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明勇 唐睿谣
充分发挥乡村生态资源禀赋，运用习近平“两山”理论和法治理论，推动“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的生态“农、文、旅”创新创业，是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核心引擎。但是，随着数字化、智慧化时代的到来，法治赋能创新创业实践中也面临着诸多新旧困境和痛点，其具体表现为，一是乡村创业企业同质化竞争严重，部分乡村创业主体盲目复刻外部成功经验，忽视本地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差异的独特性，“过度市场化”的无序竞争，进一步削弱乡村民企的生存韧性；二是乡镇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失衡等问题突出，据中国银行业协会调查，50人以下微型企业银行贷款占比仅56%，远低于大企业的72%，其核心症结在于乡村中小微企业缺乏适配的信用评估标准，在此背景下金融资源持续向头部企业倾斜，乡村创新创业主体的资金链压力显著；三是乡镇数字基础设施不足，数智法治机制不完善，转型进程滞后，且法治保障缺位，数据共享壁垒、隐私保护空白等问题，使得数智技术与农业产业融合受阻，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偏低，各类涉农纠纷难以通过数智化方式高效化解。这些痛点相互交织，成为制约乡村振兴与创新创业的关键梗阻。
党建引领资源资本化创新创业，数智法治夯实产业规划基石
乡村创业企业面临的同质化竞争与零星化分散经营问题，究其本质是“本地资源禀赋转化不充分”与“市场规制缺位或错位”的双重困境。首先，不少主体盲目复制外部成功经验，忽视乡村自身的异质性资源禀赋，导致产业趋同。其次，分散化经营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并且同质化的无序竞争又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削弱民营企业生存韧性。最后，在“资源-资产-资本”的转化过程中不仅面临着资本的逐利性可能侵犯弱势群体利益，而且资金来源单一、市场化运作的不规范。因此，要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耦合的作用，以“党建引领资源资本化+数智法治”的驱动力量为核心路径。
从理论上来看，根据法哲学“同质与异质”辩证关系，市场主体应享有平等法律地位，但需要适配差异化规制，这与《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要义高度契合。因此，党建引领下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既是破解乡村创业同质化竞争的关键抓手，也是推动“资源-资产-资本”有效转化的核心保障。
具体而言，第一，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带头作用，通过党建搭建基层各阶层治理桥梁，以“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协同发力破局，先推进乡村资源的确权登记，组建党员干部牵头的乡村产业规划专班，联动高校、行业专家深度调研本地异质化要素，构建“资源禀赋清单+产业适配图谱”，从源头规避盲目复制引发的无序竞争。第二，以政府引导性资金作为“种子资本”，撬动乡贤、党员、商贤投资，整合社会资本与村民闲散资金组建合作性经济组织，将分散资产集中转化为规模化资本，实现示范化、集约化经营。第三，同步建立“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公益反哺”的利益共享机制，切实保障弱势群体权益。
针对企业经营者逐利倾向可能引发的利益侵犯问题，需依托数智化和法治化手段构建弱势群体保障机制。一是搭建整合经营数据、资本流向等核心信息的数字化共享共治平台，实现资本运作全流程透明化监督；二是以法治手段明确合作章程与权责边界，打击无序竞争，最终形成“信用约束+法治保障”的双重规制，确保资本良性诚信运行，实现乡村产业差异化发展与村民共同富裕的振兴目标。
创新小微企业信用评价机制，再造孵化融资数智治理新机制
乡村企业大多数为小微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困境。第一，融资难的主要原因是传统信用评价机制忽视了乡村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导致中小微企业丧失评价机制而被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第二，融资贵是由于金融机构难以精准掌握乡村各小微企业的经营实况，多采取“一刀切”的信贷政策，缺乏适配不同业态的定制化服务。第三，融资慢是因为乡村融资流程法治保障缺位，既未明确金融机构的普惠义务，也未建立有效的风险共担与信用奖惩机制，导致金融机构“不敢贷”、企业“用不好贷”。因此，这些困局破解的关键在于以数智赋能为支撑、法治保障为底线创新小微企业孵化融资信用评价新机制。
从法哲学理论来看，人是“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抽象人与具体人”的统一，因此，根据《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强化乡村振兴金融支持”的精神，金融服务既要坚守“抽象人”视角下平等保护的普惠底色，又要立足“具体人”视角去尊重乡村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实现精准赋能。
具体而言，金融服务首要任务是以数智技术为抓手，重构适配乡村场景的信用评估体系。首先，在党建引领下搭建“政银企乡贤”多元协同平台，由党员干部牵头组建金融服务专班，联动金融机构、行业协会、乡贤代表建立跨主体数据共享机制，打破政务数据、企业经营数据、乡村信用口碑之间的“信息孤岛”。其次，在评级标准设计上，除基础财务指标外，将党员带头创业记录、诚信经营村民口碑、乡贤担保背书、村集体信用推荐等乡村特色信用要素纳入加分项，针对企业不同业态特性，形成差异化评估体系。最后，依托数字政务平台实现信用数据实时更新、动态评级，让金融机构清晰掌握企业经营状况与信用水平，为信贷决策提供精准依据，从源头解决“评不准、贷不了”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一是需要以法治规范融资全流程，平衡金融活力与风险可控性，筑牢机制运行底线。二是通过地方立法明确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义务，禁止设置歧视性信贷门槛。三是立足“具体人”理念，以法规形式要求金融机构针对不同信用等级、不同业态的企业开发定制化产品。四是建立“政府补贴+乡贤担保基金+保险兜底”的三方风险共担机制，通过立法固化三方的风险分担比例、资金来源与操作流程，降低金融机构信贷顾虑，以法治手段引导企业主动重视信用建设。
总之，通过“信用评级为核心、数智赋能为支撑、党建统筹为纽带、法治保障为底线”的耦合机制，既能让乡村小微企业的信用“看得见、评得准、用得上”，又能推动金融资源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最终实现乡村小微企业孵化成长与乡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双向赋能，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
夯实数智法治基础设施基石，开拓纠纷多元治理新路径
当前乡村在数智化转型与纠纷治理中面临多重梗阻，一是数智基础设施“供需失衡”，乡村的数字基建薄弱，导致数智赋能“落地难”；二是纠纷治理依赖线下跑腿，缺乏线上化、智能化平台，既增加村民与企业的时间成本，又难以快速响应涉农纠纷需求；三是乡村缺乏专业技术人才与合规指导，资源的数智化转化滞后。要破解这些难题，需构建“党建统筹+基建提质+法治护航+多元共治”的一体化路径，实现数字技术与制度保障的同频共振。
从理论与政策层面看，法哲学“治理现代化”理念强调治理体系需兼顾“系统性”与“价值性”——既要通过技术赋能完善治理架构，又要坚守公平、效率、安全的价值导向，这与《十四五规划纲要》中“健全乡村振兴治理体系”“加快数字乡村建设”的双重部署形成深度呼应。
首先，需要党建牵头推动数字基建提质扩容，筑牢数智转型的硬件基石。由基层党组织作为统筹主体，联动通信运营商、科技企业、地方政府形成投入合力，制定“乡村数字基建专项规划”，优先将数智基础设施向农文旅核心区、产业园区、智慧农业示范区覆盖，并重点搭建乡镇级“数智纠纷化解平台”硬件体系，从根本上解决纠纷化解“线下跑、效率低”的痛点，让数智治理有“硬件支撑”。
其次，需通过多元协同激活数智转型的内生动力，推动“技术赋能”向“治理提效”转化。依托党建统筹优势，联动高校科研机构、科技企业和乡贤群体对返乡创业青年、小微企业主开展定制化培训，重点覆盖数智技术应用等场景。此外，挖掘乡村非遗、民俗、红色文化等资源，通过数智技术打造线上文化展馆、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既实现文化传承，又为乡村产业注入新动能，让数智转型有“活力源泉”。
最后，需以数智平台为载体开拓纠纷多元治理新路径，提升化解效率与精准度。吸纳退休法官、退休检察官、执业律师、乡贤调解员、农业技术专家入驻平台，建立“法律专业人士+行业专家+乡土人才”的复合型调解队伍，针对涉农合同纠纷、土地流转争议、农产品质量纠纷等不同类型，智能匹配对应领域调解员。
通过“党建统筹引领、基建夯实基础、多元协同赋能”的一体化路径，既能破解乡村数智转型中的基建失衡、动力不足、纠纷低效等难题，又能构建起更具韧性的乡村治理机制，最终为乡村振兴注入长效动力，实现“数智赋能+纠纷善治”的双重目标。
兴农创新的痛点破解与乡村振兴的实现，本质上是法哲学理论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具象化过程。数智技术为创新提供工具支撑，而党建引领下的法治则为其划定轨道、筑牢根基。从差异化产业规划到精准化金融支持，再到系统化治理升级，唯有将法哲学智慧融入数智乡村建设全过程，以党建聚合资本、乡贤、技术、人才等核心要素，以法治保障五大振兴与多元治理协同推进，才能真正破解发展瓶颈，让乡村振兴在法治轨道上稳步前行，书写新时代乡村发展的新篇章。
（作者为河北金融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