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关爱帮扶，都比不过让留守儿童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吉安市青原区新圩镇农民杨慧芝，讲了一个事例：一个孩子学习成绩不好，被父母送到武术学校，直到四年级才回到当地小学就读，他总是凭借自己武艺好、力气大，对同学恶作剧，老师很害怕他惹出大祸。这样一个叛逆的孩子，父母常年在外务工，他的实际监护人是90多岁的爷爷。
新学年开始时，学校不想接受孩子的注册，家长找到杨慧芝，希望她帮忙去学校协调。杨慧芝对孩子家长说：“要么你带出去读书，要么你们留一个人在家里看孩子。”
杨慧芝解释，孩子成长过程中不能离开父母。她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减少一个缺乏父爱母爱的留守儿童。
但现实中，农村青年外出打工是增加收入最便捷的办法。很多人在“趁年轻打工赚点钱”的驱动下，让孩子成为6000多万留守儿童中的一员。
杨慧芝说，随着家乡经济的发展，一些工业园区已经能提供一些就业岗位，园区也对在家工作开展了宣传，但是不少打工青年觉得，在家门口做一个辛苦的工作会招人笑话，所以回乡就业的人还不是很多。
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接受采访时说，留守儿童发生的惨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现象。对留守儿童的保护应该进一步强调和明确家庭监护主体责任。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民政厅厅长罗宁也深有体会，一次一位乡干部告诉罗宁，有家长把孩子带到乡政府，说“我出去打工了，孩子交给你们政府管了。”“父母把对孩子的监护责任弄颠倒了。”罗宁说，应该对留守儿童父母加强正面引导，必要时给不认真履行监护责任的父母以处罚。
罗宁注意到，民政部新设立了留守儿童处，“这说明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有人专门做这个事了。”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毕节市副市长冉霞注意到，2月1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作出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
今年两会前，冉霞公开撰文表示，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治本之策一是外出务工农民带着子女进城，务工地政府解决好随同进城孩子的教育问题，另一个是鼓励和支持外出务工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和孩子共同生活。
冉霞同时认为，眼前并不能快速治本，只能通过各级政府、社会和家长形成合力治标，这就需要政府承担必须履行的职责，同时强化父母的监管责任和监管缺失责任追究。
罗宁认为，还有一个现实问题必须关注：一方面是在关爱留守儿童过程中不断加码的工作量，让乡村教师和基层干部超常规工作，身心疲惫;另一方面，一旦留守儿童出事，舆论就会一边倒地质疑政府和学校不作为。“我们应该有个探讨解决之道的氛围。”罗宁说。
这是因为各方权责不明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首次明晰了政府、家长、教育部门的权责关系。
意见首先写明了家庭监护主体责任，要求外出务工人员要尽量携带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或父母一方留家照料，暂不具备条件的应当委托有监护能力的亲属或其他成年人代为监护，不得让不满十六周岁的儿童脱离监护单独居住生活。
意见同时写明，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建立翔实完备的农村留守儿童信息台账，一人一档案，实行动态管理。
这份意见还提出，要推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留守儿童保护。意见认为，应该加快孵化培育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机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志愿服务组织，民政等部门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其深入城乡社区、学校和家庭，开展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指导、心理疏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和家庭关系调适等专业服务。
罗宁认为，这个意见厘清了各方的职责，“大家的目标都是为了孩子健康成长，应该形成合力。”
她计划在两会后推动贵州的民政部门进行一个尝试：在未来购买社会服务的计划中，增加“留守儿童关爱”项目，公开向社会招募留守儿童保护权益的专业社会组织，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事业中去，“改革和尝试的空间还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