日和尚需各方宣传的革命庆典，仅存的阳历新年不足以“调节民众终岁之劳苦”。于是将农历端阳、中秋、重阳、腊八等移至阳历庆贺。对春节而言，这项移花接木的训令，只是重申旧章，再次强调而已。
7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推行国历办法六条”，再次重申旧章，“移置废历新年休假日期及各种礼仪点缀娱乐等于国历新年”。
翌年阳历元旦，也就是政府反复重申旧章后的第一个阳历元旦。国民政府如仪举行了盛大庆典，以示表率。这一天，蒋介石的活动满满当当，给孙中山墓致祭、发表元旦讲话、到政府团拜、到党部团拜、授勋、答谢外国使节贺年。同一天，顾颉刚在杭州也看到“商店及人家受省政府之命令，满贴春联，关闭店门，爆竹与闹元宵声不绝”。此前，上海市社会局也再次辟谣，重申春节禁止休假。
但移风易俗，并没有立竿见影。2月17日大年初一，常熟大雪，徐兆玮写道：“或以为瑞”，又调侃说“然旧历新年之娱乐皆埋没于雪中矣”。春节的热闹不废于国府，而埋于大雪。也是这一年，陈垣在批答家书中，将来信“废历年时”，批为“废”作“旧”。第二年，又批答原信“夏历十月十日”，说“夏”作“旧”，“夏历二字实不通，普通用之，皆不通也，不可再用此二字”。大抵也是说无非新旧之争，所谓废历，是废而未废。
几年后，蒋介石仍不免从俗过旧历年。1935年2月4日，“今日为旧历元旦，天朗气清”，蒋“在牯岭祈祷今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云云”。
民间自然照过春节。在贵州遵义，1941年1月27日，竺可桢虽仍旧到校上班，却在日记中说“今日为阴历元旦，故昨晚爆竹声通宵不绝，今日则市上各店均关门”。在延安，1943年2月4日除夕，谢觉哉在日记中说，“从今日起放假一周”，并兴起赋诗一律，有句“新年过后又新年，日暖人欢景象千”。次日，“爆竹、年画爆竹、年画、红灯笼比去年热闹”，又说“党政机关人员互相拜年、阳历团拜，带点强制意。古历元旦没人约会，自然地相互道贺”。在昆明，1946年2月1日除夕，梅贻琦带着“除夕人家多不出门”的心情去翠湖赴宴，未散席即辞出，回到家“客人大小廿七八人”。晚间，玩游戏、吃元宵、谈天，“至到六点半天已明，始上床睡觉”。就是到了和战不定的1949年，竺可桢在杭州，仍说“今日（1月28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不禁想到宋人那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国民政府对阴历春节的最终态度，大概可以在陈果夫《中华国民生活历》中揣摩。是书耗时十余年，中经政府播迁西南、著者颠沛流离、“只身赍稿”千余里，至1945年始克告成。《生活历》最初为官方组织礼俗专门委员会计划出版品之一。出版时间虽比预定要晚，却也是“供全国采入历书”。书内将一年中的大小节日，按月排比，逐一“斟酌损益，务使能迎合时代”，旨在“整理旧俗，厘定新俗”。照科学的解释，祀先礼神等节日活动中的木主、照片、塑像，实与普通装饰品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它们能够直观提示人们对特定事物的想象。而节日可以成为传统，传统可以构建秩序。陈氏“整理旧俗，厘定新俗”，也就是要重新阐释岁时节令背后的传统，构建其意中的社会秩序。
书内对节日的计算方法，虽仍为移花接木式“原则上采用国历”，但承认“其不可移者，则仍其旧”（第3页）。除夕正是按农历寻朔计望，“十二月晦日为除夕”，并列举了二十三项礼俗，有保留的旧俗祀先、接灶、守岁，也有增设的新俗百岁钱、年终总检讨、新年预算。陈氏的意见，含蓄地道出了春节于情当存、于理也当存的事实。
余论
当日舆论对一年中两个新年的现象，有批评政府的，有反思社会的。胡适认为，“凡新政府的成立，第一要著时提倡民间正当的娱乐，使人民忘却过渡期中的苦痛，而觉着生活的快乐”，“今日的政府无恩惠到民间，而偏要用全力剥夺民间的新年娱乐，令不能行而禁不能止，则政府的法令更受人轻视了”。黄郛则认为社会上有“二重思想”作祟。鲁迅接着黄氏的话头，认为社会“要想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因为世界虽然不小，但彷徨的人种，是终竟寻不出位置的”。
物换星移，人事代谢。今人何尝不是欢欢喜喜新年过后又新年，大概也少有怀疑自己是“彷徨的人种”，有挥之不去鬼祟的“二重思想”。这也并不是说今人一定比前人高明。孟子云：“居移气，养移体。”环境的作用，一人之身如此，国家社会也是如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患逼迫，国贫民弱，“居”和“养”都在一种汲汲皇皇的失范状态中。国民政府既在失范状态中生存，也力图在废除旧历、查禁春节中造就一种新的“居”和“养”。只是新环境没有告成之前，很难守住心宽体胖的平常心。“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