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张华均和赵明媚。
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的中西部农民向城镇转移意愿分布调查显示，约一半农民工不想进城，66.1%的农民工认为到了一定年龄就回乡。而去年四川省统计局对成都、自贡、绵阳等9个城市的进城务工人员调查后发现，半数以上进城务工人员不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
调查显示，受访者中愿将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不想再回农村的比例仅为14.8%，有53.8%的明确表示不愿转户口、目前只是暂时待在城里，还有31.4%的持观望态度，视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定。他们为何不愿“农转非”?本报记者走进眉山市作了一番了解。
现状
【城里生活得咋样】
时间已过17时，眉山市中心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里顾客摩肩接踵，热闹非凡。28岁的王浩伦身着藏青色西装，显得十分精干。他负责超市板块的网络管理，此时正和同事们在后台紧盯电脑屏幕，不敢有丝毫怠慢。
王浩伦家住眉山市仁寿县龙正镇，目前跟表弟在市区合租一套两居室，每月分摊到他头上的租金是230元。“这占去了月收入的近1/10。”王浩伦出身农村，很会节约。租住地离商场近，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可以省一笔交通费，但必不可少的开支该花还是要花，比如每天30元左右的饭钱。“早晨时间紧上班路上买5元钱吃的，中午在商场楼下买着吃，10元到15元不等。晚饭他和表弟谁有时间谁就买菜做饭，平均每人5元。”他说。
每月算下了，各种开销要1500元到1600元，而王浩伦的收入只有2300元到2500元：“收入要看业绩，业绩好的话奖金会多一点儿。”
2011年，王浩伦大学毕业后就在城市里找了跟所学计算机专业对口的超市网管工作，1年前换到这家商场，仍然从事自己熟悉的岗位。
他早习惯了城市生活，就像城里的年轻人一样，一有闲暇，也会陪女朋友看看电影，逛逛街。
“现在回家反而待不惯了。国庆节放假，在家里待一两天就回来了。”王浩伦对目前在城市里的生活很满意，尽管收入少点，但他觉得比农村更适合他：“农村环境不适应了不说，回去啥也不会干了，倒像个‘外乡人’。”
纠结
【要不要留城里】
要不要留在城市?对于王浩伦来说已是伪命题了。但要不要在城市里买房，他跟家人发生了分歧。王浩伦是独生子，父母希望他留在自己身边。所以，父亲主张在农村建新房。而王浩伦已有购房打算，跟女朋友去市中心黄金地段的楼盘看过。“现在有些犹豫，我们想按揭贷款，主要是首付款有点高，付了首付，贷款慢慢还。”
王浩伦家3口人，有4亩丘陵地，种上了枇杷、梨等果树。对于“能不能用家里宅基地或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住房”这个问题，他避而不谈，只是笑着说：“土地是父母的命根子。”
现在工作的商场为他购买了五险，比农村保险高出很多。但当被问及愿不愿意“农转非”时，王浩伦还是犹豫了。他对完全进入城市后的生活保障有所担忧。“怕工作不固定，收入低，家庭负担重。留着农村那几亩地，在城里，进可攻，退可守。”
据四川省统计局调查显示，在被问及“如果转为城镇人口，您是否愿意用农村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权换取同等价值的城市产权住房”，受访者态度不一，分歧明显，愿意者、不愿意者和犹豫难定者各占1/3左右，不愿意者占比略高，达35.3%，在愿意者中还有32.2%的或愿用宅基地或愿用土地承包权换取城市住房，总体看，受访者对用农村宅基地或土地承包权换取城市住房态度较为保守谨慎。
专家观察
“农转非”需除后顾之忧
四川省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胡俊波从3个层面分析了进城农民工不愿“农转非”的问题。
一是经济层面的问题：农民工不愿“农转非”是从“成本—收益”角度出发的理性选择。这种成本收益比较是从净收入的角度来看的。将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以后，在城市就业所得到的工资总收入减去城市里面购房、安家、生活的系列成本，才是农民工成为“城市人”以后的净收入;同时，成为“城市人”要不要放弃农村的各种权益?如果必须放弃的话，那么放弃的各种权益就成为“农转非”的机会成本。要让农民工安心“农转非”，就必须满足：首先，成为城市人以后的净收入必须为正;其次，在城市的净收入必须大于放弃的农村相关权益。如果这种条件不能满足，那么他们不愿意“农转非”就是正常现象。
二是安全层面的问题：现有的公共服务水平无法为农民工“农转非”提供足够的保障。除了个别试点地区外，目前农村人口实行的还是家庭保障。对于农民工来说，土地是家庭保障的重要基础，也是最后的防火堤。在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的前提下，农民工是不敢贸然“农转非”的。
三是社会层面的问题：农民工群体正在逐渐分化，部分农民工存在社会融入障碍。年龄大的农民工群体，出于社会习俗、生活习惯等，很难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一些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教育、经历等原因，可能对城市生活已经习惯了，反而难以再适应农村生活。
对农民工不愿“农转非”的现象应该正确看待，这是正常现象。因为，我们需要的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人口的城镇化。对于部分农民工来说，他们不愿意“农转非”，可能是目前还不具备成为城市人口的条件，也可能是他们还没有做好市民化的准备。我们不应该拔苗助长，强行推动这部分人群市民化。
他建议，首先，解决农民工的后顾之忧。逐步建立起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改变农村居民主要依靠家庭保障的局面，让农民工能够放心“市民化”。
其次，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各种成本。一是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稳定农民工群体对农村权益的预期，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机会成本。二是进一步完善城市住房制度，放宽对农民工群体的购房限制，加大保障房的建设力度，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各类保障房体系之内，真正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成本。
案例
城里门槛还是多
在王府井商城背后梓潼桥正街上，33岁的资阳小伙子张华均和老婆赵明媚围着一个锅盔摊，整日忙得不亦乐乎。自销加批发每天要做七八百个锅盔，早上四五点钟起床开工，晚上七八点收摊，回去还要做馅。
5年前，张华均靠着卖成都小吃军屯锅盔在成都站稳了脚跟。虽出生农村，但会念“生意经”。锅盔跟肥肠粉是绝配。张华均就干脆把锅盔摊开在一家肥肠粉店里。说是店，其实是停车场沿街搭的棚屋，从外形上看，更符合人们常说的“苍蝇馆子”。
店面算不上高大上，顾客却很多，还有慕名而来的。张华均说，军屯锅盔是成都名小吃。他是在传统名食酥锅盔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原料上增加了鲜猪肉、猪油、鸡蛋、五香粉等;技艺上，采用小包酥的办法，又改进成抹酥的手法，使酥层均匀。
张华均解释说，除了手艺好，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傍着春熙路商圈，人流量大。”地理位置好，房租就高，虽然只占小店一角，但每月房租就要3000元左右。舍得租好门面，却舍不得租好房子住，小两口租住在老旧小区，每月几百元房租。
问起收入，赵明媚咕噜了半天，也没给出明确答案。“比上班强。”“像我们这样的，每月上班也就两三千块钱。”
“孩子要上学，生意想做大。”说起对未来生活的期待，赵明媚接过话茬说，孩子已经3岁了，马上要上幼儿园。“外地人在成都上学门槛很高，借读费明面上说不收了，想上好学校还得交好几万。对我们这种小本生意人来说，那是可望而不可即呀。”说着，她妄自叹起气来。
“还有这店面朝不保夕。马路对面大楼要是建起来，政府如果嫌这边不好看，影响市容，说不定哪天说拆就给拆了。到那时，我们去哪儿做生意。”听老婆这么悲观，张华均赶紧安慰，“事情没那么糟糕，走一步讲一步。实在不行，咱就把这‘军屯锅盔’的牌子扛回老家去。”
张华均这么说，是因为老家有他的牵挂。家里田地都交给父母种了，可总有一天父母要老去，那时他们是回去还是留下，真的很难取舍。回去，挣钱肯定没有现在这么方便;不回，城里又有很多这样那样的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