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过了年,我就进五十岁天命之年。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近日临近起床之前的一场似乎算得上刻骨铭心的春梦,重新将我带回了三十年前那场二十岁的青春记忆。
在梦中,我与一位老同学坐在暖暖的海边沙滩椅上,朗诵着前几天在网上刚刚读过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当读到动情处,无数怀旧往事瞬间涌上心头,历历在目,恍若昨日,竟然心头一紧,老泪纵横!
整整三十年前的1986,我正好整整二十岁。
那是一个在河殇与海兴之间纠缠不清、却总是令人心潮澎和激情燃烧的年代。海洋意识兴起之际,一波波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思维大潮不断袭来,连以正统自居的央视,也随波逐流地用一个“潮”字为题,策划了一系列的港台音乐专题片,正式将一度被视为禁区的港台音乐、当然也包括港台文化引入了内地。
正值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一个没有见过任何世面的小城文艺青年,在波涛汹涌的裹挟下,不知所措地寻找着自己的人生导师。但现实何期骨感!
谋生之余,除了在只有县团级才能看到的内部报刊《参考消息》上了解世界风云和宏观大势外,还利用看完的报纸练习书法,鉴赏图画,并由此进入历史和文学,从中寻得人生的一些座标。、
可是这些偌大的世界和遥远的历史必竟遥不可及,于是向中央美院的刘海粟先生写过拜师信,虽然被一封回信以“刘先生事务繁忙,无法满足你的要求”为由拒绝并黯然神伤许久,但现在想来,这或许也是一种幸运吧?
贼心不死,在一本《八小时之外》的杂志上又看到了李苦禅先生与自己的“编外学生”、北京二十八中学的一位李姓老师(记忆如此)的师生善缘,于是再度写信向这位中学老师求教。没想到,竟然收到一信热情洋溢的回信,语言朴实真诚,一度让年轻受伤的心大为回暖。特别是那宛如行云流水和春蚕吞丝一般的蔓妙字迹,更是让人沉迷!曾经一度打定主意,想到北京正式拜会,但在生计与性格的多重制约下,终未成行。不过,后来委托一位在京同学前去拜访,竟也获得了善意的一面之缘。遗憾的是,这些来往信件包括诸多的记忆性收藏,都在居无定所的漂泊中流失了……
年轻的梦想总是无处寄托,当地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和唯一的一家文化馆,成为了精神的迦南圣地。
看到我的这份失落,一位在文联工作的前辈出主意说,你如此喜欢书画,不如给人们去画炕围子或是中堂什么的,甚至,画装死人的棺材头,也能挣钱。
当时的农村刚刚开放,多数家庭还是火炕为主,在与墙相连的左右两侧墙壁和前窗台周围,人们多用报纸装裱并再贴上一层硬质纸,然后在边沿画上各种装饰图案,在中间处贴上当时流行的大幅画像;而中堂,做为一间屋子正中最重要的标配,甚至代表了家庭生活水平的高低。前辈从谋生的角度出发,显然非常实用,但对我无异于冰水浇头:看似丰满的梦想,在生存面前原来如此不堪一击!
还是贼心不死!一次次在书店中例行淘宝,看到了已经部份解禁的民国大家散文,知道了后来被树为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的胡适先生,但在当时,他还没有被大陆脱去“从新文化战士到过河卒子”这样的官方定论。而民国大家的散文,那时候读起来只有淡淡的小资生活和哲理说教,似乎缺乏业已习惯了的红色作家魏巍作品的那种让人大呼过瘾的革命激情。不过二者的调合与消解,到也算是改革开放文化的多元化表现了吧?
二
在书店淘宝的过程中,偶然看到一本当代艺术散文的选本,出手买了下来,回家通读一遍,发现前面所有的现代作家作品除了源自农村的革命散文贯有的老生常谈以外几无新意,于是一闪而过。反到是名落孙山的最后一篇南京中山大学中闻系新晋学生程士庆的散文作品---《二十岁的坦白》,一下子震憾了我。---这位青年才子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以个人所见,其文字功力也是远超书中所有人的,甚至,在当代散文作品中也属精品。
后来想想,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晋大学生当代名家放在一起,也算是了破惯例,给足了面子,足见编辑的重视程度。之所以放在最后,当是出于政治正确和人情世故的考虑,这样的安排,也是最“合理”的。
为了证明我的认知正确与鉴赏水平,不妨摘录几段于此,以飨读友:
经常喜欢一个人在一个朦胧的雨天,呆呆地阅读雨滴在玻璃窗上写下的湿漉漉的文字,默默地开始守护起一个也许是刚刚诞诞生的秘密,体味到一种涩涩的不是滋味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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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明明意识识到自己在做了某件事后会后悔终生,甚至有时明明知道会有怎样一种相反的结果,可是我仍然固执地走向悲剧、走向悔恨?
我就这样做了,仅仅是因为我很自卑。我要以失去自己最不能失去的来证明我还行,我还能战胜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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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会大笑的,因为我大哭过;我还会大喜的,因为我有过大悲。
我更愿意将我生活中那些可以称之为挫折的遭遇看成是一种能极大地丰富和延长我短暂人生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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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我感到自己太老的时候,我便悄悄地来到黄昏的海滩,默默地将自己在这里写下的文字装进漂瓶,寄给远方的不知哪一个朋友。然后,我就轻轻地躺下,静静地等待晚来的潮汐把我带走,不留一丝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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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不是柏拉图,但也没有成为登徒子。这种事都是过眼烟云,我可是要干的事挺多。我想我一定得证明点什么,否则到头来我真是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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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我今天依然不改对它凄美与文艺的赞美与肯定,所以,那时才二十来岁的我必然会反复阅读,再三品味,将文字与自己的生活融而为一,努力地实践着,印证着……
后来若干年,我都一直没搞明白:到底是这缠绵的文字代言了我的青春,还是我反而成为了这青春文字的代言人?说实话,这事儿确实很难说得清楚,因为,我们已经精神合体:他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他的。
直到不久前,在我刚刚结束前半生的漂泊生活之初,才有闲暇之心重新找出这本几乎幸免于难的“老”书,看着文字下面已经有些由红变黑的圆球笔划线,难免沉思良久。然后,身不由己地按着书上作者的名字,在电脑上百度了一番,终于发现了那个令我神魂颠倒的青年才子、我青春生命的另一半:程士庆,现在正在南京一家不太出名的杂志社担任一个副职。
当青春之火燃烧殆尽,转而放弃诗与远方的漂瓶式浪漫与抽象,回归自己热爱的文字工作本身,当一名编辑,也算是学有所用,术有专攻。有言道,在三十岁前,我们到处寻找大师;在三十岁后忽然发现,大师就在自己的心中。也许,在人生三十而立之后,这是他已经找到正确的人生方向才作出的选择,这似乎也是多数文学青年难以逃脱并心甘情愿接受的人生宿命。
虽然我在努力地为自己、也为偶像找理由,但我的内心还是固执地认为:人生从来并不只是如此,诗与远方永远存在,但像这样如流星滑过的青年才气和激扬文字,落得今日的沉寂与平常,这个结果,实在让我觉得落差太大,甚至,有一种恨铁不成钢、想要绑架他人理想和人生的感觉:高晓松可以“玩音乐”,玩人生,周游列国,玩诗与远方,你为什么不能?
另一位散文作家的话犹言在耳:人类登上月球尚不能脱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做一个俗人。---难道这就是人生,是多数同龄人在天命之年唯一的共识?
当我有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时,一位同伴反问:你和你的偶像具有高晓松那样的家庭背景、大院背景、并且生在帝都、并且能与冯小刚们一起玩吗?我顿时无语低头……
高晓松式的诗和远方显然遥不可及,红墙贵族的浪漫更非草根文艺所及,梦想与现实中间的鸿沟对草根来说,或许穷尽一生也难以填平!
三
当独自在海边放一个漂瓶的梦想持续了十多年后,网络社会来临了。再后来,当更多人用手机功能将一个个电子漂瓶像发射火箭炮一般密集地射向虚拟社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再是远方的诗情浪漫,而是周边可以想见的物理距离当中“约炮”运动的兴起。
久被压拟的人类野性,在网络空间支撑下,在陌生人群当中,一时之间得到报复式的倍级总爆发!约炮、车震、开房、插足等一出出狗血剧不断上演,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文化忽略人性的虚伪,更是直接摧毁了80一代文艺青年的精神图腾,也革了文青们的艺术小命!宋庄艺术家们的行为艺术,不但证明了艺术本身的生命力和冲击力,也证明了这个娱乐时代的革命情消解能力,至于应不应该响应生育二胎的伟大号召,则不在这些差位式性爱的考虑之中。
才子佳人式的浪漫虽然同样会出现第三者插足的后果,也同样会引起正常家庭破裂的风险,但那种欲说还休,欲作还走的唱合与婉约,多少还是在复杂和繁琐中保留了一些文化的高雅基因---在文化的掩护下,也多少保留了一些文艺的颜面;而现在这种直来直去的赤裸裸的大众化“约炮”,并且有些还借用了神圣的“漂瓶”的名义,让爱情瞬间成为“搞破鞋”的同义词。
我在文艺的残余灯火下,幽幽地看着这一切,感到了生命在时代节奏面前的无奈和落伍,于是,在一个阴暗的角落中,也开始有些”震精”了……
漂瓶、诗与远方,在原始殖民主义时代的鲁宾逊式漂流中,显得过于超现实主义;在李安的《少年派的独自漂流》中,似乎也同样无处安身,但在后工业化时代的中国,在网络主义的解构下,浪漫与梦想明显已经毫无价值可言。
不论是鲁宾逊还是高晓松,如果没有成功的商业策划和资金赞助,在今天恐怕已难成行。至于代表了美利坚精神的五月花号远航,更是早已失去了可供选择哪怕一寸登陆地点的可能。历史就是这样被强人们戏说着,被权力的黑手不停地圈占着地球上的每一寸土地。
勿庸讳言的是,越来越多生于城市、身在水泥森森中的城市奴隶,祖先的拓荒精神已不复存在,正在沉迷失微信“摇一摇”的虚拟快感当中。安于现状和小资情调,外加将“约炮”当作生活的“味精”,正在调济着每一个难捱的夜晚和周末。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在城市每一处幽暗的角落,都可能隐藏着车震进行中的一个个真人秀演出,所以当有一次外地出差,向路边一辆轿车请教问路时,遇到的却是一个善意的尴尬。
这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足可证明:更多的市井大众从此已经没有了苦难,也没有需要用诗来抒发浪漫,需要用远方来寄托怨恨和梦想的必要。前三十年喊破了嗓子也没能实现的解放全人类的目标,似乎已经率先在国内变为现实。所以可以说,自从有了网络,有了手机的“摇一摇”,漂瓶已然不复存在的必要;有了城市人群的交错式混搭,远方的可望不可及已显得成本过高,同样失去了存在价值;在个别场景中,有一个贪官甚至为情妇专门设地了楼上楼下的便利条件,于是,他提前进入了共产主义。
这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漂瓶与梦想不再抽象而廉价万分;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诗与远方只剩下性和欲的发泄与抓狂,哪怕精尽人亡也在所不惜!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后来我也暂时感到了空前的满足:我会在每一天睡觉之前,深情地仰望着辉煌的夜空,环视一处处楼房窗户中透出来的暧昧光线。城市生活的繁华与脉动,最起码让我已经忘掉了边远社会夜晚时分的黑暗、寂寞和孤独……
生活与文艺,中间距离如此逼仄,如此交合,这是当前娱乐至死的新文艺吗?我们既不是登徒子,也不是柏拉图,如此这般,哪怕是二位哲人重生,恐也给厘得清楚,这实在是让人上可忍,孰不可忍(偷笑中……)!
四
当我们步入社会,心中的梦想是面朝大海,迎接海子诗中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当我们迷茫无助时,则梦想着在海边悄悄地寄一个漂瓶,然后静静地死去;当我们蓦然发现朋友间已经儿女成行,少年渐多,故人频去的时候,不论自己如何掩饰,却总不能不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已经老了?
当生命的新陈代谢成为常态,一切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如同春风夏雨秋月冬雪的季节轮替一般,大家都在逐渐长大、变老。当几次在街坊间被人偶然尊称为“爷爷”的时候,从陌生人的自然视角给出的定论,等于几无争议地为人生黄昏判了无期徒刑!
只是,我们还不情愿地接受这个人人忌讳的现实,所以身边的同龄人总是在以“心态很年轻”来掩饰真实的生理年龄。但是,除了得到些许自慰,我们还能留住岁月、收缴并打烂岁月这把锋利无情的杀猪刀吗?
看看疯狂的广场舞大妈,看看公交车上最积极抢座的是哪些人吧,这些被人戏称为“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人的年龄段吧,虽然我们不见得是其中的一位,但能否认这些红色老人们的真实生成年代吗?你能否认与他们不是同时代的同龄人吗?
有一个女性曾经要我将她的不幸婚姻史当作文学素材,并可以免费提供给我的时候,我几乎同步想到的是:像我这样从底层逃亡而出、历经磨难无异于再生的人生故事,尚且显得毫无市场需要的励志功能而被无限搁置的当下,一个靠享受着国家财政和部门补贴进行工作和生活的后小资,那一段幽怨有余而婉约和文艺明显不足的普通婚烟变局,哪还值得浪费本已劳碌不堪的中年妇女们的怀旧泪水和欲显稀缺的纸巾资源?
我给她的安慰是:文艺和艺术本身是残缺不全的,所以电脑设计的几何图形永远不是艺术,远不如一个出土的尿壶有价值;更重要的是,没有失败的婚烟本身就是失败的,所以要学会用文艺的视角去审视这个扯蛋的世界---用扯男人的蛋来致你已经逝去的青春和婚姻,这是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的另一种解读。
其实我想说的是,更年期的女人话多事多,除了跳广场舞和抢占座位之外,与同窗说说内心痛苦到也无妨。不过身为党员,要遵守妇道,尽量不要约炮,或者小心车震,避免给党和政府添乱,让组织放心,才是好同志。
我必须坦白地讲,五十岁的男人同样不再文艺。在每次乘车时看着那些不顾上下班劳累,斜依着车厢栏杆的年青人陶醉于音乐而一幅无所谓的样子,自己却总是不由自主地想着在第一时间快点找个座位休息一下,其实不论是心理需求还是生理需求,都在证明我们终究还是老了……
老是人生的重要一步,但也预示着下一步的可怕和难言。当我们的思维还不能坦然地正视死亡之际,我们已经老了。可怕又可贵的是,三十年前种下的二十岁的梦想火种,在人之将老的今天虽然已显残灯败火之相,但竟然还没有彻底熄灭,还在继续断断续续地萦绕于心灵深处。
前文明时代的漂瓶已然不再为这个时代所需要,诗和远方也正在被我们非常独断专行地寄托于下一代的身上,而面向大海等待春暖花开的执着,还在支撑着我们艰难又坚强地活下去---这不,当我睁开朦胧的睡眼,忽然发现,窗外已是满眼春色,春天,已经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