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继晔 李健
【摘要】3月1日，一则重磅消息震动全球——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遇刺。 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中东地缘格局进入剧烈重构期，更将深刻影响全球能源贸易的货币锚定逻辑。当金融制裁日益工具化、常态化，高度依赖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全球支付体系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在此背景下，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人民币跨境支付新体系，已从长远规划上升为“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紧迫任务。 2026年1月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接连发力：修订《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规则》、发布跨境同业融资新规，并与香港金管局携手将离岸人民币资金安排扩容至2000亿元人民币 。这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为应对地缘变局、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关键的协同窗口。
一、 格局重塑：地缘变局下的支付体系重构逻辑
当前，全球90%以上的跨境支付依赖以SWIFT为核心的传统体系。然而，这种高度中心化的架构在近年来日益显露出其地缘政治工具的属性。中东作为全球能源的心脏，其支付清算流向的变化，将直接牵动全球货币体系的神经。
哈梅内伊遇刺事件极可能加速中东国家寻求“去风险化”的支付替代方案。对于中国而言，这既是挑战更是机遇。单纯的货币国际化已不足以支撑大国金融安全，必须向“金融基础设施输出”跃升。 2026年1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宏观审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优化人民币清算行布局，更好发挥货币互换作用” 。这为我们在动荡中构建新体系指明了方向：以基础设施联通为基石，以制度型开放为引领，打造不受第三方制约的跨境支付生态。
二、 制度破冰：央行新规释放的“供血与输血”红利
任何支付体系的构建，都离不开充沛的流动性与清晰的制度规范。2026年2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同业融资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正是这一逻辑下的关键落子 。
该《通知》的核心创新在于引入了“逆周期调节参数”，将境内银行人民币跨境同业融资的净融出余额与资本水平挂钩。这意味着，央行可以根据离岸市场流动性状况和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动态调节“水龙头”。这改变了以往分项管理、刚性约束的模式，赋予了银行在统一额度内灵活调配资金的自主权，即“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业务”，引导银行形成风险中性理念 。
与此同时，香港金管局将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总额度倍增至2000亿元人民币，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离岸流动性“缓冲池” 。这一安排允许银行向企业客户提供不仅限于贸易融资，还包括资本支出和营运资金的人民币贷款，真正将人民币从贸易结算货币向融资货币和计价货币推进 。内地“供血”机制的宏观审慎调节，叠加香港离岸“输血”枢纽的扩容，构成了支撑新支付体系的双引擎。
三、 技术赋能：数字人民币2.0与CIPS的“双轮驱动”
制度创新需要技术支撑才能落地。2026年1月1日，数字人民币APP升级至2.0版本，钱包余额开始按活期存款计息 。这一看似微小的变化，实则意义深远：它使数字人民币具备了价值储藏功能，从纯粹的支付工具向真正的“货币”迈进了一大步，为其大规模应用于跨境结算扫清了关键障碍。
更值得关注的是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的实质性突破。截至2025年末，mBridge累计处理的跨境支付交易折合人民币已达3872亿元，其中数字人民币在各币种交易额中占比高达95.3% 。阿联酋与沙特中央银行已正式参与其中，2025年11月，阿联酋通过mBridge向中国成功发起跨境支付，标志着平台从试点走向生产应用 。
新版《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业务规则》于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首次将数字货币研究所纳入通知范围，并确立了“零余额、不透支”的结算最终性原则 。这为数字人民币与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深度融合奠定了法律基础。未来，通过CIPS的全球网络（截至2026年初，直接参与者190家，间接参与者1567家），结合mBridge的实时对接能力，人民币跨境支付有望实现“支付+结算+融资”的一体化闭环 。
四、 空间布局：“香港定价+大湾区结算”的双中心格局
面对中东变局，我们亟需一个清晰的空间载体来承载这一新体系。“香港定价+大湾区结算”的双中心格局，正是基于两地比较优势的战略设计。
香港作为离岸定价中心，其使命在于形成“中国价格”。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枢纽，拥有深厚的金融市场基础和与国际接轨的法治环境。2026年1月，央行副行长邹澜明确表示，将支持香港金管局增加人民币资金规模，并探索拓展人民币债券作为离岸合格担保品的机制 。依托这一优势，香港可适时推出以离岸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等大宗商品合约，锚定数字货权凭证交割，逐步建立8大类战略商品的“中国价格指数”。这不仅能打破现有能源计价体系的路径依赖，更能为产油国提供一种全新的、不受美元汇率波动干扰的定价选择。
大湾区则专注于在岸结算与技术服务。 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可建设数字货权登记结算中心，依托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实现“交割即付款”。这种将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三流合一的模式，能极大降低贸易融资风险，尤其适合服务广大中小外贸企业。当前，央行云南省分行已在2026年部署“加快数字人民币边贸场景建设”，探索一体化跨境人民币流动管理机制 。大湾区的探索将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技术+制度”经验。
五、 紧急应对：针对中东能源贸易的专项行动
时间窗口稍纵即逝。针对中东地缘变局，我们需推出更具针对性的紧急措施，将人民币在中东能源贸易结算中的占比从目前的不足5%迅速提升至25%左右。
首先，构建人民币紧急清算通道。 授权中行、建行等国有大行与中东主要产油国央行签署或续签本币互换协议。值得关注的是，2023年底，央行已与沙特央行签署了500亿元人民币/260亿沙特里亚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与阿联酋央行续签了350亿元人民币/180亿迪拉姆的协议 。下一步，应通过CIPS系统为这些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和能源企业设立7×24小时不间断服务的“绿色通道”，确保在极端情况下能源贸易清算不中断。
其次，设立中东能源贸易稳定基金。 初始规模5000亿元人民币，由央行通过逆周期调节参数进行动态管理。该基金并非简单的财政补贴，而是运用市场化手段，为受地缘冲突影响的能源贸易人民币结算提供汇率风险对冲和流动性支持。当国际油价或汇价剧烈波动时，该基金可以入场提供双向报价，平滑市场波动，给予交易对手方以坚定的信心。
六、 风险防控与国际规则对接
在加速推进的同时，必须将风险防控置于首位。新的跨境支付体系需要构建三道防线：
一是宏观审慎监管防线。 充分利用新规中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对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双向监测”。建立季度压力测试制度，模拟极端情况下（如主要参与者断直连、流动性瞬间枯竭）的系统韧性 。
二是技术合规防线。 在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中内嵌反洗钱（AML）、反恐怖融资（CFT）合规要求，实现“可编程监管”。通过在粤港澳大湾区设立“监管沙盒”，允许创新业务在小范围内先行先试，待成熟后再向全国乃至“一带一路”沿线推广。
三是国际规则制定权。 规则的背后是利益。中国应积极主导制定《数字货权凭证统一规则》，推动CIPS的技术标准成为区域性通用标准。同时，可设立1000亿元人民币的“一带一路数字货币合作基金”，鼓励沿线国家参与mBridge和CIPS建设，分享中国金融科技发展的红利 。
七、 结语：从货币国际化到标准输出
2026年3月的中东变局，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缩影。它以一种剧烈的方式提醒我们：金融基础设施的自主可控，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站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中国拥有前所未有的政策协同优势——央行新规释放的制度红利、数字人民币2.0的技术突破、香港离岸市场的深度、大湾区实体经济的腹地，构成了一个近乎完整的“制度-技术-空间”三角支撑。
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让人民币成为中东能源贸易的结算货币，更是要构建一个开放、包容、普惠的新型跨境支付体系。这个体系以数字技术为底层，以宏观审慎为边界，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归宿。它将是中国从“货币国际化”迈向“金融基础设施输出”的历史跨越，也将为动荡变革中的世界提供一种更加多元、更具韧性的金融公共产品。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书写好“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开篇之作。
